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起点
当我的目光,拂过渐渐老去的故乡的村庄,看到动迁后留下的一棵孤独的山毛榉,一截矗在河畔系船缆的木桩,一处废弃的破旧的牧场,一段淤塞了的长满杂草的河床,我的思绪就会晃晃悠悠回到旧时的记忆。
我的记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时我不禁问自己。
现在父母上了年纪,每逢回家时,我常与他们念叨往事,特别是小时候的事。虽不是学老莱子娱亲,但可让我自己重温在父母膝下长大的温暖与快乐而父母也快乐。每每说起一件小事,父母常诧异说,那时你还很小呢!
记得祖母在的时候,她一直说我小时候很乖。在我一岁来大时,母亲在稻田里喷洒农药时被秃虺蛇咬了,眼睛瞳孔都放大了。我哭着要吃奶,可妈妈正在抢救。祖母说那时的我一直盯着母亲的夹袄哭,祖母没办法,就将夹袄给我。我就往夹袄的怀里钻。那时的我以为,那里就是母亲。母亲被蛇医老干救了过来。可祖母却相信,那是我的哭声将母亲唤回来的。
母亲是我祖母唯一的女儿。特别是在她上了年纪后,往往念叨这事。而我那时是全然不知的。
我在家是长子,二弟比我小五岁。所以在五岁前,家里就我一个小孩。所以三岁还在吃奶。
小孩隔奶大概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想我隔奶时也不例外。我的记忆大概就是从隔奶开始的。
记得一个晚上,我还吵着要吃奶。母亲撩开侧襟棉袄,露出黑黑的奶头。尽管我很想吃,但看看黑黑的奶头又不敢,于是急得大哭。
我向母亲提及此事,她说是的,你那时还小,怎么会记得呢?其实,为了给我断奶,家里人应该想过好多办法。最后母亲才在奶头上涂了墨汁。那是母亲告诉我的。而我当时是不会懂的,但我却记得。这是一个细节,细节真实,这件事也假不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是祖母抱着我的。那时还没有电灯,房间内黑乎乎的。我转过头看看祖母,再看看黑黑的奶头,接着又哭,似乎在求援。这样,也许试了几次,我才断了奶。不过我记得的就是第一次。
我母亲生我时才二十岁,年富力强,奶水充足。所以,即使现在我也上了些年纪,可身体还算健壮,那都得益于母乳的滋养。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将我喂养大,而她如今虽成了一个干瘦的老人,却还要操持家务,收拾几分自留地。我自己却不能成为她的帮手,分担一些劳累。一一想来,不免恻然。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印象很深。
现在,每每在闲暇时听到《草原晨曲》,我会想到幼年的伙伴小狗。
小狗姓陈。我们村里叫作“小狗”的有好几位,有戚小狗,郎小狗。
乡下的孩子都取贱名,按迷信说法,是图个好养活。这也是长大后知道的。我与小狗虽是一个生产队,但相距倒有一公里许。小狗的父亲金龙伯伯是病秧子,隔三差五地叫我爷爷打针,小狗也跟着常来我家。加上我母亲乳汁多,我吃不完,胀得难受,常常叫小狗帮着吃。所以,小狗一进门,总是习惯了往房间里跑。即便那时已不再需要他吸奶了也是如此。
我叫他“哥哥”。
后来,他读小学了,放学后路过我家,会折进来带我玩,或趴在方凳上写字。他是男孩,但记忆中却很文静,说话也细声细气的,像金龙伯伯,有些娘娘腔。
那天是村里人收工的时分,太阳不怎么好,好像天有些冷。祖母在客堂门口摇袜,我在门口玩着。母亲收工回来了,边放下田刀边说:小狗被汽车轧死了。
那时,我不知怎么对死已有些模糊的概念。心头一个激灵,头不禁摇了几下,好像要撒尿。此时,生产队仓库场上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草原晨曲》。从此,这个曲子的旋律就和小狗的死连在一起了。不过知道这首歌的名称,却是长大以后的事了。
我家的东面有一座桥,桥往南是一条官路。那条官路折弯着通往小狗的家的宅基。以后的日子,有时一个人寂寞了,就朝官路那头张望,想,小狗也许没被汽车轧死,只是大人说的谎话。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在路的一端又出现了:穿着一件过膝的侧襟长衫,戴着一顶棉帽,搿着装书的首巾包,走走停停着来了。来了我们就一起玩。他叫我弟弟,我叫他哥哥。他削铅笔,他折三角片。我们一起在脚炉里煨蚕豆、山芋……
可每次总是失望。看到的是一条发白的官路,和官路上风吹起的微尘。或者还有一个晃悠着糖担的换糖老汉,有意无意地吹几下竹箫。可就是不见小狗哥哥。
后来,他父亲金龙伯伯来打针时,总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在我爷爷面前念叨他懂事的儿子小狗。小狗给他端药,小狗给他倒夜壶。在我眼里,金龙伯伯的身体本来单薄,此后,越发显得薄了,前胸贴着后背似的,风大一些,也许会被吹倒。
我终于相信,再也见不到小狗哥哥了。他真的死了。
再过了好几年,我几乎把小狗哥哥忘了。除非听到那首《草原晨曲》。开蒙读书时,我与小狗的弟弟炳荣在一个班。炳荣大我三岁。由于小狗的缘故,我竭力在炳荣身上找小狗的影子,常常接近炳荣,想得到像小狗哥哥的呵护。可炳荣是炳荣,小狗是小狗。炳荣从未那样像兄长似的亲近我。虽然炳荣长着牛眼,人也和气,但我们之间没有那股亲和力。现在想想,那也许是我们没有吃一个奶头长大的缘故吧!
不久前,我无意间翻阅八九年出版的《新寺志》,在“杂志”一章看到“事故灾祸”篇,其中关于那次车祸的记载是:“1960年2月5日,虹光一队儿童陈小菊在沪杭公路上被公共汽车撞死。”不过他的名字成了“陈小菊”,不再是我熟悉的儿时第一个伙伴小狗哥哥了。也许是印刷排版时错了,把“苟”字误打成“菊”字。而即便那“苟”字,也并非他父母原本的意思,只是进学堂时,老师以为“狗”字俗气才改的。不过,我在心里认可的一直是“小狗哥哥”。“小狗”多好?懂事乖巧,活泼天真。
我又想,小狗如果活到今天,该是怎样的境况呢?他注定着小学不会毕业(因为他的弟弟炳荣也是如此)。充其量不会好过一个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的农民。如今到了六十岁含饴弄孙的年纪,除了叹息时光的流逝与生活的不如意,就是因买不起商品房而等待着土地被征用而住房拆迁,以便自己有一个体面的家,和一个安逸的晚年。
如果我们碰面,他还会记起那些往事和在一个奶头上吃奶的事吗?这些我不得而知。他的多病的父母早已去世,记起他的人也不会多。最多是他的兄弟炳荣,在清明或大年三十祭祀时,多放一套酒盅碗筷罢了。还有,就是浓缩在《新寺志》里的一行发黄的文字。
掐指一算,1960年2月5日,那时我还不到三周岁。这些就是我记忆的起点吗?
2014年11月于枕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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