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赏析与注释

后记

评注曼殊之诗，总感到戛戛乎其难。究竟难在哪里呢？我想主要还是难在方法上；具言之，我们目前所采用的那种单一的“背景分析”“典故注释”以及所谓“知人论世”的方法，并非万应灵丹，尤其是用在“好弄玄虚”的曼殊身上，似乎更行不通。

曼殊通过诗歌表达生存感受的方式是相当个人化的，痛苦、迷茫、怅惘、绝望，这一切都深深浸透在他的生命行迹与艺术文本之中，其丰赡与独异，远非像黑格尔所说的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可以“一网打尽”。他的不少“无题”“失题”诗，往往隐没了“本事”，由此生发的那种迷离惝恍的美感或“妙处难与君说”的韵致，或许正是诗人的“有意为之”。作为评注者，即使通过考证、训诂等手段，获得了一些具有私密性质的“意外发现”，可当我们心劳力绌地试图通过“评注”“得秉笔人之本意”时，却不能不遗憾地发现，由于历史语境的悬隔，这其实不过是注家本人的一厢情愿，弄得不好，与作者本人来个“君向潇湘我向秦”的满拧，也未可知。不过，我必须在此申明：本人并不赞同像新批评派那样切断作品与社会、历史、道德以及作者生平的一切联系，只强调作品本体甚至讥讽寻找作者的创作意图，即是向作者求援、即是批评家自认失败的观点。尽管新批评派在主观上力图挽救社会历史批评和传记式的批评方式，但仍难免陷入与被挽救者同样谬误的境地。从实践效果看，当新批评派们大力标举“我评论的是我自己”，并站在一个同作品相距甚远的地方为自己的结论沾沾自喜时，读者却无法带着这个结论去重新感受作品。有鉴于此，我力主将作者生平之类的东西也视为一种文本，具体考察作者的生平文本与作品文本的“互文性”；也就是说，要尽力探究二者之间所容涵的那种相互解释的关系。窃以为这比那种看似严肃实则主观武断的“背景分析”与“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要靠谱得多——因为把诗歌降格为“历史”的附庸或“背景”的衍生物，不但不会增强反而会削弱诗歌的审美功能。易言之，诗，倘若被强行纳入某种理念的指代系统，只停留在知解力上，而不能转化为人们自由的情感体验，那么，诗的美感与魅力将从何体现呢？

再说典故注释。大量的诠释学实践证明，面对一种诗歌文本，如果我们只注明其中出现的典故的词典意义，未必就能真正洞悉文本的深层意蕴。因为从诗歌的创造过程看，其特征主要是直觉的、感性的，而非逻辑的、推理的。典故，经由历代文人们不断地辗转使用，势必层累性地增添许多新的意义，这必将使典故的“词典意义”（表层含义）与“诗人所赋予的意义”（深层含义）之间产生一定距离；再者，在诗歌特定的语境中，“典故”的表层含义后面往往还活跃着一重情感的意蕴，这就形成了“诗家语”所特有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迂回性美学效果。基于此一认知，倘若只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对诗中的典故——一种对创作主体丰富、独特的精神世界的象征表达的特殊意象——进行知性解析，往往会胶柱鼓瑟，甚至会有郢书燕说之虞。荣格曾经指出：“一个符号一旦达到能清晰地解释的程度，其魔力就会消失。”此言极是。作为诗歌所特有的意象性语言，往往是与诗人的某种情绪状态相对应的，它并不具备科学语言所要求的那种高度的透明性；易言之，意象性语言所表现的往往不是某种清晰的思想，而是某种充满活力的“意识团块”。因此，愈是诗的，愈具有抗译的质性；诗，其实就是那些在解析与翻译中“失掉的东西”（即那些粘附在各个意象上的丰富的情感意味）。若昧乎此，仅仅满足于对文本中的典故作刻舟求剑式的实指，便无法感领诗人通过意象整合创生出来的那种“语句下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向执着地认定，无论是译诗还是注诗，皆须由一流的大诗人来担承——只有在他们身上，才有着某种带有灵异性质的、充满个人化的神秘心灵体验和某种“灵视”能力——即智性的烛照和悟性的穿透。唯其拥有这一切，才有可能在译诗注诗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那些被称为“天使的尘埃”的东西的失落。

基于以上认识，在为曼殊诗进行评注时，我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只将“背景分析”（这也是出版社方面的一个硬性要求）作为打开文本的一个途径，在考证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掘那些来自作者生平的“本事”，使其与文本本身产生某种“互文性”，而心力所凝，则在对诗歌文本的艺术赏析与整体阐释（不消说，这一切都必须融合在具体的注释之中）。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评注既汲取传统的旧注方法，但又不拘执于此，而是适当采取现代批评的方法，重在诗情、诗心、诗性、诗境的体悟与品鉴。

从本质的意义上说，作为人类灵智活动的高级产物，诗歌是自由精神的产物，是一种将个我从现实层次的羁绊中超拔而出的提升，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所谓“始于意格，成于字句”的操作性的结果，而是具有鬼斧神工的奇妙与浑然天成的密致，几乎非人力所为。对诗人来说，这恐怕只有在柏拉图所说的“诸神降临”的幸运时刻才能幸致。在这个将灵思妙悟迹化为艺术文本的过程中，恐怕连诗人本人都会陡生“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之叹；作为注者，又岂敢谬托作者的“知音”？如果从审美接受的视角看，对同一诗歌文本从来就难以达成绝对的共识（“诗无达诂”）。执是以衡，我认为还是韦勒克、沃伦的见解较为通达可采，他强调道：“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的结束，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文学理论》）既然如此，那么，在具体的评注中，我们为何不尽量采取比较开放和自由的解诗姿态呢？当然，仅有这种“姿态”是不够的，作为注者，还必须拥有明睿的哲学意识与历史穿透力、艺术化的审美感觉、丰富的人生阅历，甚至情感上的成熟，庶几可达至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的“视界融合”。尽管我本人对这种境界一向神往，可由于才有不逮，虑有未周，逞私智而错用心者，在所难免。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写至此，我忽然想起宋代诗人杨诚斋为米南宫帖所做的一段跋语：“万里学书最晚，虽遍参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未敢拈出。” 这是何等令人追慕不已的逸怀雅致，非才华骞举、襟期超旷的大诗人不能道出。至于真正属于我本人的那“一瓣香”，尚在培壅滋养之中，故逮至今日，仍不敢拈出。

丙申荷月邵盈午撰于古彭搴兰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