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论苏曼殊其人

附录二：各家论苏曼殊其人

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工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孙中山，录自柳亚子《曼殊余集·附录六》

曼殊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真是所谓天才。他从小没有好好儿读过中国书，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程度实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诗，但太炎也并不曾好好儿的教。只由着曼殊自己去找他爱读的诗，不管是古人的，是现代的，天天拿来读。读了这许多东西以后，诗境便天天的进步了。所以照曼殊的历史讲起来，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实在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实在也是十分透澈，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点做癫癫疯疯的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章太炎做的文章（指《曼殊遗画弁言》 一文——注者）上，说他不解大事，几乎形容他是一个傻子，其实他住在日本的时候，太炎和刘申叔冲突的原因，他完全是明白的。好在他们都当他是傻子，甚么事不去回避他，而他也一声不响，只偷偷地跑来告诉我。照这样看起来，当曼殊做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正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到底由乱吃乱喝的结果，成功了不可救药的肠胃病而死去。在许多旧朋友中间，象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

——柳亚子《记陈仲甫（独秀）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

香山苏元瑛子谷，独行之士，不从流俗。然于朋友竺挚，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虽名在革命者，或不能得齿列。少为沙门，深通英吉利文字。稍长，乃习珊斯克利多书，尤善画，以艺文自放。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若黄节之徒，亦其次也。岂与夫录名党籍，矜为名高者，同日语哉？……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

——章太炎《书苏元瑛事》

曼殊的思想，在早年是极进取的。晚年虽形似退守，其实并不是真真退守，真真的向后转走。我以为他晚年讲的话，实在是表示他在极端愤激，因为愤激，有时候也许形成心理的变态而发生出变态的言论了。他一九一五年（乙卯）三月给我的信，有“阿崔欲来游学，我甚不谓然；内地已有‘黄鱼学堂’。吾谓多一出洋学生，则多一通番卖国之人。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这一段话，是最容易被人错认做顽固党的，也许顽固党会引以为口实。但是，我以为这未必是曼殊由中之言，不过愤激而已。在一九一五年，不是洪宪帝制渐近成熟的时代吗？筹安会的发起人，几乎无一个不是留学生，中间如刘申叔等，还是曼殊的老朋友，叫曼殊如何不痛心而愤激？通番卖国的曹汝霖，陆宗舆，不又都是留学生吗？此等人叫曼殊如何不骂？他骂女留学生，是因为她们奢侈浮华的生活，足以促成她们丈夫的卖国事仇而有余。举一个例子来讲，申叔是曼殊极好的朋友，申叔的变节堕落，我想是曼殊所极端引为痛心的；但申叔的一生，完全断送于他夫人何志剑之手，志剑不是女留学生吗？那真不如学毛儿戏的女戏子了。曼殊对于辜鸿铭，在早年是很看他不起的。在他一九一〇年（庚戌）五月《与高天梅书》:“惜乎辜氏志不在文字，而为宗室诗匠牢其根性也。”这讲得何等明白？他现在忽然崇拜他起来，那不是明明说，象申叔这班人的翻云覆雨，以革命始而以筹安终，还不如辜氏始终效忠清朝，不失为硁硁之士吗？曼殊这一封信，本来写得很奇怪。阿崔不知是什么人？照前后的另外几封信上看来，似乎是上海的妓女，如何会到日本去留学？我又不认识阿崔，他无缘无故把这个消息来报告我，且由阿崔而骂留学生，更痛骂女子留学，真不知是那里来的一股邪劲儿？除了借题发挥，表示他极端的愤激以外，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呢？了解了曼殊对当时政局的愤激心理，便当然知道他不会和一般顽固复辟党人把臂入林了。曼殊还有几封给邓孟硕的信，在一九一四年（甲寅）写的，都写着“宣统六年”的纪元，未一信还写“皇帝宣统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号”，那是更加显明着在玩世不恭的开玩笑了。这几封信内有在 《南社丛刻》上发表过的，我当时恐怕人家误会曼殊的意思，所以把辜鸿铭改作□□□，而皇帝与洋皇帝的纪年，也被我删去。如今在《书札集》上，我已还他的本来面目，也应该在此附带说明一下。明白了这几封信只是曼殊愤激时的变态心理，然后曼殊的正统思想，可以继续研究了。

曼殊的正统思想，可以分几方面讲：关于种族方面，他的民族观念，是十分热烈的，在他的著作中间，随处可以找到。无忌在《曼殊逸著两种后记》中讲：“曼殊知道记那些明末的忠臣烈火女遗事，曼殊知道译印度人在亡国后痛苦的嘶声；就是同样的曼殊，译拜伦痛哭希腊的哀歌，骂媚外的广东人（《 呜呼广东人》），谈荷人待爪哇华人的苛虐（《南洋话》），写无政府主义女杰郭耳缦的气焰（《女杰郭耳缦》），曼殊岂止是一个作绮艳语，谈花月事的漂零者而已。”这几句话是很不错的。关于政治及社会方面，他也非常急进。上面所讲《女杰郭耳缦》 一文，便是一个证据。此外，如 《露伊斯美索尔遗像赞》，如《海哥美尔氏名画赞》，都可窥见曼殊心理的一斑。在《惨社会》上，更有许多具体的表示……在《碎簪记》中，攻击资本社会的拜金主义，也十分厉害，关于宗教方面，他是很看不起耶教徒的。他在《断鸿零雁记》第六章讲罗弼牧师的一段，他说：“余特慕其人，清幽绝俗，实景教中铮铮之士，非包藏祸心，思墟人国者。”那末，除了罗弼牧师以外，在曼殊心目中，一般的耶教徒，当然都是“包藏祸心，思墟人国”者了。对于佛教，他是主张彻底的改革的。在《答庄湘书》上，及《断鸿零雁记》廿三章与湘僧问答一段，十分明白。杨鸿烈说，曼殊的理想，倘然实行起来，便是佛教中的马丁 ·路德，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谈了。关于两性问题，曼殊的思想比较落后一点。他在《断鸿零雁记》第五章讲雪梅一段，攻击代办婚姻和买卖婚姻，非常透彻。但在《绛纱记》内，却又攻击“黄鱼学堂”的不贞了。我以为曼殊是主张恋爱自由，而反对自由恋爱的。在前者近乎固定的一夫一妻一制，即结婚之权，操诸自己，但“一与之齐”，却仍旧要“终身不改”。在后者是主张恋爱有流动性，可自由结合，即可自由脱离，或者同时可以对于几个人发生恋爱。曼殊赞成前者而反对后者，这当然是时代的关系了。曼殊在《碎簪记》中，大呼“天下女子，皆祸水也”'，颇近叔本华的女性憎恶论，其实只是他做恋爱小说的反面文章而已。在《婆罗海滨遁迹记》内，却确确实实的说了女性许多坏话。这一部书很奇怪，不知究竟所谓南印度瞿沙者是真有其人，抑只是曼殊的捣鬼？倘然属于后者，曼殊的侮辱女性，未免太过。但他在书中还是少不了贤明的女性，他写了一个很好的“壮者妻”出来，又立刻把他自己的议论打破了。曼殊之对于女性，为憎为爱，真有些难于分别吧。

——柳亚子《苏和尚杂谈》

他（曼殊）的外貌，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仿佛很冷淡，其实骨底里非常热烈，不过不表现于脸上罢了。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国事时，他便道今夜只谈风月。同盟会在日本进行的时候，他也没有入会；虽然他的朋友都是革命党人，甚至于开秘密会议时也不避着他。但当辛亥革命，先烈陈英士先生在上海起义，消息传到南洋去时，他忽然热烈起来。此时他正在南洋教书，没有旅费还来，便将书籍衣服完全卖去，一定要赶回上海。在尚未还国以前，他写一信给我，其中有诗两句是：“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并说道：“遥知亚子此时乐也！”从这几句话，可以知道他对于革命希望的热烈了。还有一件事，就是上海城隍庙开辟商场时，他说卖糖粥的从此没有生路了；能开店的都是有资本的，小贩生活将绝了。他平常绝不谈社会问题，然而无意之间却露出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来。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柳亚子《苏曼殊之我观》

夫天地生才，由来非偶。既畀付以特殊，将期许而无已。况复翱翔瀛峤，眷恋神皋。定交杵臼之间，侧身顾厨之列。头角崭露，卓尔不群。固已逐龙虎于风云，随几复通声气矣。而乃心性湛然，忘情物我。慈祥恺悌，磊落光明。若吾师者，不可慕哉？特是人间污浊，原未可溷其清高。一旦委形影，绝尘鞅，无挂无碍，飘飘而作逍遥游者，固亦宜然。

——陈去病《为曼殊大师建塔院疏》

曼殊虽然是和尚，但他决不如一般宗教徒的一味迷信。章太炎先生说得好，“皈依净土，非丈夫干志之事。”就如他的祝佑梵天帝释，也不过于病苦呻吟之中，无可奈何之下，聊为说说，以求得些口头的安慰罢。我们且看他在《答庄湘书》，攻击崇拜偶象，和应赴之说，是何等的厉害！

然则曼殊何为又要以沙门自居呢？原来佛门里除了迷信之外，还有一些法宝，—— 如唯识的论理，和禅定的境界，—— 可以令你顿时弄到这世间的事物，都要“非空非有”，连你自己的身躯，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 只要你肯去弄。我们都知道曼殊是个恨人。他要忘怀苦恨，他要以情求道，这些岂不是济急的良方。可惜他却卒归失败，他尝一次叹息的说道：“学道无成，思之欲泣！”这情形，恐怕就是逃不出严复所说的“徒矜作达，无补真忧”的公式罢了。

清朝以异族狎主中华，是一种强奸的行为，少有气节的人，都是不依的。他遂施用驻防的政策来镇压之，并叠连大兴其文字之狱。中原处于辇毂之下，不惟士习婀媮，醉心利禄，即有一二魁儒，少明于所谓“种族之大齐”的，亦詟于专制的淫威，噤若寒蝉。俗语说得好，“山高皇帝远”，在我们广东便很不同了。我们广东，僻处海隅，加以民族性的傲岸自尊，真可以说是民族思想萌植的场合了。我们的乡先正，抱有种族之痛，而形之歌咏的，便往往而有；陈元孝的“江山无地限华夷”诗句，不过尤为传诵的罢了。（闻《岭南三家诗钞》 内边，“幽期空负钓鱼翁”, “年年磨剑候风尘”等句子，都是“反清”运动的隐喻云。）曼殊少长岭南，既备飨其说；—— 这话也并不著空，如黄节先生，便是一个很好的媒介物，或传授者了。—— 又尝流浪四方，与外国人杂处，弱国国民的侮辱，他都目击而身受之。侏儒过虱，虽未必真有其事；然而他对国家衰弱的悲愤，亦可想见了。我们都知道辛亥革命的势力的来源有二种：一种是排满思想，一种是爱国思想，那末我们对于大师的“检燕尾乌衣典去”，来回国看热闹的心情，也就很容易了解了。

……郭沫若先生说屈原是个独身生活者，这不过是想当然的话罢。至于大师，我们都知道他是“三戒具足之僧”，他的色情的热烈，就如一般解释禁欲的基督徒的养处女的心理，所谓“重叠的欲情，在他心中燃烧，而永无欲求的畅满，来息灭这继续增加力量的光明的火焰”的原故罢了。

然则曼殊又何为不在他所恋慕的女子中，拣一个公然“抚而有室”呢？我以为这都不外是他的利己见解罢。他的《答萧公书》上，很委婉的说过，“不慧性过疏庸，不敢（就是不屑）厕身世间法。”那末，与其结为百事可哀的夫妻，招尤招怨；倒不如各归四海，反留得后时的回味了。他说“早证法身”，固然是饰词，“学得死生大事，也是假话”。

……曼殊虽不免于悲观厌世，然亦无害他的对于世间的热心。他乃至于希望幸能留得一丝道义在这世间，便觉是此生的安慰，这是何等的切望。我们只要明白了他的热情，他的自负，那末便知得到他的洁癖，他的孤行，都是有意义的了。屈原有言：“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由此说来，消极的有所不为，自有其效用。换句话说，狷洁之行，实在难能可贵；这个世界就正少得它。而大师的遗世独立，又何可厚非呢？

——罗建业《曼殊研究草稿· 曼殊的思想》

我还记死朋友中，有一个苏玄瑛，这个人是我所不愿学，同时也是我所不能学的一个人。他的性情，也很有超绝一切的去处，但是他到底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结晶。就超生活的一面看，他也是一个人类中的优秀，却是在生活里面看，他倒是一个累世的人。这样的人，高而不崇，洁而不纯，于个人可称为良友，于社会绝不能不说是赘疣。

——陆丹林《戴季陶之苏曼殊观》，录自柳亚子编《曼殊余集》第5册《史料类》

他少年时本是极热心，中年后悲观极深。他的拼命吃Chocolate，八宝饭，雪茄烟，实是一种自杀政策。金钱到手拼命乱用，无钱则忍饿终日。好吃花酒，而却与他所做的倌人（名花雪南）极少交谈，盖彼之所好不过一场热闹而已，不在花亦不在酒也。彼对于并世人物，多少许可。那时的国民党，很想捧宋教仁出来组阁，我曾征其意见。彼的意思，大约对宋亦殊少许可。（大约谓宋聪明而已，并无真才实学。）他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宋教仁等所以要做革命党，不过见识尚远，人尚聪明，知道中国革命迟早总要成功耳。

——郑桐荪《与柳无忌论曼殊生活函 》

他（指曼殊）是一个感伤诗人，但同时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浪漫主义的理解与同情。曼殊许多朋友中，给他影响最多的，是章炳麟与陈独秀。他从陈独秀学汉学，从章炳麟学作诗。章炳麟是与孙文共为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的一个巨头。陈独秀是人人知道的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指导者。曼殊从这两人所学得的，不只限于诗与汉文，是事实吧。

——米泽秀夫（日本人）《苏曼殊之生涯与作品》

曼殊自日本渡海东来，即到苏州，神清貌癯，穿一破旧之布衲，我等延之在吴中公学社教书，时君喜作画，为我画一儿童扑满图，尔时在清季，我辈正竞谈革命，扑满者，隐为扑灭清朝之意，惜此扇已失。

——包天笑 《题曼殊遗诗遗墨》诗注，录自文芷《曼殊上人诗册》

（曼殊）心胸意趣如魏晋间名流，吐属妍雅，而蕴藉不露圭角。游人间世，翛然如闲云野鹤，不可以常意拘，类如此矣。张融所谓：“ 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及见我耳。”又曰：“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君其几之。……曼殊遗落一切，逸韵自喜，故著述不多，亦非经营刻意以为之者。天姿绝特，于学无所不通，而深自敛抑，勿以炫世。善言《易》者不言《易》，朋辈中一人而已。

——姚鹓雏《记苏曼殊》

曼殊死在壮年里，人们多说他据有天才的华宫以外，也有着非常之努力，故能够懂得几国的文字，同时又能够欣赏了那么多的古文艺作品。如果有普通人的学力去衡量，就在时间上算，曼殊也决不能学得那么多东西。其实，曼殊有的，只是天才，天才之外，就是兴味。如果要以曼殊为苦学志士，那不已把曼殊完全看错了吗？

——梦舟《关于苏曼殊》，录自柳亚子编《曼殊余集》第六册

（曼殊）的浪漫行为，谈起来，其所以会使我们的七情在脑海里作祟，为的是他富有至高的性灵，所观察的事物，绝不肯被恶劣的社会环境所融化。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出于自然的性情，又绝不是矫揉造作，装饰浪漫的行为的，藉以博得文人多浪漫的所谓文人的美名者可比，他与生俱来，就那样的豪放和任性，玩世不恭态度，思想超凡的。

每一位未出阁的丽人尽情地爱上他，自然他也是深深地爱她，不过他若是将所有爱他其中的一位女子，真的实行结婚，那是要叫多情如曼殊大师，也许会觉得左右为人难。因为结婚呢，仅有单位的可能，其余以前的所谓爱情，便非真实的爱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了曼殊大师对于爱他的女人，个个都是心心相印的，诚实地爱着的，无条件地爱着的，像这种的爱，是再神圣可贵不过的，除非是多情如曼殊大师，任谁也都做不到，请念出他两句的遗诗吧：“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唐蕴玉《时代之苏曼殊及其他》

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而苏曼殊就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鲜明之处，简直有几分怪异。解读苏曼殊，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任何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均或多或少透露着强梁式的牵强。在缓缓滑过脑际难以计数的词汇中，我努力说服着自己，极勉强地选择了“形为心役”一词来为苏曼殊35年的坎坷人生来作出终结性的评语。

——林语堂

苏曼殊数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不知英诗鬼才，别有所属，唯贝多士可以当之。至于拜伦之入世践实，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

——钱钟书《谈艺录》

民元后有不少同盟会会员由于他们的政治理想仅限于排满，所以清政府垮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目的已达，后来袁氏建国后，依附于他的，颇不乏人。即如筹安会六君子中如胡瑛、孙毓筱，都是同盟会中人。而曼殊当时是赞成二次革命，是反袁的，所以他的政治思想水平，已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境地。惜乎曼殊死得太早，没有经历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否则，他的思想中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他与陈独秀、柳亚子均有较深的交谊，也可能会受他们的影响。

——任访秋1985年6月7日致邵盈午函

但苏曼殊他特殊的身世“难言之恫”，他的感受比那一部分知识分子要深刻得多。这种情况，从好的方面讲，是矛盾和冲突，若是说得不好听，我看曼殊的思想有些杂乱。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或是更为助长他）成为晚清民初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冯至1987年4月24日致邵盈午函

是曼殊的为僧，出于无奈，被逼到无路可走，其时其母已归日本，曼殊无所依靠。他的出家，并非出于崇信，12岁的孩子，还谈不上信仰。但出家以后，诣雷峰海云寺具足三坛大戒，这就不同了，这就要守戒律，假父为玄瑛聘的雪梅，假父殁，玄瑛既被带出家，雪梅佗傺死。河合代有姊，欲以女静子嫔玄瑛，玄瑛既守戒律，自不能成婚，则守戒与情爱的矛盾，亦易明。“春雨楼头尺八箫”，当在日，“何时归看浙江潮”，即思华，当与“难言之恫”有关。“芒鞋破钵”为僧守戒，“踏过樱花第几桥”，当与情爱有关，此宗守戒与爱情之矛盾。“任礼耻任汝”，则他又信奉中华旧文化，看不惯当时的风气。这是旧文化与新风气在曼殊思想上的矛盾。他讲什么灵界诗人与爱国诗人，这又是对于诗国中所发生的矛盾。《谈艺录》谈到他对拜仑赞美的话，认为不确，这又是他对西洋诗人的认识与实际背离的矛盾。这些矛盾，主要的是身世之恫，戒律与爱情的矛盾。这在常人都易解决，以日人而赞助中山革命的有人，则身为日人，又何碍，于为中国效力，玄瑛既不在庙中为僧，则本可以还俗。但他的性格却不能这样，是否他的性格与屈子相似。就一般人来说，屈子不得于怀王，流放汉北，正可到别国去，孔子也周游列国。屈子却非在楚国不可。玄瑛的矛盾，却固结而不可解，这点似可探索。

——周振甫1990年11月18日致邵盈午函

像这些新道家圣徒一样，苏曼殊也有意显示出一种放浪不羁的生活风格，同时又试图用佛教教义来证明其合理性。不过，他那副和尚的外衣仅仅是一种装饰罢了，并不能为他的生活态度提供多少正当的理由，倒是给他格外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