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昆仑泰斗两相重

钱先生最让人称道的有两点，一是记忆力出众，二是智力超群。当然，对于那些不喜欢钱先生的人来讲，这是他自作聪明而非真正的博闻强识。但是，在笔者看来，钱先生最为人们称赞的一点便是他在学术研究上的造诣。有人说，钱先生堪称拥有绝妙文心的智慧文学传人，这种说法确实不为过。

杨绛先生在她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写道：“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的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因此，读者在读钱先生文章时，常常能够感受到他在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钱先生常称的“二三素心人”就是不染铜臭名利之人，以学术为己任、坚持孤独淡泊、坚守学问尊严的这类人。钱先生不屑那些借文学赢名利的人，他向来追求的是把自己的内心真正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用他的文章来传达自己的心声，讲述自己想说的话。

青年时代的钱先生风华正茂，文采斐然，身上难免也会有些才子气息，那时候的他喜欢做一些如张船山、黄仲则等风流人物的近体诗，结果却被父辈陈衍老先生看到了，狠狠教导了他一番。陈老告诉他，走那条路子，不但做不出好诗，而且还会折寿。在这之后，钱先生便改弦易辙去追求风格高的诗歌道路而不再是模仿他人的文风。几十年来，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幻、他都能始终坚守自己的冷摊子，并对它一以贯之从未改变过。

有些人不太了解钱先生，对他的评价往往是批评大于褒奖。这些批评大概集中在这两点：其一，他们只是毫无新意地捍卫“文以载道”的传统，觉得钱先生的文章只是一直都在重复着以前说过的话，毫无新意可言，他们试图用非文字的道德标准来贬低被批评者；其二，则是这些人根本不在意钱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是否有相当深的造诣，“批评”在造诣的面前选择直接绕道而行。企图批评钱先生的人自然是不在意他的智慧与文心，钱先生也不在意，治学要有勇气，要有毅力，倘若因为某些人不懂就大呼小叫的话，这样的治学也是不会长久的。

钱先生曾引用黑格尔的一段话来告诫所有的人：“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换句话说，那些离开扎实功夫，又徒托空言，好为大言，或总是让文字表现出亢奋充血状态的人，是不配谈论“真理之勇”和“文章之德”的。文以载道，并不只是简单地作文章、讲道理而已，有时候他需要的是一颗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平静如常的心，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能传达出最能启迪人心的道理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