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与教育
天才——天才这一个名词,用得比我们中国再滥的国家,恐怕没有了。譬如把中国的新兴文艺来说,我们的喊声虽然很高,但是究竟有什么作家在那里?我记得前两月在《觉悟》上看见有人说鲁迅说过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我承认鲁迅这句话绝不是目空一切的傲语。的确是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不怕以作家自命的很不乏人,但是我们请平心静气地问一问:中国的小说界有没有半个托尔斯泰、契和甫、戈里奇?中国的诗坛有没有半个波多雷尔、费尔冷、费尔哈冷?中国的剧团有没有半个易卜生、斯特林普、威德肯特?但是天才的字眼却在中国是常见的了。
英国的道生(E.Dowson)在诗坛上闻名的时候,大卫生(John Davidson)说过一句话:“虽说出现了一只燕子,不会便是夏天呢!”他这句话,虽不免带有几分我们中国的名产“文人相轻”的臭味,但是我们要褒贬一个人,的确是不能轻易下断语的。一只燕子飞来了,不能便说是夏天,然而中国的夏天好像只消要一只燕子飞来的光景。我们批评人的时候,动辄爱用“天才的作家”等类的字眼,严格地说,中国实在连作家也没有,天才更在哪里呢?而有一辈狡猾的人,因之竟把天才来作为骂人的用语了。我们受人赞扬是天才的时候,应该晓得肉麻;受人唾骂为天才的时候,应该晓得愤恨。
天才究竟是什么物件呢?我们不能和龙卜罗梭(Lombrosso)表赞同,说他便是狂人。我们也不能和一般俗见苟合,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天才与非天才的区别,不包含有数量以上的意义”——意大利的哲学家克罗采氏(B.Croce)这个见解,我以为比较公平而合理。天才是人,绝不是人以外的什么怪物。他与凡人的区别只有数量的相差,而没有品质的悬异。譬如对于美的感受性这便是在极原始的人也是有的,文艺家的感受性不过比常人更丰富,更锐敏一点罢了。更以数字来表示时,常人有四十分的,天才有八十,两种的差别就只有这么一点。并不是天才是香油而常人是臭水,天才是黄金而常人是白石,天才是仙人而常人是猴子。
天才所得于自然的是“天赋独厚”,然而自然对于天才的恩惠也只有这么一点。专靠天赋厚是不能成功为天才的。譬如同样的两粒种子,一个落在沃土,一个落在沙碛,它们的发育如何,我们可以不待实验而前定了。
照生物学上说来,一切生物的年龄可以活到它成熟期间的五倍或八倍,人的成熟期间有说是二十年,有说是二十五年,加以五倍或八倍的数量,人总可以活到一百岁以上了。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人能活满自己的天寿的,实在极少,极少。精神上的发展也大概是这样。不怕赋有一百分的天赋的人,但是没有机会使他发展,成者只发展得到四五十分,结局只不过同凡人一样,或者连凡人的结果也还不如。譬如只有五十分的天赋的人发展到了四十分,当然比有一百分天赋只发展得二三十分的,其成果更占优势了。我们如用体育来打比,羸弱的儿童卫生得法,比壮健的儿童完全不讲卫生的更能发育。这是易明的事实。
“人生七十古来稀,世上难逢百岁人。”——我们可以照样的说:天赋发展到七十分的从古以来少有,发展到一百分的恐怕更是千载难逢。
发展人的天赋的是什么?便是教育——广义的教育。教育的至上的目标便是使人人完全发展其所有的天赋。
近代的学校教育有人说是“杀死天才的工具”,这话的意思是说他所取的划一主义与灌入主义,不能使个人的天赋尽量的发展。——其实他也可以使人发展得几分,但终不能尽量,所以归根只养成得一些千篇一律的庸才,归根只是把天才杀死了。
现在我们请说到实际上来——我们中国近数年来连这一点养成庸才的学校都要无形消灭了,要望我们中国无论在任何方面多生出些天才来,这怎么能够呢?
大凡一国的政治濒于破产的时候,那一国的文化却转有蒸蒸日进的可能。譬如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天下的纷乱恐不输于我们现在了;然而它在我们的学艺史上却成为一个光昭百世的黄金时代。纪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东有波斯,南有斯巴达,西有新罗马,北有马克多尼亚(Macedonia),四面受敌,卒至屋复,然而那时雅典的文化却永远为世界史上光荣的一页。那时雅典的人物如苏格拉底,如柏拉图,如雕刻家的费爹亚士(Phidias),诗人的幼里皮德士(Eu-ripides),剧曲家的亚里士多方(Aristophanes)等等,真可谓人才济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群大星小星突现于黯淡的意大利。法兰西大革命的时候,科学界中竟现出了七曜。德国的康德、歌德、许尔雷等伟大的天才也是出现在他们国度陵夷的时候。
假如只照历史上的表面的变化来揣测,我们目前的中国是应该产生大天才的时候了。然而我们目前的中国无论任何方面究竟有什么天才在那里?……这个疑问不仅我一个人在此连发,现在在报章杂志上露出这样口吻的人比比皆是。然则我们现在的中国为什么生不出天才来?要解答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容易。一言以蔽之,便是我们中国素来不重视教育。
动乱与天才的发生,决不能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有教养的国民而经动乱,他的物质生活虽受打击,而他的精神生活转有统一的可能。人莫跌于山而跌于垤,正因为处境艰难,聚气凝神而意识不散,所以不遭颠扑。又如善用兵的人有“处之危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的策略,也正是同一的理由。但是这种兵也总要经过训练的才能成事,假使毫未经过训练,即使处之危亡,不怕就断指满舟,也会要争船而渡了。
危地是需要勇士的时候,乱国是需要天才的时候。有哪一种素养而为迫切的需要所逼促,所以全军可以尽成干城,而天才可以蓬生于一世。没有这一种素养,只有这一种需要,就譬如把一粒小石种在温室中的花盆里,任你如何促迫,它也迸发不出萌芽来。我们中国目下出不了天才,便就是这样。平常本无发生天才的可能,纵使需要迫切,也只好像希望石头迸芽。
克罗采把人性的活动分为四种:一是直观的,二是推理的——这两种是理论的活动;三是伦理的,四是经济的——这两种是实践的活动。于是他在真善美之外加了一个“利”。他准此区别也把天才分为四种范型。文学家、艺术家便是属于直观的美的天才。哲学家、科学家便是属于推理的真的天才。圣人、教主之类便是伦理的天才。经济的天才可以说是大政治家、大资本家之类了。克罗采氏说这种利的天才是“恶天才”,是“恶魔的天才”。他这种分法假如可以承认的时候,我们素来注重实际而唯利是图的市井之徒,处在目前的乱世,无怪乎层出不穷地出了无数的“恶魔的天才”了。目下我们中国特有的只要钱不要脸的议员诸公、军阀、财阀和其他一切阀,不都是这一种范形的天才么?要是这么说时,我们中国的天才真是太多了,我们庸人复何不幸而生此恶魔的黄金时代哟!
我们中国除掉这种恶魔的天才多多发生而外,其余三方面的活动可惜太相形见绌了。一向是家而忘国、私而忘公的社会,我们怎能望它发生伦理的天才?一向是不讲逻辑的学术界,我们怎能望它产生出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尤物?更说到狭义的天才——文艺方面的天才上来,我们真是可怜到万分了!美的观感麻木了,无论是音乐、绘画、雕刻、建筑、舞蹈、文学,近百年来我们究竟有那几样可以目无古人而夸耀全世?……我们古时大规模的音乐是已失传了,只剩下些胡琴、锣鼓,每日乱弹乱打,麻痹国民的神经。舞是失传了,文学是化了石,绘画、雕刻、建筑,都不脱前人窠臼。我们的独创性往哪儿去了呢?难道我们真成了石头,迸射不出生命的萌芽来了吗?
单拿音乐来说吧。要成全一个真正的音乐家,据说要从幼开始教养,六岁都稍嫌迟了。但像我们现代的青年,不怕就住在上海、北京,上了二三十岁还不曾看见过钢琴的,恐怕也不乏人。像生在这样的社会,即使具有莫查德(Mozart)、悲多汶(Beethoven)、萧邦(Chopin)等人的音乐天才,也没有机会来得到发展了。
个性发展的可能性有一种递减律存在。山东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山东有几句谚语是:“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凡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这真是极有价值的谚语。凡是职司教育的人,凡是养育儿女的人,不可不加以注意。可以摩天的松柏,栽植在花盆里,营养不充,抑制过甚,到老只成就一株蜷曲的小木,即使把它解放到山林里去,也不能成为巨材了。人生的教育,不仅是音乐一门要从四五岁着手呢!
我们现在是缺乏天才的时代,像我们现在也正是需要天才的时代。教育是作成人才的主要工具,教育在我们现代之必要无待乎赘言。但在我们教育破产的目前,职司教育的人只知道罢课索薪,卖教育用具的人只知道献贿名人以推广商业,我们要向他们宣传杀天才的学校教育之必要,这是愚而可悯。我在此地想提倡一下早期教育,这是人人能行,而且在人生历程中,为父母兄姐的人有应该施授的义务,为儿女弟妹的人有应该享受的权利的!
早期教育的倡始者与实行者是德国的法学博士客尔·维德(Karl Witte)的父亲客尔·维德(父子同名)。父维德说,“儿童教育应该从儿童智力的曙光开始。”——这便是早期教育的定义。他如此主张了,如此实行了,子维德也因之而有了成就。八九岁的时候他便通晓德、法、意、拉、英、希六国语言;九岁入大学,十四岁提出数学论文而成哲学博士,十六岁又得法学博士而任柏林大学的教授。他一直活到八十三岁。父维德做了一部书叫《客尔·维德的教育谈》(Karl Witte:Oder Frziehungs-und Bildungsgeschichte Desselben),叙述他教育子维德的事迹一直到十四岁为止。他这本书在德国已经绝了版。而一百年后一九一三年,以十五岁而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威廉·吉姆士·赛底司(William James Sidis)、同年以十三岁半而入哈佛大学,仅住三年而毕业(照例是四年)的亚多尔夫·帕尔(Adolf Berle),他们都是受了维德的赐,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读过《客尔·维德的教育谈》而照法施行了,竟得到同样的成功。
我们中国目下是需才孔急的时候,有许多热心国事的友人,彼此一谈到救国的问题,大多以为非从打破家庭做起不可。这种毁家纾难的古英雄的事业我们自然赞仰欢迎,但是从自家的儿童着手,为国家作育人才,这也正是人人能行的新英雄的事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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