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态度中庸是一种良好的品德》

态度中庸是一种良好的品德

南怀瑾从小浸淫中国传统文化，他提倡中庸之道，认为人如果持有中庸态度，是拥有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品德。中，本是中正、中和、中行之意，庸是用、平常之意。中、庸是人生实践最常用的道，是人自我修养的基础。但是，孔子时代以前，人们只是视“中”为一具体范畴，“中”还不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中、庸分用，中庸真正的连用，始于孔子。孔子不仅继承了“中”的传统思想，把它升华为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普遍方法，而且提升了庸的思想，最终使“中庸”成为生活中一无所不在的哲学范畴。

在发现的甲骨文中，“中”字已经出现，但还未形成明确的价值观，《尚书·大禹谟》将“中”提升为重要的观念。所谓“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意思是思想要精诚专一，办事要掌握中道，不得偏颇。后来孔子将中庸发展到大成。认为，“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准则，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应该有这种美德”。中国传统文化中至此形成了典型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的内容体现用四个字概括就是“过犹不及”。《论语》中有一段话记录了孔子学生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哪个好些？”

孔子回答道：“师也过，高也不及。”

意思是说，在亲丧行礼方面，子张有点过分，子夏则有欠缺、不足。

接着，子贡又问孔子：“那么是不是子张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过犹不及”。

犹，是“同”的意思，“过犹不及”，说的是任何事“过了”和“不及”都不好，中庸最好。

所以，孔子认为为人处世、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便会乱套，便会坏事，便会受到惩罚。比如饮食无度，暴饮暴食或随意少饮少食，都会伤身；比如荒淫无度，贪婪无度，可能为自己招来麻烦，甚至杀身之祸；比如玩笑无度，轻者会伤感情，重者就会与人结怨。孔子认为，有度、中庸的态度，会让人们享受和谐的生活和空间。这就是“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在有关人的品质方面也做了相关论述。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我找不到言行中庸的人与他们交往，就只好与激进、耿介的人交往了！狂放的人锐意进取，耿介的人是不肯做坏事的。这里，孔子按人的行为分为三种：狂、狷、中行。狂者，有进取心，有较高的理想、抱负，自信，但偏激，言行不一定能一致。狷者，有所不为，谦虚谨慎，但没有很高的理想、抱负，往往守节无为。而中行，即他提倡的中庸之道了。

按西方人格论来对照，“狂”接近“外向”型人格，“狷”接近“内向”型人格。孔子认为，“狂”“狷”这两种人格都不完美，最理想的人格是“中行”，也就是兼有“狂”“狷”两者的优点无它们的缺点。而“中行”思想，是孔子中庸思想在人格理想上的最具体的体现。

按照孔子的中庸思想，所谓的君子就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指的是内在品质，也就是“内在美”。文，指文雅，文采，也就是“外在美”。史，指的是虚华无实，多饰少实。孔子的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就显得虚浮。只有文采和质朴相宜，才算得上是个真正的君子。

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孔子也始终坚持中庸的原则。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意思是：喜欢一个人时恨不得叫他长命百岁，一旦厌恶他又恨不得叫他马上就死。既想要他长寿，又想要他短命，这就是迷惑了。在这里，孔子认识到人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需要抑制感情，掌握分寸，不可意气用事，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才合乎中道。

孔子以自己的行为处处事事体现中庸的原则，成为中庸思想执行的典范。在《论语·述而》中记述孔子平日待人的容貌态度时说“子温而历，威而不猛，泰而安”，即态度温和而严厉，有威严而不凶猛，极恭敬而又安详，这是孔子待人容貌态度时中庸形象的生动写照。

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就是说中庸是一种至高的德行，但也是很平常的品德，因为平常，所以是人人可实践的东西，而越是至高的，则越是难以真正实行的。孟子在评价孔子时说“仲尼不为己甚者”，是说孔子从来不做很过分的事，他严格按中庸思想处世。

孔子有弟子三千，但他只称赞颜回的为人，认为颜回能做到真正的中庸，能在各种思潮中择乎中庸。

到了老子，他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与孔子中庸理论基本是一致的。老子认为无为而治是顺乎自然而无所作为的，但世间又没有什么事情不为它所作为的。老子认为，君王如果能按照无为而治的“道”的原则为政治民，万事万物就会自我化育、政治清明、人民和谐。他认为世间只要用“道”，人就不会产生贪欲之心，万事万物也就没有贪欲之心了，天下便自然而然达到稳定、安宁。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言论，强调的就是，为官者要无为而治。因为做到了“无为”，实际上也就是“有为”。“无为”不仅是“有为”，而且是“有大为”。

无为而治，是老子“道”的主体。老子认为，要成大事，必须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施智用谋的上策往往产生无为、无知、无能的印象，但这样才能达到有为、有治的目的。老子的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那时，天下大乱，诸侯混战，统治者横征暴敛，胡作非为，老百姓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线上挣扎，民不聊生。老子怀着对统治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针对统治者的“有为”而提出“无为”的主张。那时统治者的“有为”就是强作妄为，贪求无厌，肆意放纵，违背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欺压百姓，百姓在沉重的税赋重压下，困苦不堪。因而，老子认为“有为”的祸害非常严重，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百姓饥寒交迫，是因为统治者的苛捐杂税太多。老百姓的灾难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妄自作为，违背规律）。

此外，老子还对当时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过着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提出批判，他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乎。”这几句话，道尽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人间不平！统治者侵公肥私，过着豪华的生活，穿的是名贵服装，带的是宝刀利剑，山珍海味都吃厌了，钱财货物堆积如山，而百姓却田园荒芜，仓库空虚，家无隔夜之粮。这种情形，老子看在眼里，怎么能不感叹呢？无怪乎他要气愤地骂一句：“是谓盗乎（这简直就是强盗头子！）”

老子认为统治者本是无德无能的，却偏要好大喜功，妄自作为，结果使老百姓疲于奔命，劳民伤财，造成人民的灾难。在这种情形下，统治者为政应要“无为”，应实行“无为而治”，不要过多地干涉老百姓。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好静”是针对统治者的无端欺压而提出的；“无事”是针对统治者的苛政而提出的；“无欲”是针对统治者的贪欲而提出的；“无事”是针对统治者肆意妄为而提出的。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君主应学水的本色，有功不自居，过着勤俭的生活，日理万机不贪享受，治国能顺应社会规律、时代潮流。治国应利国，制度应利众生的宪政，一旦制定颁布，就不轻易变动，让万民在颁布的宪政下自化。老子后来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成为千古名言，即希望人民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慢慢地，人民就能够安平富足，社会自然能够和谐安稳。

老子认为统治者以“无为”方式来治国，并不是无所作为。就像孔子以中庸做事做人，希望人们不走极端一样。这些都是强调治国者要自己带头执行，先正己而后正人。对老百姓做事要宽容，大度，不斤斤计较，不随意制造不和谐。老子认为，无论是治国者还是普通之人，都应该以德为本，就如治流水，重在疏导，而不是堵截，这样，知行合一，仁者爱人，和谐相处，社会就会有良好的风气，孔子、老子的理论，在今天仍有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