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

张光璘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次“泰戈尔热”，这次“泰戈尔热”在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达到顶点。正是由于这次访问，又引起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场争论。总之，这位印度作家无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我国某些现代作家、对我国广大的读者，都有过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迄今未衰。泰戈尔对我国文学的影响究竟应该如何估价，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比较文学的课题。本文打算就20年代初我国文坛上出现的“泰戈尔热”的概况、历史背景以及对我国文学的影响，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20年代初泰戈尔作品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泰戈尔作品最早被介绍到我国来的是1915年10月出版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笔者）第2期上登载的四首短诗。这四首题为《赞歌》的短诗，是当时《青年杂志》的主持者陈独秀从英文转译的。篇末，译者还对泰戈尔作了简约的介绍：“达噶尔（即泰戈尔——笔者），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Nobel Peace 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其后，1917年出版的《妇女杂志》3卷6、7、8、9期上，连续登载了天风、无我翻译的泰戈尔的三篇短篇小说：《雏恋》（即《归家》——笔者）、《卖果者言》（即《喀布尔人》——笔者）、《盲妇》。1918年9月《新青年》5卷3期上刊载了刘半农翻译的泰戈尔诗《同情》《海滨》。以上是我国早期翻译的几篇泰戈尔作品。1920年后，随着“泰戈尔热”在我国兴起，他的诗歌、小说、戏剧、论文、书信、讲演、自传等便大量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登载泰戈尔著作的杂志约有30余种，其中主要有《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晨报》副刊、《少年中国》等。译者主要有郑振铎、赵景深、施蛰存、刘大白、叶绍钧、沈泽民、沈雁冰、许地山、徐志摩、瞿世英等。从1920～1925年，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泰戈尔的主要著作几乎都有了中译本，包括诗集：《吉檀迦利》《采果集》《新月集》《园丁集》《游思集》《飞鸟集》以及其他诗歌杂译。戏剧：《齐德拉》《邮局》《春之循环》《隐士》《牺牲》《国王与王后》《马丽尼》等。小说：《泰戈尔小说》《泰戈尔短篇小说集》等40余篇短篇小说；《家庭与世界》《沉船》等长篇小说；《我的回忆》《人格》《创造与统一》《人生之实现》《国家主义》《海上通信》《欧行通信》等自传论著。我国评论家写的介绍泰戈尔生平、思想的文章和作品评论，在刊物上比比皆是，其中重要的论文有，瞿菊农的《泰戈尔的思想及其诗》、王统照的《泰戈尔的人格观》、郑振铎的《泰尔戈传》、张闻天的《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愈之的《泰戈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等。泰戈尔的重要作品有三种甚至五种以上的译本。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开列上面的书单及人名，是为了说明20年代初，我国文坛上出现的这股“泰戈尔热”，其盛况实在可观。据报刊介绍，当时，泰戈尔的作品不胫而走，风靡一时，甚至连一般的中学生都以能背诵几首诗人的英文诗为荣。一个外国作家，特别是一位东方作家，竟然受到我国这样多重要作家的瞩目，在短短的几年中，竟然有这样多的译著在我国发表，这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也算是罕见的事。

这股“泰戈尔热”为什么会在20年代初席卷我国文坛呢？这件事绝非偶然，既不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由于泰戈尔宣传了“人类之爱”的“永恒主题”，所以在我国“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也不是如另一些人所认为的，是几个人“鼓动”起来的。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世界性的“泰戈尔热”传入我国的客观因素；另一个是我国新文学发展的内在因素。

就外因来说，“泰戈尔热”并非始于我国，而是来自西方：也不是从20年代才兴起，而是在1913年后已风靡欧洲。泰戈尔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到20世纪初，已经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写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和剧本，但当时诗人的名声仅止于印度国内。只是在1912年，诗人将自己的诗集《吉檀迦利》译成英文发表后，才轰动了欧洲。1913年，诗人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从此，泰戈尔就以第一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东方作家的身份跻身世界文坛。1913年前后，欧洲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人们为他欢呼，为他举行提灯游行集会，以接待国王般的礼节接待他。欧洲为什么忽然对泰戈尔如此顶礼膜拜，特别对他的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诗集《吉檀迦利》推崇备至呢？有人认为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欧洲的政治气候有关，大战前夕，欧洲各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战争阴云笼罩整个欧洲上空，使一些人对前途感到悲观沮丧，渴望寻求一种“精神支柱”以逃避严酷的现实，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恰好适应了这样一种思潮的需要。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爱尔兰著名诗人夏芝曾经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他说：“我每日读泰戈尔，读他一行诗，便把世界上的一切烦恼都忘了。”这句话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泰戈尔的看法。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欧洲当时对泰戈尔的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尽管泰戈尔的作品中存在着神秘主义色彩的回避现实的一面，但是泰戈尔毕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1913年以后，风靡欧洲的“泰戈尔热”，人们主要赞扬他的“泛爱”“诗化人格”和宗教神秘主义，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认识，就泰戈尔整个创作评价来说是不公允的。1914年“泰戈尔热”由欧洲东渐，首先在日本风行，时值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曾经对郭沫若早期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大家熟知的。1915年，随着《新青年》第2期上登载陈独秀的译诗，泰戈尔的名字第一次传入我国。以此为滥觞，泰戈尔的作品陆续介绍到我国，逐渐形成了我国现代文坛上的一次“泰戈尔热”。上述情况可说是这次“泰戈尔热”形成的外因条件。

除了外因条件，“泰戈尔热”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出现，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内因。泰戈尔著作传入我国时，正值“五四”文学革命的酝酿、发展时期。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同封建主义文化作斗争时，为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急迫地吸收一切外来的新知识、新思想，作为自己战斗的武器，于是世界各国的近代文化被大量地翻译介绍过来。在政治、哲学方面，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从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从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到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都纷纷介绍到我国来。在文学方面，歌德、易卜生、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厨川白村等东方和西方进步作家的作品，大量地被翻译过来。泰戈尔著作正是在这股向外国借鉴的潮流中，介绍来我国的。

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如同世界上许多文学巨匠一样，复杂而又充满矛盾，但是，政治上强烈的爱国激情，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鲜明倾向，同情劳动人民的人道主义；哲学上追求“精神自由”“自我解放”的泛神论思想，创作上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则始终是他整个创作实践的一条主线。他作品中的这个主导思想恰好与“五四”当时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蔑视偶像权威、张扬个性的时代精神十分合拍，这是“泰戈尔热”能够在“五四”文坛上出现的根本原因。再加上，他的祖国和我国同是东方文明之邦，彼此间有着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交往，当时又同受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共同的历史命运，使我们之间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因此，泰戈尔便能够在大师如林的“西学东渐”潮流中，异军突起，独树一帜，赢得我国读者的青睐，风行一时。

从“五四”文坛的具体情况来看，泰戈尔那些“表现自我”，追求“精神自由”，洋溢着泛神论思想的诗歌，正适合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使当时“创造社”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家找到了反封建的“喷火口”。他的冷峻如利剑，醇美如甘泉，情真意切，结构不凡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对“文学研究会”中那些“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们有着强烈的魅力。他那些充满“母爱”“童心”，宣扬“爱德福音”的作品，自然也为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所钟爱。以上种种因素构成了“泰戈尔热”2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的内因条件。这股“泰戈尔热”在1924年诗人访华时达到了顶点。

泰戈尔访华和由此引起的争论

1924年，泰戈尔以64岁的高龄，远涉重洋，应邀来华访问。4月12日，诗人乘海轮抵达上海码头，受到了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等各界的热烈欢迎。泰戈尔在欢迎会上说：“我此番到中国来，并非是旅行家的身份，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着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求道而来罢了，好像是一个进香的人，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礼。”泰戈尔这段话并不是一般的客套话，倒是实事求是地谈出了他访华的目的。可是，由于这次访问后来引起了我国文坛的一场争论，于是有人便怀疑泰戈尔访华有什么“政治背景”，甚至怀疑是梁启超、张君劢等“玄学派”请他来助战的。这种怀疑不但毫无根据，也是不合情理的。因为我国对泰戈尔的邀请是早在1920年就发出了的，当时还没有发生“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再者，对泰戈尔访华，我国当时是十分重视的，不仅把它看做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而且是当做促进中印两国友谊的一件大事来对待的。为此，孙中山先生事前曾亲自向泰戈尔发出热情的邀请信，信中写道：“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为印度文学，踵事增华，亦且以先生之尽力寻求人类前途之幸福与精神文化之成就，为难能可贵也。”

泰戈尔访华，从4月12日至5月30日，历时近50天。他兴致勃勃地访问了上海、杭州、济南、北京、太原、汉口等地，足迹所至遍及半个中国。访问期间，他接触了许多人。从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到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从各界名流沈钧儒、梅兰芳、梁启超等，到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各地，他多次发表演讲，强调中印人民的友谊，并且在北京度过64岁的生日。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发表了欢迎泰戈尔的文章，刊登了他的照片。他的作品同时大量地翻译过来。泰戈尔本人对这次访问是满意的，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和人民的热情好客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离开北京寓所的时候，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他愀然地摇摇头说：“除了我的心之外，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

这就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的简单经过。

关于泰戈尔访华的争论，是从他访问前夕开始的。大家知道，1924年前后，我国文化战线上正进行一场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以胡先骕、梅光迪、吴密为首的“学衡派”，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以及自称“玄学派”的张君劢、辜鸿铭等人组成了封建复古派，首先向新文化运动发起了进攻。继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文人，随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深入，逐渐从“五四”新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这两股势力，遥相呼应，沆瀣一气，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他们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尊孔读经”和“整理国故”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反对文学革命，反对白话文运动，向新文化和新文化阵营发起了进攻。文化战线上的这股逆流，受到了鲁迅和革命文化界的迎头痛击。

泰戈尔正是在这场论争激烈进行时来我国访问的。当然，泰戈尔并不了解中国文化战线上的这场斗争，更不可能理解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不过，正如上文提到的，由于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中存在着种种复杂而又相互矛盾的现象，他此时此刻来到中国，自然会给这场争论带来一些影响。复古派妄图利用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为自己张目；革命文化界的先进人物，为反击复古派，就不能不对泰戈尔的思想局限有所批评，从而在客观上就身不由己地站到了反对泰戈尔访华的一边去了。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出于对泰戈尔艺术的崇拜而热烈欢迎他。这样一来，对泰戈尔访华这件事，当时我国思想文化界大体上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态度，即：欢迎、反对、利用。

欢迎泰戈尔的人，多是出于对诗人的思想、人格和艺术的崇敬。他们可以说是泰戈尔的衷心崇拜者，也是泰戈尔著作最积极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其中，不少人是积极参加反复古派斗争的。但是，由于当时他们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世界观和文艺观还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阶级的。他们虽然崇敬泰戈尔，却不能正确分辨泰戈尔的伟大之处和局限。他们歌颂泰戈尔的地方，往往正是诗人的局限所在。他们认为泰戈尔是“爱的象征”，是在每个民族，每个国家，每个党派，都以“愤怒的眼互视着”的世界上，带来“爱与光与安慰和幸福的人”。如郑振铎在《欢迎泰戈尔》一文中写道：“他（指泰戈尔——引者）在荆棘丛生的地球上，为我们建筑了一座宏丽而静谧的诗的灵的乐园。这座诗的灵的乐园，是如日光一般，无往而不在的，是容纳一切阶级，一切人类的，只要谁愿意，便可以自由的受欢迎的进内。”

对泰戈尔访华持反对意见的人，多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反复古派斗争的中坚。如上文所述，所谓反对者，并非对泰戈尔本人有意非难，只是认为泰戈尔在当时访华“不合时宜”。正如代英在《告欢迎泰戈尔的人》一文中所指出的：“泰戈尔本人固不当加以恶意的抨击，然而因为泰戈尔实在有被人家利用的可能，我们还是不能不对他的思想加几句批评的话。……我今天只是借题发挥，批评玄学家这一类的思想罢了。”可见，反对者并无意对泰戈尔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是“借题发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作为对复古派的一种回击。

批评者主要批评了泰戈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他倡导的“东方文明”“人类之爱”“国家主义”等主张。认为这些思想与主张同复古派的“国粹主义”“调和论”“尊孔读经”等论调在认识上有共同之处。

瞿秋白在《泰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一文中，批评了泰戈尔的“国家主义”理论，指出：泰戈尔反对国家存在，并且寄希望于欧洲帝国主义“废除国家，放弃侵略”，“不过是一种幻想”。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不是印度的父亲，他对于印度，除竭力剥削外，并无任何责任”。

沈泽民在《泰戈尔与中国青年》一文中批评了泰戈尔的“自然神教”“冥想主义”“人生之实现”“爱之实现”等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指出：“泰戈尔的错，错在他根本抱定一个神的观念不肯丢开，以至误认精神可以脱离物质的条件而单独发展。”

雁冰在《对泰戈尔的希望》一文中指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交迫，处在两重压迫——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军阀专政——之下的时候，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革命。”而泰戈尔“高谈东方文化实等于‘诵五经退兵’”。

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中，将泰戈尔的整个思想归结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然后深刻指出：“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只好永流一身的汗血。”而“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上述文章指出的泰戈尔思想中的局限和弱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中肯的。文章中指出的一些错误思想，泰戈尔在后来的实践中，自己也有所认识和纠正。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文章也还存在某些“左”的偏颇，如：文章在指出泰戈尔的消极因素的同时，对他的积极因素估计不足；对泰戈尔作品的成就与价值，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的文章没有将泰戈尔与复古派严格区分开来。

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表面上也是欢迎泰戈尔访华的，甚至是欢迎得最起劲的。但是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在于利用泰戈尔主张的“神”“爱”“精神复兴”“诗化人格”等唯心主义思想抵制正在发展的革命思潮。他们一方面把中国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统统斥为“最下流的‘富国强兵教’的信徒”，另一方面则把泰戈尔的“精神复兴”论标榜为“民族不死的铁证”加以颂扬，鼓吹“精神自由，决不有待于政治或经济或社会的妥协”的唯心史观。

他们还对泰戈尔的“诗化人格”倍加吹捧，把它说成是在这“堕落沉沦”“人心荒死”的世界上，“给我们精神的慰安”“不易磨翳的纪念”，而“他最伟大的作品，就是他的人格”。徐志摩在《泰戈尔来华》一文中更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们欢迎泰戈尔访华的真实目的，他说：“我们所以加倍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慰安，可以开发我们原来瘀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纠正现代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可以摩挲我们想见古人的忧心，可以消平我们过渡时期张皇的意气，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这八个“可以”清楚地表明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企图借泰戈尔访华达到阻遏历史潮流的政治目的。

伟大的鲁迅先生对这场论争的实质看得最为透彻，对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玩弄的鬼蜮伎俩了若指掌，鞭辟入里。他在《骂杀与捧杀》这篇文章中写道：“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唵！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看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鲁迅又说：“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而泰戈尔本人却“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鲁迅的这些话，显示出他的敏锐判断和远见卓识。他没有因为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将泰戈尔“制成活神仙”“弄得一塌糊涂”而否定诗人本身，相反，他看到了诗人进步的一面。他也没有因为几个“震旦人”作祟，使泰戈尔的访华结果“莫名其妙而去”，从而否定这次访问的意义。他的矛头始终对准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而不是泰戈尔。他的这些话是对这次访问和这场论争的最好的总结。

“泰戈尔热”的影响

泰戈尔访华虽然结束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这次“泰戈尔热”也渐渐平静下去，但是诗人在我国留下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

随着“泰戈尔热”的出现，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对我国一些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郭沫若是受泰戈尔影响最早，也是受影响较大的一位作家。郭沫若自己曾经说过：“最早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他在谈到作诗的经验时说：“自己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主力冲淡。”他在回忆泰戈尔诗歌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时写道：“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从此泰戈尔的名字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里。”1916年，正当郭沫若留学日本，处在“最彷徨不定”的时候，读到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伽毗百吟》等诗集。泰戈尔的一行行恬然静谧的诗句，像淙淙流水，注入了年青诗人久旱的心田，翻起了激越的感情波澜。郭沫若当时对泰戈尔的喜爱简直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他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便跑到一间幽暗的阅书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读，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郭沫若对泰戈尔诗的评价很高，他说，读泰戈尔的诗可以“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从郭沫若的诗论中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诗美”的标准是“醇化”“自然”“创造”，这三个标准正是郭沫若早期诗歌力图攀登的艺术境界。郭沫若还模仿泰戈尔作过无韵诗，如《辛夷集》中的《题辞》。在著名的《匪徒颂》中，他将泰戈尔与列宁、华盛顿、托尔斯泰等革命家、作家并列，认为他们具有崇高的思想和美的品德，对他们表示崇敬，三呼“万岁”。1917年，郭沫若亲自从《新月集》《园丁集》和《吉檀迦利》三本诗集中选译了部分诗歌，汇成一册，题为《泰戈尔诗选》。他甚至把自己文学生涯的开始阶段称为“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

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早期诗歌影响尤为重大。郭沫若说：“我因为喜欢庄子，又因为接近了泰戈尔，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又说：“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接近了。”泛神论实际上是在神学外衣掩护下的一种无神论。它在当时反对封建制度，提倡科学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促使郭沫若蔑视一切权威，增强反抗旧社会的信念，产生冲决一切罗网的力量。正如郭沫若当时所认为的：“泛神便是天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然也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

“五四”前后，郭沫若正是把爱国精神、个性解放和从泰戈尔那里接受的泛神思想，熔于一炉，作为“自我表现”的动力，汇集成一股反抗现实、冲决封建桎梏的豪迈激情，写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伟大的诗集——《女神》，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较大的另一位作家。1981年，冰心在《〈吉檀迦利〉译者序》中回忆道：“泰戈尔是我年青时代最爱慕的外国诗人。”事实确实如此。早在1920年，冰心还是一位20岁的大学生时，她就写了一篇散文《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文中表达了对泰戈尔无比崇敬的心情，她写道：“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冰心早期的著名诗集《繁星》和《春水》，是直接受到泰戈尔诗的影响而创作的。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2]一文中写道：“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甚至在诗的形式上，《繁星》和《春水》也“因看着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它的形式”，“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繁星》和《春水》中，那些晶莹清丽，善于捕捉刹那间感受的小诗，在当时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这种富于哲理性的小诗，在“五四”后的文坛上颇为流行，对于我国新诗形式的创立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泰戈尔作品中对大自然的讴歌，对儿童的爱慕，对妇女命运的关注等方面的内容和题材，则更长久地、更深入地影响过冰心的创作。

当然，毋庸讳言，泰戈尔对冰心的影响，并不完全是积极的。冰心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追求“人类之爱”的主题，那种认为“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的“爱”的哲学，固然有着自己“适宜的土壤”，也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但是，与她接受泰戈尔的“泛爱”哲学也是分不开的。这类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反封建思想，但是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候，去歌颂那在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客观上只能对读者起到逃避现实的作用。后来，冰心经历了曲折漫长的道路，终于同“爱”的哲学分手，认识到“我过去错误地认为天下的母亲都会爱天下的孩子，其实不然，爱是有阶级性的”，从而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

泰戈尔对我国现代作家的影响，从郭沫若和冰心两位作家身上可以窥见一斑。除他们两人外，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等人也程度不同地受过泰戈尔的影响。诚然，对泰戈尔影响的估计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如某些评论者那样夸大。但是，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对“五四”以后新诗的发展，确实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在谈到泰戈尔的影响时，对诗人1924年访华的意义也应该作全面的估计。尽管这次访问引起了争论，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泰戈尔在我国的声誉，并没有因为这场争论和几个“震旦人”的“捧杀”而一败涂地，相反，随着诗人的访华，他的作品在我国的广泛传播，泰戈尔在中国读者中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就这场争论本身而言，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通过争论，不但将我国的泰戈尔研究工作引向深入，也提高了我国文化新军鉴别外国文学的能力，为新文学运动批判地继承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工作开了先河。

泰戈尔访华另一个重要收获在于，通过访问，大大加强了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间的友谊。在这次访问之后，泰戈尔为加强中印友谊做了大量工作，成为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朋友。周恩来总理1956年访问印度时，在国际大学的亲笔题词中，对泰戈尔和他在中国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写道：“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爱国者、艺术家，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支持，会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04期

张光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