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大书。我们负责的是在属于自己的书中添加一些血肉,让这本书变得鲜活起来。而这本书是否精彩,最终的掌握权其实一直都在自己的手中。钱先生的人生大书是让人羡慕的,因为他的这本书不仅有血有肉,还异常干净。而之所以会如此地干净无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归结到先生的处世之道。
钱先生不喜欢别人来拜访他。很多人觉得钱先生这样的作为是故作清高,但事实却不然,他只不过是把自己的一门心思放在了研究书物之上罢了!有人来拜访他的时候,他通常是以病为理由谢绝对方的访问,拜访者的信函即使是积累得再多,他也很少有回复的。所以,在人们的心中,他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就像云中之龙一样,见首而不见尾。
与此同时,钱先生也不喜欢拜访别人,即使是名人,钱先生也是很少去拜访的。看破了世间名利,钱先生更加喜欢简单的人生。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是司马迁、韩愈住在隔壁,也恕不奉访!”他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喜欢接受记者的采访,更是拒绝摄像记者的镜头,即使是电话采访钱先生也是拒绝的态度。偶尔有记者上门搞突袭的时候,钱先生就立在自己家的门口,把记者堵在门外,小谈片刻就做出送客的样子。有的时候,实在是堵不住了,把记者或者拜访者放进家门之后,他也是闭口不谈自己。关于钱先生的不喜欢拜访,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85年冬天,香港著名女作家林湄女士曾到访北京,同时身为记者的她想要采访大名鼎鼎的钱先生,但是又害怕被钱先生拒绝,因此就请求自己的朋友,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吴泰昌先生帮忙。
对于林女士的请求,吴先生非常为难,因为他知道钱先生的脾气一定会拒绝,但无奈还是给钱先生打了一个电话,结果毫无意外地被拒绝了。
但林女士并不甘心,无奈之下吴先生便决定来一次突然袭击。某天,他带着林湄突然出现在钱先生的家门口。一见面,钱先生便笑哈哈地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
由于林湄女士是带着香港《文学杂志》社社长刘以鬯先生的问候,加之吴泰昌又是老朋友,钱锺书破例接受了对方的采访。但钱先生要求林湄不作笔记不录音。采访结束后,林湄根据记忆写了一篇文章《速写钱锺书》。稿子写成后,林湄将文章寄钱锺书审阅。钱先生做了多处修改,把那些称赞他的话全部删去。
在给林湄的回信中,钱先生这样写道:“大稿活泼有感情,但吹捧太过,违反我的人生哲学,也会引起反感。过奖必将招骂,这是辩证法……”在“违反我的人生哲学”这一句旁,钱锺书特意加上小圆圈,以示重要。
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热情好客是中国人的代名词。但是钱先生的一些举动有的时候却颇让人感觉疑惑,这种怪异的待客之道也让很多探访他的人望而却步。笔者曾经看到过关于钱先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是在钱先生晚年的时候,曾因病住院。当时有个记者偶然进了他的病房,想要拍张照片,钱先生看到之后,很干脆地拉起棉被把自己整个人蒙在了被子的下面。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钱先生的这种慎行品格。
杨绛先生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有人说,钱先生这种避客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躲避世俗的消极人生,是世故,也是精明。但是,对于那些懂他的人来说,这更是一种自我坚持,一种谨言慎行。记得钱先生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自传不可信,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都作如是观。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所以,有着“民国第一才子”和“三百年间的大天才”之称的钱先生,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留下自传,也没有像胡适先生那样留下口述自传,或许,钱先生只是希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默默地存在着吧!
在笔者看来,谨言慎行是钱先生的一种低调为人智慧。俗话常说“什么样的人,要说什么样话,做什么样的事”。一个人的言行往往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的品德修养,但是,很多人知道言语能够表达自己的德行,却不知道谨言慎行才是培育自己德行的方式。心地善良的人,说出来的话自然是纯真可信的;心地平静祥和的人,必然不会多嘴多舌,远离各种纷争。
谨言慎行是一种谦恭内敛而低调的为人智慧。很多人理解的谨言慎行其实是每次做事都小心翼翼的,怕别人抓到自己的把柄,不敢理直气壮地在别人面前说话。很明显,这样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偏差的。谨慎不是软弱,慎行不是独行,因为钱先生懂得谨言慎行,所以才会完成文学史上的一系列巨作。做一个真正懂得生活的智者,在浮躁的世间坚守自己的内心,这才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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