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梅《送别》散文赏析

送别

老俞得病已有年。

四月九日近午，接到噩耗，说老俞于当天上午十时许离世。

那都是意料中的事。不仅我们这么认为，就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去年底以来，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人消瘦得脱了形。在他得病的这些年里，我也曾去看过他，或者打电话给他的夫人臧老师询问病情，但病情时好时坏。

每次去看他，尽管因放疗或化疗折磨得他面容憔悴，但他依然健谈。谈家里的事，谈我们一起工作中的往事或问及同事的情况。言语间流露的是达观与平静。丝毫看不出得了癌症的人的垂暮与消沉。其实，他是硬撑着与人交谈的。

我一直以为，老俞的病因起自于他儿子俞振华的英年早逝——他才四十三岁。

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大年初四的晚饭后，我想去看他与臧老师。电话接通后，他不让我过去。我知道老俞是个硬气的人，所以推辞。我说固去，他固辞。在没办法际，他说自己家里有事，让我千万别过去。既然他家里有事，那就改天吧！

正月十五那晚，我从市区办完事回来，想想再不去，就不算新年了。于是又打电话。他还是坚拒。我说我已到你家下面了。他无奈说：噢唷！那就上来吧！

等我到他单元的楼梯口，他已等在楼下了。老俞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说你下来干吗？我又不是不认识。万一你腿脚不便而磕磕碰碰，我怎么过意得去。

推门进屋，见客厅里臧老师与几个中年妇女在折纸锭。靠墙壁还放了几个花圈。我以为是他家走了老人。老俞见我疑惑，就说：这次出大事了，俞振华去世了。

我心头一震，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蒙住了。常言道：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这是人生莫大的哀痛。老俞夫妇，一对七十来岁的老人，晚年丧子，其哀痛自不待言。我不知怎么安慰好。只是沉默着走向里间俞振华的灵堂前，默默致哀。

照片上的俞振华额角很高，相貌堂堂，酷似老俞。他比我小四岁。七八年高考，我考取了华东师大，他考取了同济大学。发录取通知的人搞错了，说我是取了同济。其实，我考文科，也没填同济。后来知道与我搞错的，就是俞振华。那是四年后，我被老俞接到新寺中学任教后才知道的。

俞振华考入同济时只有十八虚岁。那时刚恢复高考，国家人才紧缺。作为应届毕业生，他第二年即公派去荷兰，攻读河口海岸的本科及研究生。毕业后一直留在荷兰，供职于荷兰市政厅。最后加入了荷兰籍，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上海及宁波等地的大桥、隧道勘察设计，他常参与论证。《新民晚报》以不小的篇幅介绍他，并配有照片。他去世后，《欧洲时报》报道了消息：“荷兰侨界挥泪送别俞振华”。说：“他一生悉心公益事业，却不幸英年早逝。我们会清楚记得，哪里有为华人或留学生服务的现场，那里一定有振华；哪里有需要帮忙的公众和个人事务，那里肯定有振华；哪里有轻松的笑声和欢乐，那里必定有振华。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忠诚的朋友而惋惜和悲痛。同时，我们也为振华感到自豪，在他离开大家的时候，有这么多真诚的朋友在为他依依不舍地送行，这是对振华父母的安慰，也是对振华人生最好的总结。今天，我们在向振华告别的时候，让我们由衷地说一句：振华一路走好！”中国驻荷兰领事及振华供职的荷兰市政厅的二百多位华侨、同事来了，为振华送行。他太像老俞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我们也为他骄傲！

老俞是一个思想正统的老共产党员。儿子去国外，他是舍不得的。曾担心儿子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以常常去信告诫要爱国，不能忘本。作为他的晚辈及部下，他曾好几次跟我说起此事。其爱子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振华未曾娶妻，一人独身在外。作为唯一的儿子，老俞心里一定很着急，但振华坚持独身，他也无奈。此亦他心病一也！

老俞小时候历尽艰辛，虽无李密“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之痛，却也岁余失怙，十三岁又失恃。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全仗姐姐照拂拉扯，在饥寒交迫的煎熬中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代。解放后，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与聪明，考取了地方师范。由于这样的人生阅历，他感谢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

这些话，从现在有些人的嘴里呼出，人们也许会觉得苍白乃至窃笑。但对老俞来说，那实在是出于他的内心的。我在他领导下，与他共事近十年，不时会感觉到这一点。

老俞终其一生，以一个教师的身份，长期在奉贤地区担任小学、中学的校长、书记。工作平凡，生活安定。但他正直的为人，认真的处事，赢得了他的同事、学生的尊敬与爱戴。

我大学毕业后，是他将我要回到新寺中学的——他那时是书记兼校长。但我从未叫他“俞书记”或“俞校长”，而叫他“老俞”。这丝毫没有对他的不尊重，反而包含着尊敬的意味。他也乐意像我这样地称呼他。不像现在的有些头，下面得称他官名，或称他“老板”，否则，则脸一沉，一脸阴电。我们一批分入新寺中学的同事，他就呼我时不带姓，就像长辈呼晚辈一般。我也深深体会到他对我的关心与厚爱。有时与他为一件事争论，你不必担心他会记恨，他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他很正直，也很正统。有人说：老俞是马列主义。这多半是说他坚持原则。可现在的许多人，嘴上满口马列主义，实际却行鸡鸣狗盗的勾当。假公肥私，投机钻营。比之老俞的马列主义，孰真孰假，明矣！

老俞的丧事一如其为人，简朴而悄然。那都是在他临终前的一天立的遗嘱。其实，说临终前立的遗嘱，那是不确的。据我所知，他在儿子俞振华去世后，就立了遗嘱。那是我去看他时告诉我的。只是他未给他人看，包括他的妻子臧老师。他怕妻子担心呢！那时他已得了癌症。他说，自己什么都想好了，也想通了。人，总是要走那条路的。不知哪一天会走，所以还是早作安排，心里踏实。

记得我当时说，这也好，反正就那么回事。这反而放平心情，有利于治疗。他也同意我的说法。

老俞的丧事没开追悼会，只搞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除退休时的奉贤中学外，他没让通知自己工作过的其他学校。他不想麻烦别人。但闻讯还是来了许多人。他的同事、学生，生前友好。他的妻子臧杏芳，女儿卫华，外孙冠超。

我送了只花篮。自己动笔写上：沉痛悼念老俞。署名：朔梅哀悼。就像他生前我对他的称呼与他对我的称呼。事后，我又觉得没写好，应写上：老俞一路走好。

那天是清明季的一个上午。野外，油菜花、桃花正盛，还夹杂着洁白的梨花。香樟与女贞树也都换上了新叶。雨后的大气里，富含馥郁的氧离子。就在这一天，我们送别了老俞。

2012年4月26日于枕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