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器，《围城》并非专才之作

关于君子不器中的“器”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器具，也有人认为是形式约束。被大多数人们所接受的是这种解释：读书人应该博学，通融，应该致力于道的大智慧，而不应该掉进技术主义的专业途径里。通俗点讲，便是要心怀天下，不要像器具一样，作用仅仅局限于一个方面。这里所说的君子不器并不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博学家，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在自己精通的领域之外再多学一门傍身的手艺！

因此，由“君子不器”就衍生了一种“非专才”的说法。钱先生是专才吗？他国学底蕴深厚，考大学时英语成绩满分，但数学成绩却只有15分，这样的表现，我们该说是专才吗？如果说钱先生在外文学习上是专才的话，但是钱先生的国学方面成就却远远高于外文研究，所以在钱先生是不是专才的回答中，答案并不明确。

专才有专才的好处，但是过于“专才”了，这便是一种弊病。钱先生在《灵感》里有一段写道，“‘支那学者’严肃地回答：‘亲爱的大师，学问贵在专门。先父毕生专攻汉文的圈点，我四十年来研究汉文的音韵，你问的是汉文的意思，那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在这里，钱先生就借用诙谐的文字，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讽刺，“支那学者”贵在专门的学问虽然是种夸张，却深刻地说明了“专才”的弊病。

君子的能力不应该只局限于一个行业，他们关注的对象更不应该只局限于一个特定的领域。这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做到无所不知和才高八斗，变身为一台信息量丰富的电脑或者是一套分量极重的百科全书。多多留意一下生活，多多关注身边的事情，不做一个“无用”的专才，这就足够了。读过钱先生《管锥编》或者《围城》的人都知道，这些书籍当中所涉及的知识，以及丰富的数据资料，并非是只学会一门汉语就能完成的。

我们所说的“器”，往低了说是一种工具，往高了说，便是一种“无用之才”。我们都是自己人生的工匠，不能拘泥于自己的格局之中，要勇于尝试突破，努力地丰富自己。

不做专才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要博学，要好学。钱先生的特别之处，便是他懂得不断丰富自己。博学是一种境界，好学则是一种态度。博学不是因为自己在家里闭门造车或者只攻读一门学科就能实现的，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拥有的天下只不过是大千世界的边角而已。我们想要走向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精进不懈，只有将自己的大脑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真正做到丰富自己。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样的技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也不能盲目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到。君子不器，其实说的是不做技能单一的专才，而是要努力地为自己寻找突破点。历史之中，不乏这些博学求知的人，譬如康熙帝便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大清入关后的第二位皇帝，康熙帝的生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安逸，他每日花费在读书上的时间有十多个小时。到了青年的时候，经史子集他都已经烂记于心。比较难得的是，在他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他又发现了自然科学是一门对百姓很重要的学科，于是他又发愤开始研究起自然科学。

君子若被“器”所拘束的话，虽说可能会成为某一领域的专业人才，但也有可能会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从而造成一种不思进取的局面。钱先生的智慧之处在于他并没有被“器”所拘束，没有成为目光狭隘的“专才”。

术业有专攻，社会需要专业人才，但并不需要类似“支那学者”那样的“专才”。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该懂得努力丰富自己的学识，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在未来才会走得更远、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