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白开元

享誉世界文坛的印度大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他一生热爱中国，十分重视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1924年，他不顾年老体衰，不远万里来中国访问。他与中国文化名人的情谊，以及对英勇抗击异族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生动地反映在他的诗作之中。

泰戈尔访问北京时，我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在开明戏院为他专场演出《洛神》。演出结束，他亲自到后台热情祝贺演出成功，并对布景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说“色彩宜用红、绿、黄、黑、紫等重色，应创造出人间不经见的奇峰、怪石、瑶草、琪花，并勾勒金银线框来烘托神话气氛”。梅兰芳根据诗人的意见，请人重新设计《洛神》的布景，使之与剧情更为协调。次日在为诗人举行的送别宴会上，梅兰芳请泰戈尔题诗。诗人欣然命笔，在梅兰芳的一柄纨扇上写了一首小诗：

认不出你，亲爱的，

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

远远地望去，好似

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

这首诗表明泰戈尔观看京剧，朦朦胧胧地获得了美的享受，也道出了由于语言的障碍，难以完全理解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难以充分领略京剧艺术真谛的一丝遗憾。

泰戈尔在北京，适逢64华诞，东道主为他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并排演他的名剧《齐德拉》。美貌清纯的才女林徽因扮演女主角齐德拉，风度翩翩的徐志摩扮演爱神。林徽因和徐志摩通晓英语，语音纯正，泰戈尔对他们的表演深感满意。离开北京前，泰戈尔应林徽因的请求写了一首赠诗：

蔚蓝的天空俯瞰苍翠的森林，

它们中间吹过一阵喟叹的清风。

泰戈尔缘何为林徽因写这首看似描写风景的小诗呢？

泰戈尔在上海入境，经南京、济南到北京，一路上会见各界著名人士，发表演讲，由诗人徐志摩翻译。翻译之余，徐志摩不仅与他畅谈人生，交流文学创作的心得体会，也对他诉说爱情方面的苦恼，言谈中间仍流露出对林徽因的爱恋。在徐志摩和林徽因一起无微不至地照顾泰戈尔的日子里，泰戈尔似乎觉得他们是理想的一对。为了消除徐志摩的愁悒，据说泰戈尔曾委婉地向林徽因转达徐志摩的缱绻之情，可得知林徽因已与梁思成订婚，看到林徽因毫不动心，一贯恪守婚姻道德的他感到实在是爱莫能助了。

在这首小诗中，泰戈尔把徐志摩喻为蔚蓝的天空，把林徽因喻为苍翠的森林。在泰戈尔的心目中，他们是高贵而纯洁的，但他们中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只能像天空和森林那样，永世遥遥相望，永世难成眷属。泰戈尔把自己比做好心的清风，清风的谓叹中流露出当不成月老的无奈和惆怅。

泰戈尔在上海、北京等地用英语发表演讲，以其独特的诗的语言、诗的意象，表达他深奥的政治、哲学观点，精确地译成中文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对英语有很深的造诣、文学功力深厚的徐志摩，翻译起来却是游刃有余。他以华丽的辞藻，抑扬顿挫的声调，从容不迫、声情并茂地把泰戈尔的思想传递给众多听众。

对诗歌艺术同样的热爱，对心灵自由同样执著的追求，敞开了泰戈尔和徐志摩的心扉，使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泰戈尔为他的中国知音起一个印度名字——苏萨玛（Susoma）。在孟加拉语中“苏萨玛”意谓雅士，对风流倜傥的徐志摩来说，这是个贴切的名字。

泰戈尔访华结束，徐志摩又陪他访问日本，一直把他送到香港，才依依惜别。泰戈尔回到印度，将他在中国的演讲汇编成《在中国的讲话》，此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苏萨玛，由于他的周到照料，使我得以结识伟大的中国人民。泰戈尔把疏通蔓生着忘却的荒草的中印两国文化交往的古道，当做他访华的使命，此书扉页上的题词，是对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徐志摩热诚相助的充分肯定。

频繁的越洋鸿书，不断加深着泰戈尔和徐志摩的友情。1928年，徐志摩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印度之行，见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泰戈尔。1929年，泰戈尔结束在国外的讲学，回国途经上海，在徐志摩家小住。徐志摩夫妇早为他布置了一间富于印度情趣的房间，可泰戈尔偏偏喜欢摆着古色古香的家具的徐志摩的卧室，徐志摩当即作了调整，让泰戈尔度过几天愉快的时光。

临别前，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写了一首赠诗：

亲爱的，我羁留旅途，

光阴枉掷，樱花已凋零，

喜的是遍野的映山红

显现你慰藉的笑容。

原来，泰戈尔在加拿大访问时不慎丢失护照，应邀去美国访问，在移民局办公室受到非礼，竟有人问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否识字，诗人为此异常气愤。回国途中访问日本，他因提醒日本人民警惕不要被帝国野心的歇斯底里所毒化，受到冷遇，心情郁闷。可一到上海，徐志摩夫妇问寒问暖，极为热情。在徐志摩家中，泰戈尔仿佛置身于盛开的映山红花丛之中。

泰戈尔这首题诗，寓情于景，樱花纷纷飘落的凄凉景象，暗喻诗人在美国、日本时沮丧失望的心情，徐志摩夫妇对他的敬重，微笑着对他的宽慰，生活上的体贴入微，以及切磋诗艺给他带来的欢乐，则从似谙人意的映山红鲜艳的花瓣上显露出来。

这首小诗中营构的反差强烈的意象，真切地表露了泰戈尔不同的心境。

泰戈尔回国后经常怀念他曾游览的中国的锦绣山河和结识的中国友人，距他谢世仅6个月的1941年2月21日，他以饱含思念之情的笔墨写了一首自由体诗《我有一个中国名字》：

往事历历在目——

我生辰的洞房的净瓶里

盛着我采集的各国胜地的圣水。

我访问过中国，

以前不认识的东道主

在我前额的吉祥痣上写了

“你是我们的知音”。

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垂落了，

心中出现永恒的人。

出乎意料的亲密

开启了欢乐的闸门。

我起了中国名字，

穿上中国服装。

我深深地体会到：

哪里有朋友，

哪里就有新生。

他送来生命的奇迹。

栽种外国花卉的花园里，

怒放着陌生的鲜花——

它们有外国名字，

它们的故土离这儿很远，

在灵魂的乐园，

它们的情谊受到热烈欢迎。

1924年5月8日，在天坛草坪为诗人举行的祝寿仪式上，梁启超为诗人起的中国名字是“竺震旦”。中国称印度是“天竺”，而古代印度称中国为“震旦”。梁启超用心良苦为诗人起了这个珠联璧合的名字，对泰戈尔在两国文化交流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寄予了厚望。

泰戈尔无愧于这个美好名字。经过他十余年的不懈努力，1937年4月14日，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立了中国学院。在开学典礼上，他发表了著名演讲《中国和印度》。泰戈尔把他创办的国际大学喻为姹紫嫣红的世界花园,作为中印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中国学院则无疑是这世界花园里一朵分外鲜艳芬芳的鲜花。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最突出地表现于他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8年年初，当他在报纸上读到日本军队出征前举行祭祀，祈祷胜利时，不禁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地写了声讨日本军国主义的名作《射向中国的武力之箭》：

战鼓咚咚敲响，

日本士兵梗着脖子，

眼睛血红，

牙齿咬得咯咯响。

为给阎王的筵席呈送鲜嫩的人肉，

他们列队出征。

出发前进入慈悲的佛祖的庙宇，

祈求神圣的祝福。

战鼓咚咚，

军号阵阵，

世界瑟瑟战栗。

鸣钟击磬，香烟缭绕，

祈祷声袅袅升天：

“大慈大悲的佛祖，

保佑我们旗开得胜。”

他们将用刺刀挑起

惊天骇地、撕心裂肺的惨叫，

斫断千家万户爱情的纽带，

把太阳旗插上

夷平的村庄的废墟。

他们将摧毁知识的宫殿，

粉碎“美”的圣坛。

为此他们特来接受

仁慈的佛祖的祝福。

战鼓咚咚，

军号阵阵，

世界瑟瑟战栗。

他们将计算他们的枪口下

死伤的人数，

随着报告成千上万死伤者数字的节奏，

敲打胜利的锣鼓；

用遍地儿童、妇女血肉模糊的尸体

招引鬼魅的狞笑。

他们唯一的愿望

是把虚伪的诵经声

灌满世人的耳朵，

在他们的呼吸中羼入毒气。

他们怀着这种心愿

进入仁慈的佛祖的寺院，

接受他善口的祝福。

战鼓咚咚，

军号阵阵，

世界瑟瑟战栗。

诗人在这首诗中，愤怒谴责日本军队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尖锐地揭露日本士兵礼敬佛陀的虚伪。诗人不仅以诗篇声援中国人民，而且亲自参加援华抗日活动，抱病率领国际大学艺术团在加尔各答进行义演。他呼吁印度人民向中国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援助。他本人慷慨解囊，为援华基金捐款500卢比。他的正义行动大大激发了印度广大群众支援中国人民的热情。他在致中国人民的公开信中预言：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胜利的种子正播入你们的心中，并将一次次证明，它是不朽的。

诗人虽然未能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57年参观国际大学时，曾赞扬泰戈尔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光阴荏苒，2011年5月7日是泰戈尔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泰戈尔辞世也已70年了。但泰戈尔对中印友好事业的卓越贡献，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连同他的名篇佳作，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白开元，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