关于司马迁之死
司马迁之死是有问题的。
裴骃《史记集解》在《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最后一句下,引卫宏《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狱?
死而?削。
陈”寿去之《三。国后志坐·举魏李志陵·,王陵肃传降》匈:奴“帝,故(曹下叡迁)蚕又室问。司有马怨迁言以,受下?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葛洪《西京杂记》(伪托为刘歆遗书)卷六:“〔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王下肃迁所蚕言室与。卫有宏怨大言抵,相下?同?狱,死?虽。”不及“下狱死”事,但明言武帝“隐切”(心怀刻毒)。司马迁以直言之故,至魏明帝时犹被“切齿”痛恨,可见其遭忌之深。
葛洪殆即根据卫宏,或者与卫宏同根据另一史料。
“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
司马迁死得有点不明不白,其实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露了一些痕迹。班固序述司马迁生平只到转录了《报任安书》而止。《报任安书》是充满了“怨言”的。传后的赞里面说:“呜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即指《报任安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文以悼叹出之,在“既陷极刑”之后,又悲其不“能保其身”,足见司马迁之死确实是有问题了。
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
这些话里面说的是“今”,当然是指离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召开之年)不远的年代,而同时所指的“或”,当然也会是离始元六年不远的人。这样的人既“下蚕室”,因而“载卿相之列”,而又“就刀锯而不见悯”,这所指的不可能就是司马迁吗?《汉书》明明记载着“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尊宠任职”,这可以说是“载卿相之列”的。“就刀锯”当然也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既“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不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吗?司马迁到了三国时代都还为曹丕所“切齿”,西汉的读书人要说他“就刀锯而不见悯”,也正合乎情理的。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年)十一月。依据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来计算,到太始四年他刚好满了四十二足岁。因此,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按司马迁年四十二岁”和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司马迁于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年)“年二十八岁”便并不矛盾了。只是前者说的是足岁,后者说的是虚岁,故相差一年。
这位伟大的历史家在既受宫刑之后,又得到不自然的死,是愈益足以增加我们的敬仰和惋惜的。关于司马迁下狱死事,前人多不相信;但从种种材料看来,没有坚实的理由可以完全加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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