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论〈沙恭达罗〉》的启示

泰戈尔《论〈沙恭达罗〉》的启示

王春景

泰戈尔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具有独到见解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思想家。他对孟加拉文学及一些重要的孟加拉作家的论述，至今仍具有跨越时代的思想价值。在文学批评中，他对印度古典梵剧《沙恭达罗》非常关注，在《论〈沙恭达罗〉》《舞台》《美感》《文学创作》等论文中多次对此剧进行了分析研究。在《论〈沙恭达罗〉》一文中，泰戈尔更是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这一古典梵剧。泰戈尔对此剧的研究表现出他对印度文学的独特理解以及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肯定，其研究实践对当前的文本研究及比较文学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

一、平行研究的必要性

在比较文学史上，平行研究的提出曾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给比较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美国学者韦勒克提出：赫尔德与狄德罗、诺瓦利斯与夏多布里昂、缪塞与海涅、巴尔扎克与狄更斯、《白鲸》与《浮士德》……不管它们之间是否有影响或有多大影响，都是卓然可比的。这一新的思路打开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强调事实联系的禁锢，为比较文学带来了新天地。但平行研究也是受到诟病最多的比较文学方法，特别是其中的一对一的个案比较，被称为是“X与Y式”的比较，拉郎配式的比较，这一命名中的否定与讥讽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一对一的比较都被否定，那两个文本之间的比较就失去了意义，平行研究就需要进行新的界定。泰戈尔的比较研究，虽然并非出自平行研究之名，但对于我们理解平行研究却具有启示意义。

泰戈尔首先肯定了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对比的批评分析不是毫无用处的。若把这两部作品加以对照，那么首先引人注目的不是两者的相似之处，而是它们的不同之点。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个剧本的思想。正为此目的，我才提笔撰写此文”。泰戈尔把《沙恭达罗》与《暴风雨》这两部时空距离遥远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两个剧本的思想。因此这是有目的的比较，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泰戈尔发现了两部作品“在形式上的类似和内容上的差异。孤独中长大的米兰达和王子斐迪南的爱情同年轻女修士沙恭达罗和国王豆扇陀的爱情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甚至于故事发生的地点也相似：无人烟的孤岛和幽寂的净修林。不难找出这两部作品在情节上的类似之点。但是，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会注意到两者在意境上的巨大差异”。在两部作品中的比较中，差异性得到了凸显，这是单独从一部作品中很难发现的。因此，比较是必要的。

而比较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异同罗列，必须进行深入的探讨。“仅仅对两个不同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在没有事实影响的情况下，跨文化对话得以发生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本身的构成以及作品关涉的问题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基础之上的。作品形式构成上的相似性和素材与题材的类同，固然是建立逻辑联系的前提，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些相似与类同的背后，所蕴涵的不同文化旨趣与精神向度。对具体作品之间的逻辑关联的研究是以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为背景的，不是孤立的将X与Y进行对比，而是通过对比进一步增强对整个文学史的认识，回答一些共同的问题”。

泰戈尔从人物性格的动态对比，大自然对于人物的意义，作品的美学追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比较分析，找到了平行研究中的共同问题，因此对作品的分析使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不是多此一举的比较。

首先是对人物的对比突出了《暴风雨》中米兰达这一人物，在沙恭达罗与米兰达的对照中又突出了沙恭达罗的本质特征与哲学内涵。

过去在《暴风雨》的研究中，重点人物是被篡位的米兰公爵普罗斯彼罗，他在被篡位后成为一心复仇的魔法师，几幕中的主要情节都与其复仇有关。米兰达只是一个生活在封闭海岛上的单纯女孩，与斐迪南一见钟情，其出场的机会很少。但泰戈尔抓住了两部作品中相似的爱情主题，把米兰达这一次要人物突出出来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对比沙恭达罗与米兰达的人物形象时，泰戈尔并非进行表面的性格特点罗列，而是进行了丰富的动态分析，从性格形成的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比较论述，更突出了沙恭达罗自然的女儿的本质特征。沙恭达罗是自然的女儿这一论点很多教材都提到了，但泰戈尔的分析深刻地指出了沙恭达罗与静修林之间的精神联系，她们之间的一体性，同时又指出了二者在人间分离并最终在天上合一的必然性及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一分析就使我们对沙恭达罗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纯洁，美丽的天性上，而是上升到了哲学的层面。

其次，泰戈尔对两部作品中自然这一角色的对比突出了印度与英国文学中人与自然的不同关系，使研究由具体的有限的文本上升到民族文化、哲学思想的高度，对文本也有了新的解读。

在对莎士比亚传奇剧的研究中，一般认为莎士比亚通过传奇剧，把现实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放到剧中进行了和解，因此，其传奇剧的结局一般都是大团圆的结局，主人公体现了一定程度上完满的人性，不再停留在悲剧时期对人类本性的缺憾中。如《暴风雨》这部作品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恶人悔改、义人不死、公道重现；最重要的是，人性的软弱也得到补偿——普罗斯彼罗成为性格刚强毫不懦弱的完人。普罗斯彼罗虽然以复仇的形象出现，但到结尾之时，他还是听从了内心理性的召唤：“虽然他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愿压伏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更高尚的理性；道德的行动较之仇恨的行动是可贵的多的。”

泰戈尔没有囿于结尾对主题意义的完成，而是在自然所扮演的角色中，看到了两剧的巨大差异。

普罗斯彼罗在失去领地之后，凭借魔法的力量牢牢控制住了自然王国。奇迹般地逃脱灭顶之灾的一小撮人，为了占领一个几乎荒无人烟的岛屿，什么都干得出来：施展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和谋杀暗算。最后，他们的阴谋破产了，谁也没能得到永恒的东西。大自然在这个剧中好像是恶魔，把它当做半兽人一样加以驯服、控制和奴役，但它仍每时每刻试图使用自己的毒牙和魔爪。

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敌意，人与人之间存在敌意，而这敌意便导致争权夺利。

泰戈尔在这样的分析中，发现了《暴风雨》一剧中充满了暴力、威胁和压迫，暴力主宰一切。

而在《沙恭达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就犹如感情与理智的关系。这种不同凡响的矛盾统一，在印度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里是不可能、也不会见到的”。“大概除梵文文学之外，无论哪一种文学都没有让沉默的大自然起过如此这般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替代的作用”。

经过对比，泰戈尔不仅看到了作品中过去不被人注意的内容，而且突出了各自的民族思想。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比，泰戈尔对莎士比亚作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对我们今天的现代性反思依然具有启发意义。莎士比亚处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盛行的时期，其创作在描写人的自由、欲望的合理性及理性的重要性时，也暗含着对人性扩张的忧虑。这种复杂性也是我们在解读莎剧时不可忽视的内容，但过去我们往往直接把莎士比亚定位为人文主义作家，忽视甚至无视其对人文主义的反思。

泰戈尔通过文本的比较，对两部戏剧的人物和主题都有了新的认识，确证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文本研究与文化语境

在文本的比较研究中，表层的、简单的异同罗列是大忌，对两个研究对象各自特点的简单相加就丧失了比较的意义。因此，把文本置于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语境中来理解就成为避免浅层次比较的重要途径。泰戈尔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提供了一个范例。

在探讨《沙恭达罗》的意义时，泰戈尔把整个故事置于印度的宗教、哲学语境中进行深入分析，观点深刻透彻。

泰戈尔从印度宗教哲学出发，把《沙恭达罗》看做是本能与精神原则、人间与天堂的矛盾统一关系的展示。在《沙恭达罗》中，“花结成果实，人间变成天堂，天生的本能变成了精神的原则”。“整个剧本就是描绘了在人间奇妙和激动人心的相遇变成在天上净修林中永久和愉快地结合的全过程”。泰戈尔看到了这一剧作与印度传统宗教哲学的深刻关联。沙恭达罗在人间的爱与恨都是基于现实生活中的本能原则，她的痛苦与不幸就是现实的本来面貌，豆扇陀给予她的痛苦使二人很快由相爱的伴侣成为陌路人。在现实中，爱难以成为永恒。永恒只存在于天堂之中，存在于精神世界。当他们最终在天上相会，终于超越了现实中的矛盾，实现了和谐的境界。这一分析体现了建立在印度传统哲学基础上的泰戈尔的和谐的美学观。

从印度宗教哲学来看，现实都是梵的个体存在，都是短暂的，是摩耶，只有梵是最高的精神存在，是永恒的，是最高真实。因此，泰戈尔把沙恭达罗在人间静修林的幸福看做是短暂的，未经考验的幸福，现实中的现象都是短暂的，是不能执著追求的。只有天上的幸福才是永恒的和谐。

泰戈尔从印度文化传统出发，进一步分析剧作对沙恭达罗爱情遭遇的设置。他把沙恭达罗在现实世界的苦痛看做是必要的苦修。他认为，豆扇陀或者沙恭达罗要赢得最终的永恒的幸福，就必须苦修。“在豆扇陀和沙恭达罗相互赢得对方的心之前，诗人使他们经历了长期的，煎熬人的苦行”。“在迦梨陀娑看来，豆扇陀和沙恭达罗只有历尽长期的折磨之后方能真正结合在一起”。虽然人间静修林里的沙恭达罗一样幸福，平静，但泰戈尔认为，人间的静修林的乐园是“脆弱的，不安全的。它虽然美，但可能会像莲花上的露珠一般，转瞬即逝”。而天上的乐园，是一个永恒的乐园，“它是以精神上的苦痛以及苦修的代价才复得的”。因此，他认为，诗人破坏了一个乐园，建立了一个新的乐园。

当然，泰戈尔对于苦修有自己的理解，不仅仅是民间存在的自我折磨或者自虐式的苦行。他认为，在理解美和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苦修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苦修中最重要的收获是人的欲念的节制，而节制是美感的来源，因此他把苦修与美感联系在一起。

可见，泰戈尔把戏剧《沙恭达罗》放在印度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从而超越了拘泥于现实政治层面理解这个爱情故事的弊端。豆扇陀与沙恭达罗不仅仅是国王与平民女性之间关系的隐喻，他们的经历表现了印度哲学的思想：一切幸福必须经过克制和苦修，在这个过程之后，善会战胜恶，永恒会接替瞬间，对立与矛盾永远消除。“这部剧本无可争辩地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按照造物主的意志，纵然恶也定能变成善。只有在恶的不断打击下，善才能寻获真正的力量，从而光照千秋”。泰戈尔从一个爱情故事中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也在文学批评中超越了具体文本，达到了精神真理的层面。

三、比较研究的文化立场

比较文学强调跨文化研究的特点，但在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选择怎样的文化立场直接关涉到研究的结论。特别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文化立场更加重要。研究者需要一个更加坚实的参照系，不是完全以西方为准，也不能成为东方中心论，要力求在比较中对研究对象作出客观的评价和认识。

莎士比亚是西方戏剧史上的大家，人们一般把他看做是难以逾越的高峰。泰戈尔把莎士比亚与迦梨陀娑的剧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并非比较优劣，而是在客观的分析之后，对双方的特点进行总结。泰戈尔没有把莎士比亚作为最高标准来衡量迦梨陀娑，而是在印度哲学的背景下，阐释迦梨陀娑所创造的莎剧中所没有的观念，以及其中蕴涵的东方的智慧。这对于一个东方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如谈到两剧中对剧中人物的考验，泰戈尔认为在《沙恭达罗》中，考验具有精神意义，而在《暴风雨》中，考验只停留在物质层面：

《暴风雨》中，普罗斯彼罗使斐迪南的爱情经受的严重考验就是教他搬木头。然而，这仅是体力上的考验，而不是精神上的考验。迦梨陀娑懂得，在灼热的痛苦的压力下，碳会结晶成金刚石。他使乌黑的东西发亮，把脆弱变成了刚强。

泰戈尔对印度的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和自信，他希望世界人民都能够理解印度，印度文化能够为世界人民的和谐未来作出贡献。这种思想在他的《民族主义》及其他作品中都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泰戈尔认为，西方因为物质文明的发达，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培养了一种盲目的骄傲的情绪，因此，“它越来越不能将它最好的东西给予东方，并且不能用正确精神接受东方长期积累的智慧”。泰戈尔并不完全认同民族主义思想，特别是以本民族利益为旨归的自私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是深切痛恨的。他在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时代，强调的是精神文明的价值，这是他来源于印度又超越了具体民族利益的文化立场。

在美学追求上，泰戈尔更倾向于印度戏剧美学强调情味的特点，对于西方的写实剧有自己的看法。他盛赞迦梨陀娑通过咒语平衡了现实的苦难，使戏剧充满了从容不迫的气氛。他对于莎士比亚的具体生动地描写现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欧洲诗人盲目地复制生活真实，如实反映生活，他们没有用咒语或超自然的力量的干预来解释过去。他们用诗的支配取代生活的支配。迦梨陀娑没有把生活真实置于诗之上。”因为不是复制现实，《沙恭达罗》达到了安谧和克制的境界。“复制品确是忠实于生活真实，但文艺女神却由此受到残酷无情的打击。”可见，泰戈尔对戏剧如何表现现实的苦难和暴戾有自己的看法，并不赞同完全的写实。在《舞台》中，泰戈尔指出：“舞台矗立在多愁善感的人的心田里，在那个舞台上不乏地方；在那里通过魔法师的手，布景自己被确立着。”因此，他认为剧中写到一棵树，不见得就在舞台上安上一棵树，把舞台布景完全写实地展示出来，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而且，这种写实的舞台布景也破坏了演员的表演。“刻板写实主义就像蝗虫一样钻入艺术内部，像蟑螂一样汲干艺术的所有情味。”

泰戈尔在比较两部作品时，表现出以印度文化为根基的文化立场，他没有对东方的古典戏剧妄自菲薄，也没有随意地贬低西方文化，而是在比较中发现了莎剧所缺失的精神，以及梵剧中的智慧。这种文化立场值得我们借鉴。

泰戈尔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不仅可以从其作品中看到一个艺术美的世界，也可以从其研究实践中体悟到学术研究的方法。他对《沙恭达罗》戏剧的分析，对于我们的东方文学及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

注释：

在我国的《东方文学史》教材中，一般在主题分析中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主题的解释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代表性的表述如：“《沙恭达罗》揭露和抨击了统治阶级的罪恶，鞭挞和斥责了王公贵族摧残妇女，始乱终弃的猥亵行径，极为有力地表达和宣扬了作家对社会政治制度和爱情婚姻生活的美好理想和强烈愿望。”（梁立基、何乃英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124页。其沿用了在1983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中的表述。）

王春景，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