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梅《红蜻蜓，白蝴蝶》散文赏析

红蜻蜓，白蝴蝶

曾经居住了我童年与少年的老屋，终于到了翻建的日子。接父亲的电话后，趁双休日，我决计回老家收拾。

不远处，割据了的土地上，林林总总的厂房、办公楼渐渐逼近过来。各种谣言从不同的渠道传入村民的耳朵。一种是马上就要拆迁了；一种是不拆迁，百尺泾以北将来是工业基地的居住区。两种谣言尽管相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怎样，居住面积多的人家自然合算。说是谣言，也未必。许多先是被媒体称作谣言的，结果都被事实所验证不虚。凭经验，讲求眼见为实的农民们懂得，在土地日见吃香的当下，政府也好，开发商也罢，都觊觎着自己手里仅有的一点土地。农民们心里明白，那是大势所趋。一个地方政策下来，你不从也得从。否则，不是钉子户，就是刁民。总之，你没理由不走。

农民弄不懂，自己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了祖祖辈辈的这块土地，竟然不属于自己。几个“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公差，凭一纸空文，要你搬迁就得搬迁。否则，有你的好果子吃。农民预感到，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唯一的办法，就是变着法儿使居住面积最大化。

于是，有钱有人脉的，就造别墅、洋房。不过，上面有规定，不能超出原来的总面积。但规定归规定，只要有人脉兼有金钱，这又当别论了。剩下那些真正的草根纯农户，要钱没钱，要棚脚又没棚脚的，就把阳台都包上铝合金，或者将废弃的猪舍重新翻建。图个光鲜、体面。

老家的宅上，几乎家家都在小兴土木。

我家那老屋实在是该翻建了。这里，先是住着我的祖父祖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翻建前面的茅房，我们一家七口都蜷缩在里面。

后来，搬进了楼房，这里一半成了猪舍，一半作为柴间。每到菜花烂漫时节，母亲还将柴间用作孵小鸡的场所。每当父母都下地后，家里空荡荡的，只有失群雏鸡焦躁的“啾啾”声，和祖父搓草绳的“沙沙”声。当然还有从门口飞进飞出的燕子。这没有增添丝毫的热闹，反倒生出许多的清幽。

再后来，农村散户不能再养猪了。于是，这里便成了鸡鸭和流浪猫的天堂。有时去老屋里取柴火，会发现几只毛色斑斓的小猫，愣愣着朝你“喵喵”。经年不修葺，雨泽下注，老屋上有些竹椽子不堪重负，挂在半空，有时会冷不丁地从芦笆间掉下一块草泥。

母亲早已将屋内的稻草、豆萁、花萁柴垛到了场角的空地上。

那是阳春四月，屋后的两排水杉树相互磨蹭着枝桠，发出嘎嘎声。多出檩条间的芦笆倾塌下来。空落落的屋内，散发出柴草、泥尘的陈腐气息。头梁椽子与墙角间，缀着一个破损的蛛网。曾网住的一只白蝴蝶，而现在只剩下一对粉白的翅膀，使人联想到生命曾经的挣扎。由于潮湿故，墙壁的低处生出盐花似的硭硝。环顾四壁，斑驳的石灰与红砖墙间，依稀着童年画的图腾。童年的嬉笑声从瓦楞间落下来，断断续续的，顽皮而清朗。

蓦然间，我发现一只蜻蜓，静静地歇息在钉子上。记忆里，那枚钉子曾挂过父亲的草帽，也挂过母亲放线的纱锭；等我够着它的高度时，就成了我挂书包、红领巾的地方。

时下还不到有蜻蜓的季节，何来的蜻蜓呢？我慢慢靠近，唯恐惊动了它。

那是一只红蜻蜓，躯体饱满生动。一双复眼灵动得能照见你。细瘦的腿脚牢牢握住生锈的铁钉，两对翅膀翼然伸展着，能看到上面生命清晰的纹理，似凌空而去。

我将手慢慢伸过去，但它纹丝不动。再用手指在它眼前晃动，它依然如故。照理，蜻蜓的脑袋能作三百六十度转动的，即使不飞走，也会灵巧地顾盼有情，何至于毫无反应呢？

我用食指轻轻一碰。

就在我指尖触到它头部的瞬间，那蜻蜓的肢体脆然肢解成无数碎片，纷纷飘落。

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那透明的红翅膀，翩翩着在阳光里起舞，久久不肯落地。

这是怎样的生灵呢？

其实，蜻蜓自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从未收起过那对飞翔的翅膀。不像鸟雀，不像蝴蝶，疲累时，可以敛起翅膀，稍作歇息。而蜻蜓即便在打盹歇息的时候，翅膀永远伸展着，时刻准备着奋飞。

尽管如此，她依然无法超越时空，从一个春天，飞进另一个春天。

屋檐下挂篮子的木钩，敲击着窗户的木框。我知道风想进来，于是推开老旧的木窗。一股小风扶起那羽化的翅膀，在四壁间寻寻觅觅。

恍惚间，我眼前幻出无数的红蜻蜓，背负着太阳的光芒，在原野上飞翔……

呵，那是少年时的红蜻蜓吗？

往事茫昧，我耳际回响起童声优美的旋律：晚霞中的红蜻蜓呀，请你告诉我，童年时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提起小篮来到山上，桑树绿如荫，采到桑果放进小篮，难道是梦影？晚霞中的红蜻蜓呀，你在哪里哟？停歇在那竹竿尖上，是那红蜻蜓……

那优美的旋律略带一丝淡淡的忧伤。

六月的乡村，麦子、油菜都次第登场。曾经生机勃勃的田野间，露出平展展的麦茬，似少年刚剃过的平头。钢尖刀草紫色的花冠，狗尾草毛茸茸的穗子，零落着矗在田垄间，特别地惹眼。红里泛黑的桑葚都熟透了，招惹着几个馋嘴的少年。他们瞭望远天，也瞭望无际的原野。

天，格外的高远；乡野似乎从未这样的空阔。只见无数的红蜻蜓，在广袤的田野上空翻飞。

此时的我，几乎每天看着同伴们滚着铁环去上学，再等待他们放学后，从我家门前嬉笑着走过。

那年，我辍学了。原因很简单，我的三弟不到半岁得了乙型脑炎。到三岁，还不会走路、吃饭。父母、祖母都要下地干活，祖父常年卧病床褥。二弟还小，父母经过再三商量后，让我停学带弟弟。

那时“文革”刚开始。上课的书本已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领袖的语录。不知是老师的照本宣科，还是外界的喧嚣，每堂课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还不如看批斗牛鬼蛇神，或者看忆苦思甜的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数叨。不读就不读吧！

那时我读三年级。自那以后，我每天背着弟弟在空寂的场上转来转去。到隔壁牧场里，看饲养员给小猪溜食，看兽医给半大的猪崽噌卵子。看卸下轭头的老黄牛歇在榆树荫里尿尿，一尿就是半个来小时。

我盼着同伴们放学。放学后，他们会像往常一样，在我家场地上打菱角或翻三角片、打弹子。我则背负着弟弟，在一旁看他们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伙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热络了，放学后打玩的战场也挪到了别处。那时隐隐悟出，即使同伴间的友谊，也需要靠玩耍厮磨巩固的。

这时，自己有些后悔当初的轻诺。在学校，书是读不到了，但可以玩耍，还可以跟老师捣蛋。

白天，出工后的村落里，悄无人影。家家户户的门洞开着。没有人，鸡鸭们成了主人。它们跳到饭桌上、长凳上，谈天，打鸣，打斗，拉屎。你方唱罢我登场，搅得一地鸡毛。

初夏的风很劲，刮得门臼吱呀吱呀地响。祖父将一捆捆稻草，竖立着晒在壁角上，然后横下一捆稻草，坐在上面编米囤，或用檠矫正着锯条。

木槿树排列成的篱笆旁，石榴树绽出金钟似的红花，金龟子、瓢虫在花蕾间热热闹闹经营它们的生活。金龟子、瓢虫的翅膀坚硬，飞舞时发出阵阵厚实的声响。看着我的孤独无聊，祖父用篾爿削了个风车，矗在石榴树旁，风过处，呼啦啦地转着，紧一阵，慢一阵。

我背着弟弟，站在石榴树下，眺望空阔的田野和田野里劳作的人们。看那些红蜻蜓不知疲倦地飞过来，又飞回去。它们在追寻什么呢？

弟弟的行动神经烧坏了，但认知一点没受影响。看到野外的青枝绿叶，看到远近飞舞的红蜻蜓，在我背上手舞足蹈起来。嘴里呜呜个不停，口水一直流到我的后脖颈。

蜻蜓，那是怎样的一种生灵呢？它们通体透亮，睖着一对天真的大眼。或疾飞于旷野，或悬停于虚空；或歇息，或追逐。更绝的是，它能够倒着飞。两只蜻蜓还能够将尾巴连在一起，成侧过来的“U”字状，比翼颉颃。有时，会有一只蜻蜓，停在水面的紫芡或荷尖上，一动不动，像是在想什么。所多的是，在傍晚时分，成千上万的蜻蜓，在高过人头的空中飞舞。忽而悬停，猝尔远驰。那半透明的翅膀，把橘红的黄昏风刮扇得无比生动。

我背着弟弟，等待着祖母与母亲，掮着锄头，背着青草，牵着老母羊说笑着收工回家。

日子寂寞而漫长。

此时，“文革”造反的烈焰已燃遍农村的每个角落。在破四旧，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日子，我背着弟弟到仓库场上，看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烧家堂、神主牌，烧算命先生的罗盘、书籍。有一回，趁人不注意，偷了一捆小人书和一个烧焦的罗盘。

书从哪里搜来的，我不知道。我们大队里读书人家多，有好几位读过大学的，高中及中专的不用说了。还有人曾经留学过，譬如像祖父辈的胡裕雍，是吴晗妹妹的同学，曾留学日本。所以，有《水浒传》、《三国演义》及小人书不足怪。但那罗盘我是熟悉的，是水生的爷爷水镜公公的。

水镜公公擅长堪舆之术，专门给方圆的人家看风水。村里人尊称为风水先生。哪家造房起梁，哪家择墓下葬，都请他看风水。每逢这样的场合，他看看天，看看地，掐掐时辰，再环顾四周，将罗盘摆弄一番。于是，这墓的位置及朝向就定了。或头朝东，或头朝南。于是，这房子的朝向也定了，或东南向，或西南向。

风水先生是乡下的知识分子，所以村人称他“水镜先生”。水镜先生不同于一般乡下人的，脸容白净而清癯，常穿一件对襟的毛蓝头唐装。每从我家门前走过，总会拐进来。与我祖父坐在门槛上，边吸水烟边唠扯。扯到高兴时，只见他的喉结上下抽动，嘴里发出咯咯的朗笑。

每每他将罗盘的包袱搁在一边。我稍稍移近，敨开包袱，里面是用的暗红的罗盘。那罗盘中央，有一个挂表似的钟，但只有一根针，一头红，一头白。而且不管你怎么摆弄，那红的一端，总指向南面。我好奇地摆弄时，祖父呵斥说，那是水镜公公的吃饭家生，不许乱动。而水镜公公总是慈祥地说，玩吧玩吧，小百喜好白相。

记得他有好几个罗盘，大小不一。而我从火堆边偷出来的就是烧饼大的那个。但那罗盘的一边已烧去了一角，像被咬去一大口的麻饼。而且那指针已掉落下来。我趁弟弟睡着的空隙，反复鼓捣着，想让它复位，可结果徒劳。

但那时，水镜公公已过世了。他在“文革”风暴来临前突然死的。几乎没什么征兆。前一天还在说说笑笑，第二天，人们说水镜先生死了。莫非他已料定那场风暴的来临吗？后来读《三国演义》，看到那个料事如神，将孔明、庞士元比作卧龙凤雏的司马徽时，就想起水镜公公。

不过，他的大侄子志奎伯伯，也就是水生的父亲却不免。

志奎伯伯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胸前总别着一支钢笔，也健谈。解放初，他曾是区里的文书，不知什么缘故，后来却成了农民。印象最深的是，春夏间他给队里放鸭。放鸭时将鸭子放在百尺泾的三角洋内，与我祖父坐在场角的井口边，不是聊解放初的往事，就是讲《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人物故事。什么关云长五关斩六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他们的故事吸引了我，在无书可读的年代，凭着三年级的文化，借着字典，去啃满是繁体字的小说。他的儿子水生，长我一岁，年年是好学生。

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刚落过一阵雷雨，太阳虽从乌云间斜照出来，但远处还抽着霍闪。我们正起劲地割着草。还打算割完后跳到河道里游泳。

此时，不知谁的母亲在喊。回到仓库场上后得知水生的父亲志奎伯伯投河死了。我们赶到水生家。客厅里已来了许多人。志奎伯伯躺在门板上，赤裸着上身，两只手在胸前紧握着拳头。有人想扳开放平也徒劳。

人们议论说，中午时，造反派在广播喇叭里要他去大队交代问题——这已经是好几次了。午后，人们看他出去的。不知怎么，他却绕到自己家的水桥边投河了。他是水性很好的人，身上也未绑石头，河水也不深，他是硬生生把自己憋死的。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那天傍晚，西天的云压得很低，西瓜瓤似的彤红。还冷不丁地劈了一个滚地雷。我打了一个寒颤，像要尿尿。回家后脑海里全是志奎伯伯握着双拳躺在门板上的图像。晚饭也没吃几口。“哦唷，格小囝受惊吓了，烧得好烫。”祖父摸摸我的前额说。

到了第三天的下午，志奎伯伯的遗体被装进一个旧橱柜里，脚露在外面，草草地埋在水镜公公的边上。那天出殡，家人及族人蜿蜒成一长串。没人敢执绋戴孝，也没人嚎啕大哭，只是一路低着头啜泣着。走在头里的是他的儿子，瘦小的水生。

那天大热。停厝时，墓地间纷披的野麦、红蓼丛中，飞起许许多多的白色蝴蝶。在坟起的土堆上绕着翻飞。以至于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去那里割猪草挖蟛蜞。

即便暌别经年后，坟堆与小河荡然无存，每当我打那儿经过时，总觉得有许多这样的白蝴蝶在眼前飞舞。但人们也许都不记得那段往事，及那些个细节了。

祖父与志奎伯伯是忘年交，他们曾一起参加解放后新政权的建设。此后，常听到祖父叹息说，志奎弟，怎么事先不漏一点口风，他怕牵累我。如果跟我叹叹苦经，我开导开导，他何至于走这条绝路呢！这下会苦了家人和孩子呢！

那年年是好学生的水生，不久就辍了学。小小少年就感受着世道浇漓，人情冷暖。他小学还未毕业呢！

我曾纳罕他为何走这条绝路。当自己阅历了人生和世相后才悟出，他是爱重人的尊严，不愿再受非人的侮辱。这其实是一种刚介的骨气。

“文革”并不因为志奎伯伯的死而收敛。吴家仓库的大厅里及场地上，不管白天黑夜，总是人头攒动。跳“忠”字舞，批斗“牛鬼蛇神”甚嚣尘上。特别是夜晚，一千瓦的小太阳照耀着狂热的人们，同样也吸引了无数的白蝴蝶。

它们和无数昆虫一样，翩然着从四面八方飞来，怀着一颗颗追求光明的心，扑向小太阳炽热的怀抱。就在它们洁白的翅膀拥抱小太阳的瞬间，那怀揣的理想与躯体旋即化作一股烟缕。人们在吸入生命的焦糊味后，犹如吸入了刺激神经的兴奋剂，狂舞着搅起的尘埃，使彼此间看不清面目。晓来雨过，无数的白色翅膀，沾上污浊的泥尘，再也不能迎风飞舞。任凭风雨翻转摆布。

在那个论成分的年代，我们大队里地主、富农特别多。在旧社会，成分结构也复杂。有土匪，有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有伪军、兵痞，更有脚踏几条船的主。这些人几乎都不能幸免于时代洪流，于是造反派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队里有一个叫瑞青的青年。他父亲阿帆伯伯是富农，在“大跃进”时赶劳动进度，因为用扁担鞭打耕牛，而作破坏生产论，吃了四年多官司。“文革”时自然难逃厄运。他白天下地背一块“四类分子”的木牌，晚上不是被批斗就是陪斗，下雨天则是搓稻草绳。这样子女自然抬不起头，结婚找对象都没人提亲。

为了改变自己，瑞青于是常做些好事。譬如做义务挑塮，每次晚上开批斗会时拉电灯。有一次，在开好他父亲的批斗会后，他去收理灯线，结果被电击倒。虽然抢救过来，但手和前胸被烧焦。他是熟练的电工，何至于犯低级错误？一定是开他父亲的批斗会，却要他提供保障服务，以至于五味杂陈所导致。

那时，人人都学雷锋，瑞青受到启发，买了一把理发推剪，利用下雨天休息，帮队里的老人孩子理发。他人很聪明，理的发也有型，大家都夸他。可造反派说，他是在拉拢群众。于是要我父亲去没收他的理发工具。因为我父亲与他是一个队的，而且作为大队支部书记，我祖父参加过地下党，所以还未靠边。在造反派再三催促下，一个下雨天，瑞青被叫到我家。父亲说出要他来的原委后，瑞青本来善辩，于是说出很多反驳的理由，特别是成分不好难道就不能学雷锋之类。

我背着弟弟，倚在门框边。父亲被他说得只是低着头讷讷地要他将理发工具交出来。我反而觉得，那不是父亲在找他谈话，而是他在给父亲做思想工作。我也曾要他理过发，心里觉得，瑞青学雷锋没有什么不对。说着说着，瑞青眼眶里有了泪花。父亲理屈词穷。我从未见父亲那样的狼狈。我同情父亲，更同情学雷锋而不得的瑞青。

“文革”结束后，瑞青已三十好几了。他入赘到外乡一个有孩子的寡妇家，未曾生育，替人家养孩子。从此我很少见着他。多年后我回家，饭桌上母亲说起瑞青“栗子疮”发作死了。于是我忆起，瑞青小时候得过结核病，脖子上有一片疙瘩——那就是“栗子疮”。他初中文化，机智善辩，说话有些辛辣。但他心灵手巧，样样农活拿得起。

像他这样所谓“成分不好”的青年，落得像他这样结局的，在我们大队有好几位。如今，他们若健在，都年届七十了。

瑞青的父亲——阿帆伯伯，高寿。九十岁作古。那时瑞青早已离世许多年了。所以阿帆伯伯由四个儿女送终。我们祖辈都是好乡邻，瑞青母亲雅芳伯母去世时，我在外地。阿帆伯伯的丧事我赶上的。在给他磕头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祖父去世时，他给我祖父磕头后起来时泪流满面的情景。他说的那句话，使我体会到乡谊的可贵。他说：阿叔一生从未诳过我，而我那时脖子梗，不听他的。吃了不少苦头。

那时他已七十好几了。不是轻易感动以至于流泪的年龄。

他的话使我隐约记得，“文革”来临后，祖父曾几次说他。叫阿帆伯伯不要口无遮拦。但祖父多次摇头嗫嚅：阿帆头颈太硬，是要吃亏的。

阿帆伯伯吃官司出来后，接受管制，“文革”中真的吃了不少皮肉之苦。那当然都是后话了。

与瑞青一个年龄段的，我们队里还有好几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阶级成分高，都读过高中、初中。在那个时候的农村，这已是知识分子了。

印象深的要数顶天、立地和系舟了。他们全姓吴，是我的长辈，都以“叔”呼之。

立地的父亲吴品章，也就是“肖斧”——温州军分区副司令。在顶天、立地出生前，他在搞地下党活动。所以给自己的侄子起名“顶天”，给儿子取名“立地”。意即要后人做顶天立地的汉子。这是何等气派豪迈的响亮名字！

立地在解放后随父亲去了浙江，后来读到大学，毕业后在舟山当教师。他是个孝子，对父母就别说了。他有一个姑妈——立地称呼她“大伯”，终生未出嫁。缠小脚，会吸烟。咳嗽起来没完没了。阶级成分又高，解放后一直孤苦一人生活。她与我祖母一直要好，农闲时每每来我家串门说起生活的不如意，与弟媳的关系不睦。但立地每次读书放假回来，总是陪伴大伯。安慰大伯放心，自己会给她养老送终的。养老送终，这是农村的老人，特别像她这样孤独的老人，后半生的期盼。

可惜老人没能享福，“文革”刚来临就走了。

顶天是个人人都夸的好青年。人长得儒雅英俊，不亚于电影明星郭凯明。不但字写得好，还拉得一手好二胡。他还曾写诗，写小说。其实在那时，作为一个青年，肯定是怀着许多梦想的。对于这样的家庭成分，只是社会没有提供更多的机遇。

那时，每个生产队有养猪场。但粮食供应定量，养猪基本靠谷糠、菜落、东洋草。为使猪长膘，队里安排船只到市区装载酱糟、豆渣。那年深秋，顶天与另外二人被安排去装运酱糟。队里劳动力都要去开河，再说能驾五吨的水泥船，出没于黄浦江的好手有限。队长要顶天带队。顶天的妻子不让他去，因为女儿还小，只有十个月大。但顶天是个顾大局识大体的人。他说服妻子，说一个星期即可回转。

可天有不测风云。在返程的那个深夜，大雾笼罩着黄浦江，为赶时间，顶天他们黑夜兼程。船行驶到董家渡水面时，与一艘大驳船相撞，船随即沉没。船尾两人被救起，顶天在船首掌篙，未见踪影。

他是我喜欢的一个长辈，不仅由于他的英俊，还由于他的多艺多才，他的和蔼善良。他是不可能遇难的。他水性好，一定在某个地方游上岸了。说不定在某一个早晨，他背着湿漉漉的行囊出现在村口。我与村里人都有这样的愿望。可十多天后，他的遗体被渔船打捞起来。已是面目全非。他的遗体未能运回，回来的只是他的骨灰盒。

他唯一的女儿爱红太小，不会有关于父亲的记忆。俗话说：生男肖母，生女肖父。她极像父亲。现在，她早已是出息成一名中学教师了。我每次见到她，不知怎么总会想起顶天叔。我想，如果他还活着，说不定是一个乡村歌者，或者是一位农民诗人。但我又想，他如今也可能成了乡村婚丧喜事的吹拉弹唱者；抑或成了一个看门的老头，一个到处奔忙的建筑工地的小工。像活到现在的当年的乡村知识分子一样。

不过他的生命却在二十四五岁就戛然而止了。使人惋叹。

年轻时一直病蔫蔫的系舟叔虽七十开外了，可身体倒硬朗得可以。他那时是中专生，毕业后回乡种地。有一次队里的公牛发情逸出，在参与捕牛时，他逮住了牛尾，结果被牛尥了个蹶子，由是身体落病，不能承受重体力劳动。于是就在牧场里养牛、喂猪。空余时间不是读医药书籍，就是研究插秧机。那插秧机的图纸画了好大一摞呢！

由于不能从事挑担、罱泥等重农活，同辈的青年就嘲弄挖苦他。每逢在牧场里挑塮的间隙，瑞青他们就说：今年农忙不要紧，系舟的插秧机要来了。

系舟叔不与他们抬杠，还是一个人默默地画图纸，研究他的插秧机。其实那时会有谁能理解并重视一个农村青年的理想与追求呢？公社的机械厂，只是焊接锚链，切割铁板，生产些脱粒机、电焊机。手工业社只是锻造些镰刀、锄头、钢钎。

那时，我常常因出于寂寞，背着弟弟去牧场，看他画图纸，听他讲山东马荣珍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

没有人重视他研究的插秧机。“文革”结束后，他凭自学的医术，进入镇的卫生院，专事针灸、推拿，小有名气。他的三个女儿都考上了大学。他将乡下的老房子租给外地民工，自己住在新寺镇上，难得回村里。还隔三差五与他的妻子——茜蒙婶婶外出旅行。

我的散文集《青桑叶 紫桑葚》出版后，我特地送一本给系舟叔，因为书中写了他的祖父、父亲和岳父。他看后颇有感触，他记性好，于是说起关于我们村家族的许多往事与掌故。如果某一天，我写即将消失的乡村，那都是绝好的素材。

那也是后话了。

辍学的一年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弟已到入学的年龄，但为了带二弟，他接我的班，推迟了一年入学。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口号声里，传统的秋季入学，改成了春季入学。本该读五年级的我，在老师询问我读几年级时，却老实地报了四年级。从此我就与原来的学弟学妹们为伍。以至于在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一九七六年，推荐读大学时，因为务农未满三年而没能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为改变世代农民的命运，在一九七八年秋季，懵懂地考进华东师范大学。

就在进大学的那年春天，我与弟弟买了十几棵水杉树苗，由祖父指导着，栽种在老屋后的水渠旁。三十余年过去了，水杉树合抱般粗实，挺拔高俊。春及，筛下一片浓荫，冬来，地上铺一层赭色的落叶。

这次翻建老屋，曾有把它们锯掉的方案，最后大家觉得留着更好些。

老屋内出奇的静悄。那辍学的一年多时间，我学到的东西远比在学校多。我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白蛇传》，还看了像《杨家将演义》、《岳飞传》、《宝莲灯》等连环画。学会了看繁体字。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人们在“文革”中暴露出来的世相。由于这些，我显得比同龄人早熟。

空荡荡的四壁间，那红蜻蜓白蝴蝶的翅膀不再游走。它们真的死了吗？

蓦然间，我听到那枚承载过红蜻蜓的铁钉，铮的一声，掉落到水泥地上。清越的尾音久久不散。

我不禁一怔。

那红蜻蜓是何年何月来到这里的，它在等待什么，是等待下一个春天，还是在等待着我？居然等到铁钉都不堪承载岁月的重量！

它的躯体虽脆弱到经不住轻轻一碰，可它的翅膀在离开躯壳的当儿，还要跳最后的生命之舞。

我想它只是在生命途中打个盹。

我于是轻轻地将翅膀捡起，唯恐惊醒了它。再将它夹在书页间。也许当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无意间我翻开书页，它会醒来，与那些往事一起，在夕阳下飞向另一个春天……

2013年10月于竹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