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郭沫若、冰心

泰戈尔与郭沫若、冰心

何乃英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曾在“五四”前后我国新诗开创时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种情况并非纯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历史根源的。简而言之，我国古典文学历史悠久，诗歌创作成就斐然，但是近代文学历史较短，成就不高，没有创造出成熟的新体诗来。因此，当“五四”前后创立新诗时，便只有借助于外国新诗的成果了。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西方诗人的作品纷纷被介绍到我国来，同时还有一位东方诗人即泰戈尔的作品也被译介过来，并且一时间颇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泰戈尔是东方近代第一个取得伟大成就的诗人，是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的诗人，是将印度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近代诗歌技巧熔为一炉的诗人，是东方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并且震动西方文坛的诗人。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他所走的道路对我国诗人更有启发，他所写的作品对我国诗人更加亲切。因此种种，泰戈尔的诗歌便受到我国诗坛特别热情的欢迎。而当时深受泰戈尔影响的诗人则当推郭沫若和谢冰心。

一

据郭沫若回忆，“最先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诗作谈》）郭沫若最初接触泰戈尔是1915年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当时日本正是泰戈尔热流行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同学从学校里带来几页油印的英文诗，郭沫若接过一看，是泰戈尔《新月集》上的几首诗，即《对岸》《偷睡眠者》等，“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轻了二十年！”（《我的作诗的经过》）继之，他又如饥似渴地读了泰戈尔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迦利》《爱人之赠品》和《暗室之王》等，“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在这时候我偶尔也和比利时的梅特灵克的作品接近过，我在英文中读过他的《青鸟》和《唐太儿之死》，他的格调和泰戈尔相近，但泰戈尔的明朗性是使我愈见爱好的。”（《我的作诗的经过》）此外，他还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一文里，对于自己当年读泰戈尔诗如醉如狂的情景作了更加生动的描绘。其中写道：“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书室里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

既然如此热爱泰戈尔的作品，自然不免要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包括思想和创作两个方面。

就思想影响而言，主要是泰戈尔的泛神论对郭沫若早期思想的影响。关于泰戈尔的泛神论，郭沫若后来有如下的论述：“他的思想我觉得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也便是印度人从古代以来，在婆罗门的经典《优婆泥塞图》与吠檀陀派的哲学中流贯着的全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郭沫若承认自己一度受到泰戈尔泛神论的影响，虽然他的泛神论并不完全来自泰戈尔。以下两段话可资证明——“我因为自来喜欢庄子，又因为接近了泰戈尔，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我的作诗的经过》）此其一。“我在年轻时候，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倾向于实业救国。那时对宇宙人生问题搞不通，曾有一个时期相信过泛神论。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喜欢歌德，便在哲学思想上和泛神论接近起来；或者说是由于我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思想倾向的诗人。在我的初期作品中，泛神论的思想是浓厚的。”（《答青年问》）

泛神论主张神只存在于自然之中，不存在于自然之外，自然便是神的体现。它既可以用来表达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也可以变成调和科学和宗教的唯心主义哲学。泰戈尔的泛神论是复杂矛盾的，其中包含许多合理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这一点虽然重要，但比它更重要的是郭沫若从泰戈尔等人那里所接受的泛神论在他自己身上成了什么东西，起了什么作用。关于后者，我们可以从《〈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一文得到启迪。郭沫若写道，他译《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因为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其中之一便是他的泛神论思想，“泛神论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可见在郭沫若的身上，泛神论便是无神论，泛神论化为一种自我觉醒、反抗权威的武器，起着积极的、促进的作用。泰戈尔的泛神论对郭沫若的影响，情况也大抵相同。

就创作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郭沫若“五四”以前所写的作品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写诗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特点则是崇尚清淡、简短。据说他当时正在和安娜恋爱，同时产生了作诗的欲望。《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辛夷集》的序，《牧羊哀话》中的几首牧羊歌等，都是为安娜而作的。他后来回忆道：“那些诗是我最早期的诗，那儿和旧式的格调还没有十分脱离，但在过细研究过泰戈尔的人，他可以知道那儿所表示着的泰戈尔的影响是怎样的深刻。”（《我的作诗的经过》）例如，在郭沫若所写的第一首白话诗《死的诱惑》里，他赞美死亡，描述死亡对自己的诱惑。该诗全文如下：

（一）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边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亲我的嘴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二）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声地也向我叫号。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别心焦！

你快来入我的怀儿，

我好替你除去许多烦恼。

这里的“死亡”被赋予女性的身份，化为情人的形象。这种浪漫的情调和奇特的构思，同泰戈尔《园丁集》第81首颇为近似，只不过后者的“死亡”是男性，而诗人自己则是女性的。这首诗内容如下（冰心译）：

你为什么这样低声地对我耳语，呵，“死亡”，我的“死亡”？

当花儿晚谢，牛儿归棚，你偷偷地走到我身边，说出我不了解的话语。

难道你必须用昏沉的微语和冰冷的接吻，来向我求爱来赢得我心么，呵，“死亡”,我的“死亡”？

我们的婚礼不会有铺张的仪式么？

在你褐黄的卷发上不系上花串么？

在你前面没有举旗的人么，你也没有通红的火炬，使黑夜像着火一样地明亮么，呵，“死亡”，我的“死亡”？

你吹着法螺来吧，在无眠之夜来吧。

给我穿上红衣，紧握我的手把我娶走吧。

让你的驾着急躁嘶叫的马的车辇，准备好等在我门前吧，

揭开我的面纱骄傲地看我的脸吧，呵，“死亡”，我的“死亡”。

其后，郭沫若于1918年秋进入九州大学医学部，住在博多湾海岸上所写的诗，如《鹭鸶》《飞新月与晴海》《春愁》等，仍是在泰戈尔的影响之下。例如,1919年初写的《新月与晴海》是一首简洁的儿童诗，全文如下：

儿见新月，儿见晴海，

遥指天空，儿学海号；

知我儿魂已飞去，知我儿心正飘荡，

游戏广寒宫，追随海浪潮。

据郭沫若自己说，这首诗是在他儿子的启示下写成的。他儿子看见天上的新月，便指着说道：“哦，月亮！哦，月——亮！”见到窗外的晴海，便要指着说道：“啊，海！啊，海！爹爹！海！”他得了这两个暗示，于是作了这首诗。他说：“我看我这两节诗，真还不及我儿子的诗真切些咧！”可见他要表现的是儿童的天真烂漫。泰戈尔的《新月集》则有一首名叫《云与波》的优美诗篇，全文如下（郑振铎译）：

妈妈，住在云端的人对我唤道——

“我们从醒的时候游戏到白日终止。”

“我们与黄金色的曙光游戏，我们与银白色的月亮游戏。”

我问道，“但是，我怎么能够上你那里去呢？”

他们答道：“你到地球的边上来，举手向天，就可以被接到云端里来了。”

“我妈妈在家里等我呢”我说。“我怎么能离开她而来呢?”

于是他们微笑着浮游而去。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这个更好的游戏，妈妈。

我做云，你做月亮。

我用两只手遮盖你，我们的屋顶就是青碧的天空。

住在波浪上的人对我唤道——

“我们从早晨唱歌到晚上；我们前进又前进地旅行，也不知我们所经过的是什么地方。”

我问道：“但是，我怎么能加入你们的队伍里去呢？”

他们告诉我说：“来到岸旁，站在那里，紧闭你的两眼，你就被带到波浪上来了。”

我说：“傍晚的时候，我妈妈常要我在家里——我怎么能离开她而去呢？”

于是他们微笑着，跳舞着奔流过去。

但是我知道一件比这个更好的游戏。

我是波浪，你是陌生的岸。

我奔流而进，进，进，笑哈哈地撞碎在你的膝上。

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俩在什么地方。

两首诗比较起来，除了后者着重讴歌母子之爱这点不同于前者之外，二者在结构安排上，在表现儿童富于幻想特性上的共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二

泰戈尔是谢冰心年轻时最爱慕的外国诗人。冰心当时曾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题为《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表达了她对这位外国诗人无限崇敬的心情。冰心不仅以精通中英两种文字并且深解泰戈尔诗歌情趣的优越条件，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诗集》以及若干短篇小说和散文等译成中文以飨读者，而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接受泰戈尔的影响，将泰戈尔的短诗引入我国新诗坛，丰富了我国新诗的形式。

冰心直接接受的是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她初期创作的《繁星》和《春水》里，前者尤为明显。五四以后，我国新诗坛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许多新形式。在众多的新形式中，有一种诗很短，最短的只有两行，被称为“短诗”或者“小诗”。冰心的《繁星》（1921）和《春水》（1922）首先问世，所以一般认为这种“短诗”或者“小诗”是由她起头写的。她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现在回忆起来，我不记得那时候我读过多少当代的别人的短诗没有，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五四运动时，她正在大学预科读书，正当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不但在课外贪婪地阅读各种新型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有时把自己一些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便有了相当的数量。这时她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铎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连载，其中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于是心里为之一动，觉得自己在笔记本眉批上所写的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抄写出来。在抄写的时候，她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并将其中以“繁星”二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首，所以称为《繁星集》。

不过，冰心当时认为这些并不是诗。她日后写道：“《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作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报副刊》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冰心全集〉自序》）这是因为，当时我国新诗处在起步阶段，诗歌与散文、小杂感之类的界限何在，尚无定论。直到多年以后，冰心才敢于承认“里面有不少是有韵的，诗意也不算缺乏”（《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试将冰心的《繁星》与泰戈尔的《飞鸟集》加以比较便会发现，前者受后者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在形式上，即冰心所谓“仿用他的形式”，表现“零碎的思想”。《飞鸟集》一般不分行写，一首只有一句话，占一两行，可以说短小到了极点，简洁到了极点。《繁星》虽然分行来写，一首也只有一两句话，也是极其短小，极其简洁的。总之，二者都是通过短小的形式、精巧的构思和凝练的语言，表现一系列零碎的思想，构成一系列优美的意境。

但是，《飞鸟集》对《繁星》的影响远不止此。其影响还深入到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领域。

首先，《飞鸟集》对《繁星》的影响体现在诗的思想内容方面。如《繁星》第12首是歌咏人类爱的——

人类呵！

相爱罢，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时归宿。

这种人类应当互爱的思想是冰心的善良愿望，同时也是泰戈尔终生追求的美好理想。在《飞鸟集》中，泰戈尔曾在许多首诗里讴歌这种理想，其中与《繁星》第12首意境最相近的是第9首。该诗如下（郑振铎译，下同）——

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

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这种人类爱的思想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只要不在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中解除自己的武装就好。又如《繁星》第14首是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这种人类与自然亲密无间、融为一体的关系是冰心的体验，同时也是泰戈尔在自己的作品里反复表现的主题，如《飞鸟集》第85首写道——

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

此外，《繁星》和《飞鸟集》还有许多题材相同、意境相似的诗歌，如描写天上繁星的和人间梦境的便是，这类例子很多，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其次，《飞鸟集》对《繁星》的影响还体现在诗的艺术表现方面。《飞鸟集》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之一是深邃隽永，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其中有的诗采用直抒胸臆的形式；但更多的诗却并不直接说出要说的道理来，而是创造一种意境，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地咀嚼和玩味，领会诗人所要表达的深刻含义。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产生不同的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诗的内涵是无限丰富的，境界是无限宽广的，生命是无限长久的。譬如，有些即将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青年，引用如下一首诗，来激励伙伴们——

只管走过去，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第102首）

他们深有感触地说：泰戈尔这首诗意境高超，发人深省，真可谓“言有尽而意不穷”；它劝导我们不必过分地留恋过去，应当勇敢地面向未来，充满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鼓舞人心的力量。《繁星》里有的诗也达到了这种境界，如第45首，内容如下——

言论的花儿，

开得愈大，

行为的果子，

结得愈小。

这首诗只有短短一句话，区区18个字，却尖锐地批评了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充分地表现了诗人不尚空谈、多务实际的高尚品德，颇有启迪读者的效用。《飞鸟集》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之二是形象鲜明，生动活泼，绘声绘色。无论是抒发感情，还是阐述道理，都不是干巴巴、冷冰冰的，而是通过具体的形象来加以表现的。如第166首是写诗人的思绪的——

思想掠过我的心上，如一群野鸭飞过天空，

我听见它们鼓翼之声了。

人们的思想意识活动本来是无形无影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在诗人笔下，它却化为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具体形象了，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这种表现方法是很巧妙的。《繁星》里也不乏类似的佳作，如第19首——

我的心，

孤舟似的，

穿过了起伏不定的时间的海。

这里所描写的也是诗人的心境，也是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与《飞鸟集》第166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原载《暨南学报》第20卷第1期，1998年1月

何乃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