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梅《当时只道是寻常——追忆杨淼先生》散文赏析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未知    更新于:2020-09-18 17:07:21

当时只道是寻常——追忆杨淼先生

按乡俗,今天是杨淼先生去世的“二七”忌日。

窗外是冷冻天,没有太阳。早晨,丽洲茶室内阒无一人。我独自坐在窗前,将与先生交往的点滴往事,敲击成文字。我之所以选择在丽洲茶室,因为此地是我与先生常来小坐的地方。先生好静,我们多半坐的二层,北向临窗有一小池塘。塘内碧水静影,蕰草可数。鹅鸭在滩,剔羽絮语。枫杨弱柳一派萧瑟,孝竹香樟苍翠成屏。阻断了廛市尘嚣。我们往往瀹茗闲坐,谈古今,聊世相。不觉,夕阳在山。

而今天,我一人于旧座枯坐怀想,而先生却已在西归的路上。小时候常听祖母说,人死后,灵魂先在屋,后在宇,然后在野,渐行渐远。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后,谓之断七。断七那天,阎罗王派牛头马面,送逝者登上望乡台,回望故乡,追怀往事。此时,逝者对一生的往事与亲人,还留恋而割舍不下。为使逝者释怀,了无牵挂地进入下一个生命轮回,于是给他喝一碗迷魂汤,使之了断前尘,释然前行。就像《倚天屠龙记》结尾时的张三丰、周芷若不记得前尘往事一般。如果诚如祖母所言,那么先生现在还能看到他的亲人与朋友,记得历历往事。

先生,现在你看见了我一个人坐在那个你熟悉的老地方吗?

一、噩耗传来疑非真

杨淼先生的离世,是很突然的。虽然他患了尿毒症,一直坚持着每天四次的腹透达七年。但病恙稳定,大家都以为再活七八年是不成问题的。可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九时许,我正与妻子在镇上办事,忽然手机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哭声说:“小汤,我是小何,杨老师今天早上六点去世了。现正在回家的路上,将过奉浦大桥。”小何是杨先生的妻子何秀丽,那是我们的习惯称呼。

凶讯突然。我脑子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我随即搁下手头的事赶往。他家已有一些亲友及闻讯赶来相帮的人。杨先生躺在门板上,脸上盖着毛巾。我揭开毛巾。先生微睁着眼睛,嘴角挂着熟悉的微笑,似在打盹一般。我叫了一声“杨先生,小汤来看您了”后,即泪如泉涌至失声。我摸摸他的脚踝与肩膀,余温宛然。

我无端地想:先生只是小憩,待会儿会醒来的。然而,事与愿违。

我与先生的最后一面,是在星期四下午。那天,区委宣传部的新媒体中心搞了个征文,我与他均是评委。那天太阳很好,下午十二点多,我去接他。因为还早,便在他家的阳光屋里小坐。茶几上,放着一本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还有一本是《老学庵笔记》还是《癸辛杂识》我忘了,但李译本莫泊桑的《漂亮朋友》正打开着。因为他已开始写长篇小说《钟声在黄昏响起》,正研究一些长篇小说的结构,以便借鉴。我的第三本书散文集已脱稿,我们说好,三年内各自写一个长篇小说。我说自己更喜欢雨果的作品,特别是《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还喜欢俄苏文学,如《静静的顿河》,艾特马托夫的中长篇小说。国内的作家,我最喜欢萧红。他说,先别考虑太多,以自己的风格写出来再说。三年太长,估计两年可以了。他是不是已感觉到余下的时间不多呢?

聊着聊着,他忽然说自己的小说恐怕完成不了。我心头飘过一丝不祥。但故作洒脱地说:你说哪里话?冬天过去就是春天。春天来临,你的创作激情会勃发的。再说,我还等着给你的长篇写序呢!

其实,我们之间有个约定:为各自的小说写序。我说,你给我写序,顺理成章,哪有学生给先生的作品写序的呢?他说那个序一定由你写,因为你最了解我。出于先生的厚爱与信任,我答应了。并以此鼓励他要坚守,与病魔共存。每当他身体不适而说些“黄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之类的颓唐话,我总是责怪说:你不要瞎想八想,现在不是好好的吗?他说:也是,也是。不过我知道,他心里其实并不释然。

临出门,我提醒他别忘了钥匙。他又折回去取钥匙。这样忘带钥匙已有几回了,所以每次出门,我一定会提醒。他此刻会无奈地笑笑:近来很健忘。

随后,我们去丽洲的新媒体中心评比征文。三点半许,活动结束,我送他回家。路上,我听取他对我的散文集《一棵会走动的树》的意见。这是我的习惯,每有稍得意的小文章,总要向先生谈构思。他会直言且中肯。对这本尚未付梓的集子,我请他浏览一下,因为看二十万字,对一个病人来说,会很吃力的。但他一向做事认真,更何况对我。于是说,不要紧,我会一一看的,反正没事。那天,离我给他书稿也就十天。

他除了肯定亮点之外,共提了三点意见。第一是,题材可以相同,但要避免主题相似。因为我的文章几乎都是写农村题材的。第二是,文章不必都要点题,留着空间让读者去想。第三是,是否可以不归类,以免阅读疲劳。我答应他,自己不急于求成,一定按他的建议,尽力修改。并说等修改好后再给他看。

到家后,他说:小汤,再坐脱一歇。我说今天你也累了,这两天有空,我再来。

我调转车头,他还在门外等着,目送我离开。何曾想到,那竟是我与先生的最后一别。

之前的星期二,我抽空去他那儿坐了两个多小时。每次我去,他是很高兴的。去前,我总得打个电话。近来几次,我车驶进他的小区,远远见他站在门口,哪怕外面很阴冷。我责怪他说,天那么冷,你我还要客气吗?着凉了怎么办?他总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也透透空气。

其实,他也寂寞、孤独。

现在回想起来,那其实是一种不祥之兆。

星期六早晨,我本在想,今天霜晨丽日,待办完事后,去先生那里聊天。何期等来的是噩耗。

在他的书桌上,我看到摊开着的自己的散文集书稿《一棵会走动的树》。阅改的地方至最后二十多页戛然而止。手泽余温犹在而斯人已逝,兹不痛哉!

二、蹉跎岁月亦温馨

我有幸认识杨淼先生已近四十年矣!

一九七四年冬,我高中毕业回乡。在开完了“郊红港”河后,接到公社教革组的口讯,问我可否愿意去道院中学代课。其实,在毕业前夕,同学间私下里谈所谓远大理想时,最不愿当的就是教师。这恐怕与所亲见的教师在“文革”中的遭遇有关。何况自己在读书时也不少捣蛋。但城镇户口的同学都有了工矿、农场的出路,唯独农村的,只能回家种地。就像《流浪者》电影中,贼的儿子永远是贼一样,农民的儿子永远是农民。那时的农村娃没什么好的出路。

为逃避繁重的农活,改变命运,就担任起代课教师之职,在道院中学教语文兼教体育。那时的道院中学,地处新寺公社东部,离新寺镇四公里余,交通不便。陆路是泥路的乡间机耕道,水路则靠小木船、机帆船短驳。我家在胡桥新寺的交界处的乡村,离道院镇约六公里。父亲花了七十八元,为我买了辆旧自行车。我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就从此开始。

道院中学是一所完中,初中有十二个班,高中有四个班。杨先生教高中,我教初一,因为按年级分办公室,我没和他在一起办公。只是在开会或政治学习时才碰到。他超过一米八的瘦高个,穿一件驼色的呢制服,戴一副琇琅架眼睛,面容清癯,不苟言笑。腋下总夹着一本杂志或书。我其实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名人。在去道院代课前,父亲就叮咛说:杨淼老师很有本事,你要多向他学习。

凭我的直觉,这个与众不同的人一定是杨淼。一问,果然。除了寡言,他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不怎么合群。上完课后,即回他的住所,即便是吃饭,也从食堂打回寝室,边看书边扒饭。他那时住在一间简陋的偏屋内,低矮潮湿,仅容一床一柜一课桌。

我故意接近他。按大家对他的尊称呼“杨先生”,他也搞不清是谁,朝我“嗯嗯”地笑笑。但那笑是和蔼的。

不久就春暖花开了。和我住在一个寝室的曹国才是杨淼先生的学生,每到晚饭后必定与杨先生一起去散步。我常常跟在后面。久而久之,杨先生对我也熟了。于是,一有闲我就去他的陋室。看他用蝇头小楷抄写《词综》、脂评《石头记》,之前他已抄写完《西厢记》,临摹完了《芥子园画谱》。那楷书得钟绍京小楷之精髓,工整娟秀。使人爱不释手。他的书法曾获上海市教育系统书法比赛金奖。这是后话。

那是“文革”后期,刷标语写横幅是常事。杨先生能用一张白纸剪出规范的楷书、隶书大字,使人叹为观止。“文革”初,他受命在县城的高墙上画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形神毕肖,几可乱真,轰动一时。

下一学年开始后,他的住处作幼儿园教室,于是我与杨先生住到一起。出于对他书法的仰慕,我也开始抄写《唐诗三百首》,字虽稚拙,但坚持着抄完。先生为此写了书名,并给了不少鼓励。可惜那本《唐诗三百首》再也找不到了。

除了抄写他喜欢且不能得到的古书,所多的时间他在看古籍。如王夫之的《宋论》、《读通鉴论》,李卓吾的《焚书》、《续焚书》、《初谭集》,还有《诗集传》、《庄子集解》、《楚辞通释》、《大宋宣和遗事》,那些书几乎与时事无关。那情形就像当年的鲁迅躲在小楼里研读古碑文一般。

那时,“文革”已近尾声,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先是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继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道院中学在蒋桂希、张甫根的倡导下,搞教师自我培训,抓教育质量,风生水起。杨先生敏锐地感到政治气候在回暖,而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但还有人说他是走“白专”道路。

其实,道院中学的率先抓教育质量,除了领导的胆识,还有一批以杨淼为首的“白专”骨干。当初,他们都作为另类被充军到最偏僻的道院,就像“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都是有用武之地的精英。这些,都被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恢复高考后的事实所证明。那也是后话。

那里有邬先鸿,北师大的高才生,后来调往县中,夫人得了痴呆症,他辞去教职,一直不离不弃地陪伴,情深义重;薛德焕,能言善辩,后来成了黄浦区的数学教研员;朱洪培,复旦历史系毕业生,一口崇明腔,英年早逝;陆维铭儒雅倜傥,后来调入县中教语文,再后来做校长。还有些秉性独特,性格特异的人。老教师朱伟民,教地理兼初中英语,饭后从不洗碗,只用报纸抹擦,不穿衬衫,假领外直接穿中山装,还与学生在红花草地里摔跤;部队转业的化学教师老军,不乏幽默,教子时踢得脚趾骨折;“博士”金权,博闻强识,一天可以看完《蓬皮杜传》或《朱可夫传》,图书馆的借书卡上都有他的名;无线电半导体专业的曹国才,从没看到他摆弄响一台收音机,上课最热闹,驼色呢制服背后尽是学生洒的蓝墨水。

但不管怎样,他们一概称杨淼为先生。这些人既有才,又不无幽默,所以,才使先生的生活有了不少乐趣。

曹国才是先生在柘林中学的学生。晚饭后的散步必定有他,当然还有我。有时还有薛老师德焕、小何燧初、陈文棣、吴家云。后来,国才结婚了,就每天回家。第二天上课,学生吵得更厉害,也许他乐不思蜀而没备课,以至于与学生龙虎斗,喘着气将学生扭进办公室,面孔涨得像猪肺头。这样,散步往往剩我与杨先生。

两个人散步也有好处。面对孕穗的麦浪,欲燃的油菜花、红花草,我们一路闲聊,或背诵唐诗宋词,若遇忘词,先生就提醒补白。吟诵着“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等诗句,在古诗词的意境里,襟怀开阔起来,有时一直走到海边的石河塘。折回时四野里已万家灯火。

如若天气阴冷,我们就在道院镇上逛一圈。道院镇小,一支烟就可打个来回。于是我们去冯瑶根老师家,她家就在中学西首。冯老师是校医,为人急公好义,她丈夫潘长云是抗美援朝的老干部,和蔼的长者。长子潘杰与我年龄相仿,但像个女孩子,说话会脸红。女儿潘霞大概读二年级,每次拉住杨先生讲故事。闲聊间,冯老师早已将汤圆或馄饨煮好。于是大家边吃边聊。尽管那时精神与物质生活贫乏,现在想来,因为有了这种友谊,所以幸福指数其实并不低。

杨淼先生尽管不善交际,但有不少敬重了解他的乡邻及学生。之前,他曾在更偏远的陆家小学教书,那里的大队干部缪永福,教师胡德禄,社会青年姚天初常来,有时还带些乡下土仪。还有柘林、道院毕业的学生。其中来得最多的,要数后来成为先生妻子的小何——何秀丽。

三、却话平生沉沉夜

乡下的冬天很冷,更何况道院临近杭州湾。

杨先生家住上海永嘉路,但他周末很少回家。每逢周六晚,校园内空荡荡的,只有看门老头与杨先生。我往往匆匆回家,吃过晚饭后即折返学校,因为有杨先生在。

校园的白天充满生机,而到晚上,特别是周末,静得悄然。风摇撼着树枝、竹园,偶或有一只老鸹子飞过,“呱——”的一声,“呱——”的一声。我们裹着棉衣,他抄蝇头小楷,我学着练字。直至饥肠辘辘,便烧米粥或煮山芋。待身子回暖后便钻进被窝看书或聊天。像我这个年龄,当时无从借书以观,对于著名作家,我只知道鲁迅、郑振铎、浩然,更何谈莎士比亚、普希金、莱蒙托夫。于是他给我讲《奥赛罗》、《上尉的女儿》、《当代英雄》的故事。我当时很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于是介绍《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青年禁卫军》、《第四十一个》、《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些书,即便是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令人激动。因为伴随着她们的是自己的青春。也正是先生的引导,使我爱上了文学。

尽管我那时十八九岁,杨先生仅比我父亲小两岁,差了一个辈分,但我们没一点代沟。我有时候开他玩笑或作弄他,譬如午睡后将他的眼镜藏起来。可他从不见恼,反而很开心。这于他人是绝无仅有的事。

有天晚上,外面似乎下着小雪。我们依旧聊得很晚。他忽然想到一件事说:糟了,今天忘了将一样物事拿进来。我说啥物事,我去拿。他说不行,这不能让你拿。我说我不怕冷。他说那也不行。我忽然想起那一定是夜壶,于是裹上军大衣出去拿来。他连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我说我小时候一直给爷爷倒夜壶,即便是现在。他说那也不行。言语间充满歉疚。而我却很开心。

在那漫长的冬天,他也聊自己的经历与家事。

杨先生共有兄弟姐妹九人,他是老五。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我特佩服先生的蝇头小楷,可他说自己的字在兄弟间算是最好的,但不及他父亲。他父亲是在国民政府期间的法院工作,是书记官,所以字很好。在苏州园林里有一块碑是他父亲写的。可惜经历“文革”后,这碑找不到了。

我说杨先生,以你的才学,不至于到穷乡僻壤来教书的。他说那时不懂,在高中毕业前正逢反右,老师鼓励学生提意见。他画了一幅漫画,意思是这样的:一棵大树被砍下后,没量才取用,最后做成檩条、镰刀柄。

毕业时,反右方炽。校领导以此上纲上线,仅因他是高中生而没摊上右派分子。同学们的录取书都拿到了,可他却未见录取通知。他说,不是自负,自己觉得考复旦是不成问题的。人家都开学了,他几乎等得绝望。此时,上师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了,但只是专科。他不甘心。

几经考虑,那是政治因素,即便今年不去,以后也许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懵懵懂懂读完了专科中文系。

毕业后,他分配到柘林中学。他很绝望,郁郁寡欢。寂寞间,还是文学给了他希望与力量。他写起了小说。很快,《十二朝酒》在《萌芽》上发表,那时,他才二十出头。《萌芽》的编辑欧阳文彬、哈华很器重他,经常鼓励并约稿。那时,在《萌芽》上发作品是件大事,学校的领导却从中作梗,拿他当年的漫画说事,多有刁难阻断。

不能写小说,他便写字,研习先秦文学,他喜欢《楚辞》,敬重屈原。不久,被调往更僻远的陆家小学,道院中学。在道院中学期间,他在《朝霞》上发表了小说《师生》,并被《中国文学》译成英文。

我曾开玩笑说,你的那张漫画,倒成了你自己的宿命。不过对你是不幸,而对你教过的学生却是有福——有你这样一位博学全才的老师。他只是苦笑。

道院中学的宿舍是老旧的瓦房,檩榫脱臼,往往雨泽下注。若遇下雪,屋内也雪霰霏霏。这为老鼠的出没提供了便捷。更何况宿舍内还有大米、山芋等好吃的。夜半灯尽,屋梁间传来“哧哧”、“哧哧”的老鼠剔篦笄的声响,那是老鼠间传递信息的声音,神秘而诡异。随即是老鼠大军搬动山芋的脚步声。从床底下,书桌上,隔着蚊帐的床撑间,肆无忌惮。

有一回,杨先生兴奋地叫我:小汤,我逮住一只老鼠了。怪哉!你睡着了,怎么逮到老鼠?我开灯起来。见他夹着蚊帐握住老鼠。我就近一看,哪里是老鼠,那是一只鼠般大的山芋。杨先生笑着说:怪不得那么硬,原来是被老鼠搬过来的山芋。我们彼此失笑。

这倒驱赶了蒙眬的睡意。于是又聊起来。我忽然无端地问:杨先生,你何不找个对象结婚呢?你看我父亲与你年纪相仿,我都十八九岁了。

他在暗中叹了口气说:这要有合适的机会。

反正在黑夜里,看不到表情。我冒昧地说:小何不是对你很好吗?我看很合适。

他说:好事多磨,顺其自然吧!

我说:那倒也是。

我们的办公室到宿舍就跨过一个弄堂。小何来时,他往往在写字。小何便拖着两根粗大的辫子,侧着头看他写。先生会停下来聊上几句,那目光是柔和的。此时,我会借故到办公室备课或批作业。小何也不常来,十来天来一次,理由是借书或还书。但我从未见他们讨论有关书的内容。

七七年秋,我调往新寺中学。离开前,先生写了楷书的《古诗十九首》和行书的《归去来兮辞》作纪念。随后他也调到新寺中学。不久,高考恢复了。我们约定,我考大学,他考文学研究所先秦文学的研究生。我的大学通知来了,他的复试通知也后续到了。他专业只招一个人,复试有三人,而在三人中,只有他一人基础课与专业课都在九十分以上。都以为,杨淼这次喜托龙门了。可结果还是没被录取。事后才得知,还是那份档案,像一个鬼鬼祟祟的魔影在作祟。

于是,他认命了,专事教书写作。他是第一批评上高级教师的,奉贤共两人。课余,他的杂文常见于《文汇报》、《解放日报》,出版了四本集子《中国人的心态》、《雁过留声》、《红楼撷趣》、《历史七读》。在开他的作品研讨会时,原《解放日报》朝华版主编沈扬先生评价说:杨淼的知识广博及杂文水准,上海屈指可数,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有识之士曾说:杨淼的才学,在奉贤大概百年才出一个。

先生虽命与仇谋却与奉贤有缘。先生晚年常对我说,我喜欢奉贤,喜欢乡下,我回到上海市区反而觉得不习惯。我听了不免唏嘘。从此,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少了一个有建树的学者,而在奉贤乡村多了一个桃李满天下而备受人敬重的宿儒——杨淼先生。

四、往事如烟入黄昏

杨先生患的是尿毒症,到去世,经历了七年的折磨。其间,每天要做四次腹透。常为病魔牵累,奔波于中山医院与乡间,因此,他很少出门。尽管他是一个好静的人,时间久了,也不免寂寞。以前,我们之间因忙于生计,联系不多。自他退休,特别是染疾后,我是常去的。除了有时陪他去书店、外出兜风,多半是去他家聊天。

有一次晚上,我知道他又住进了医院,懂得这病不是省油的灯。就在阳台上发短讯给他:杨先生,我想你。发完后不禁泪如泉涌。还好,那次不是此病直接诱发,而是偶感风寒。

之后,我请他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给我开一个书单。他说你还要我开书单。硬是不肯。我说,我读的那点东西,不及你之万一。恳求再三,终于答应。而有些书出版日久,实在买不到。我才疏学浅,遇疑难常常向他请教,他总能给出满意的答案。他像鲁迅,看问题切中要害。我佩服他的学识广博,思想敏锐。

我是个散人,这样一坐往往半天。今年以来,每次晤聊,他常回忆往事。说到动情处,眼含热泪。

有一次他回忆父亲说,解放后,父亲作为旧职人员,被新政府留用。但分配到了蚌埠法院。薪酬自然不能与以前比,一个人要供养十张嘴,家里尽靠母亲操持。父亲寡言而威严,与儿女沟通不多。一次父亲回蚌埠,母亲要他送到北站。在父亲走向火车的刹那间,忍不住掉眼泪,他怕父亲看见,就躲到廊柱后面,看火车载着父亲驶出车站。后来父亲回家探亲时对母亲说:杨淼这孩子一点不懂事,我还没上车,他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他回忆说,到父亲去世,都不知道这件事。述说完,竟无语幽咽。那是秋天的午分,斜阳照在客厅的一角。我默默地陪侍着他。我理解他子欲孝而亲不在的无奈,何况他自己也已步入夕阳老景,其感同身受的体味尤深。

今年“五一”期间,先生的儿子笑予安排他去日本。当时他病况稳定,但他怕出门。一来是体力不支,二来是怕给儿子添麻烦。但笑予是出于孝心。儿子其实明白,父亲没出过国,这次不去,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那是笑予在给父亲守灵时对我说的。去之前,先将腹透的药水托运过去,还专门借了一栋住房,整个旅程共十来天。由于旅途劳顿,先生归来后即腿脚浮肿。过后我去看他,尽管疲惫还写在脸上,但言谈间因儿子的孝顺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笑予是个好孩子,同济毕业后在一家设计院供职,出差坐飞机是常事。媒体上常有飞机出事的报道,先生甚是担忧,爱子之心尤切。先生老来得子,笑予降生时,他已年届四十。起名“笑予”,我解读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问先生,他颔首。笑予酷似先生,连走路的姿势都活脱,只是魁梧些。当年,我读大学回家去看先生,先生与小何在里屋做饭,笑予开门。先生问谁,笑予答“小汤”。先生夫妇责备说:你也可以叫小汤?那时笑予大概三四岁。

而今,笑予也已三十过半。每每与先生说起,大家不禁失笑。真是岁月神偷,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去年,先生的大妹患癌症离世,今年,他的一个哥哥也卧病多年后去世。这对先生无疑是打击。

今年入秋后,我去看他,他会谈起死与灵魂有无的问题。也许他已感觉到来日无多。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他是个无神论者,相信人一死,就一切都烟消云散。我正好在写散文《你从哪里来》,中间就有关于人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的思考。我说人是从船上来的,小时候祖母常说我们一般大的一批孩子,是从一条船上来的傻孩子。祖母在去世那天,无端地对我说,你去上班吧,那条船已停在水桥边了。没过多久,祖母就走了。还有我祖父,他也不信鬼神,但他去世前,一定要我母亲为他扎一条纸船,说自己回归的路上白浪滔天。

再谈到《圣经》里的诺亚方舟,意思是想说,人一死并非虚无。可先生依然不信,说我祖父母关于船的说法,只是他们以前听得多了,只是离世前的回忆罢了,其实并没有灵魂的存在。

他说近来一直做梦,都是从前的事和过去的人。我说那都是你身体虚弱之故。他口头同意,但内心如何,谁也不知道。

他是一个好静的人,内心世界丰富,不怕孤独。但去世前一个多月,忽然提出,白天要有人陪伴。他知道妻子小何是副镇长,脱不了身,于是建议让自己的姐姐姐夫来作伴。不知他想到或幻觉到了什么。

还没决定由谁来陪伴。那天早晨,先生忽然离世。

在为他守灵时,小何与儿子笑予回忆,七年前,先生尚未得病。迷蒙间忽然看到自己的母亲,穿着一身红衣服,从门口进来。先生由是染恙,住进中山医院。去世前不久,家人忽然梦见他去年去世的妹妹,也穿着一袭红衣服,穿过客厅。

他的这两位亲人都是穿着红衣服入殓的。他哥哥去世时,先生没能送行,但知道也穿红衣服。对此,他很有意见。所以先生去世后,临行的服饰,都按照他身前的喜好。一袭呢制大衣,围着围巾,戴着一顶呢帽子。一如他生前去讲学、上课一般。

我的散文虽写了祖父母的迷信,但自以为还是个无神论者。先生刚去世,我就写了挽联并墓志铭,还写了哀悼的诗。其中有“宁可相信有神论,先生泉台来托梦。从今若许明月夜,清茶一杯细论文”一首。就从写这篇回忆文章的那晚起,果然接连两个晚上梦见先生。

我们相遇在小镇的夹弄内,好像是道院镇,阳光照射的角度很怪异,我们彼此隔一堵矮墙。他三十多岁的容貌,穿一件中山装,和蔼地朝我笑。我说:杨先生你不是去世了吗?他说:是的,现在也我相信是有灵魂的。我想跨过矮墙,他劝阻我。我想伸手将他拉过我这边来,他说:我已不能过来了。我们还说了些什么,但醒来忘却了,只记得这些。

先生的墓地已经选定,面朝大海,边上小河潺缓。环境幽静,草树蓊郁。这正合先生的好静的习惯。“五七”那天是他入土为安的日子。不久,就是“七七”。按传统说法,那天,先生将站在望乡台上,看亲友、故乡最后一眼。然后,毅然前行。先生一路保重!

虽说前尘往事如云烟,先生走了,但他的风范,他的文章留给了后人。人们会时时记起关于他的一切。如果说二十年一个轮回,那么不需要一百年,又会出一个杨淼。请求您,杨先生,还是来到奉贤——您的第二故乡吧!这里需要像您这样的博学多闻的儒生,这片土地太需要传统文化来滋润了。到时我们也可再续师生前缘。

发表于2014年《上海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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