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昆仑，当代第一博学鸿儒

一座文化昆仑，一代博学鸿儒，这是学者们对钱先生的称谓。他博学多才，兼通数国语言，在文学上的创作和学术的研究以及翻译方面的成就，是常人所无法比拟的。

1989年《钱锺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了，人们本以为钱先生会表示积极赞同的态度，却没想到他对这件事表示极力反对。钱先生向这个活动的发起人之一舒展抗议说：“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钱先生说这些话，其实想要表达的是，文学研究需要一心钻研，而不是将它变为俗世中的“热闹”。“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作学问往往需要一种踏实淡泊的心态才行。

钱先生的文学成就在翻译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有人曾说钱先生的翻译当属鬼斧神工。他曾翻译英国诗人拜伦写给情人的一封信，走笔典雅，一不留神，竟超过了原文，成了倾诉离别之苦的绝唱。拜伦原文为：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钱锺书译文：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钱先生的这段译文用典浑然天成，文字之间丝毫不露翻译之痕，令人玩味再三，拍案叫绝。

黄谨曾说过，在当代的文人当中，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人就是钱锺书了。在他看来，钱先生不仅有着渊博的知识和睿智的思想，更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钱先生就像一个创造神话的魔术师一样，把那些本来并不亲厚的东西甚至是相互排斥的东西，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了一起。钱先生将自己的一生所学汇于一册，将广袤而复杂的中西文化挥洒自如地进行连接和打通，我们称之为文学宝库，文化昆仑，并未夸大。

对于文学研究，钱先生向来都是极其认真的。在翻译方面，钱先生特别瞧不起那些混饭吃的翻译家，他觉得翻译应该是自己的一种兴趣，或者说是自己的追求。混饭吃的翻译家们的翻译虽然大致意思到了，但是毫无规章的翻译并没有表达出该有的意境，这样也糟蹋了一篇本该很优美的文章。

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曾对那些比较差劲的翻译这样嘲讽：“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却一变而为导诱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像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心痒神驰，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个饱，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自负好手的译者恰恰产生了失手自杀的译本，他满以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须去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17世纪法国的德·马罗勒神父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

不管是翻译，还是文学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态度是绝对不可取的，这种狭隘意识，其实是中国传统的保守观念。比较庆幸的是，在钱先生的身上并没有这种迂腐自大的做派。他的译文中有着很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当中是很少有的，在体现独特的中国风时又融入了现代思想，这是钱先生的作品能够被世界各国人们所欣赏的主要原因。

我们看多了那些不痛不痒的文字，也看透了那些无病呻吟的文章和呓语，回过头来再看一下钱先生的文字，感触却有很多。渊博的知识，独特的见识，以及高超的文学功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做个不断丰富自己的大文人，而非只懂得沉寂于文字之中的酸腐“学究”，这是钱先生对人生的一种态度，也是钱先生风靡海内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