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文化贡献

泰戈尔的文化贡献

王树英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是印度的伟大作家、著名诗人、艺术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既是一位爱国者，民族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又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和中国人民的最亲密的朋友。

一、泰戈尔对印度文化的贡献

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市。家庭属于商人兼地主阶级，是婆罗门种姓。祖父德瓦卡纳特·泰戈尔（1794~1846）和父亲德本德拉纳特·泰戈尔（1817~1905）都是社会活动家，支持社会改革。父亲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泰戈尔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进过东方学院、师范学院和孟加拉学院。但他厌恶刻板的学校生活，没有完成学校的正规学习，他的知识得自于父母和家庭教师以及自己的努力。他从小喜欢诗歌创作，12岁开始写诗。泰戈尔自小酷爱文学，爱读梵文、孟加拉文和英文著作，十几岁时，则熟读了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代长诗《云使》以及名剧《沙恭达罗》等等。1878年，即他17岁时，遵照父亲的意愿赴英国留学，最初学习法律，但非其所好，改学英国文学，并研究西方音乐。1880年回国，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84年，他离开城市到乡村去管理祖传的田产，有机会接触到农民。1901年他在圣蒂尼克坦即和平村建立了一所学校，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后来这所学校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大学。1905年以后民族运动高潮到来时，泰戈尔投入到反帝的爱国运动中去，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爱国主义诗篇，例如《洪水》《让我祖国的地和水甜美起来》等，泰戈尔义愤填膺，写出了热情洋溢的爱国诗篇，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他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取得了重大成就，表现了他多方面的才能，他一生勤奋写作，从19世纪80年代到逝世，整整写了六十多个春秋，为后世留下了50多本诗集，12部长篇小说，百余篇短篇小说，20多个剧本。他生前无情地揭露了殖民者和封建主的专横残暴，热情地歌颂了印度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他的作品表达了印度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

泰戈尔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散文家，还是教育家、画家和音乐家。泰戈尔以诗人著称于世，他不断有诗集和小说发表，有些诗不仅长期流行于印度民间，而且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对激发印度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弘扬印度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泰戈尔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12岁时，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轰动了学校，校长看后惊诧万分，到15岁又写了一首长诗《野花》，在杂志上发表后，更是轰动。这时少年诗人泰戈尔在加尔各答知识界崭露头角，颇负盛名。从此，创作的欲望倍增，后来，他参加了《婆罗蒂》月刊的编辑工作，不断在该刊物上发表诗文。1878年，当他17岁时遵从父亲的意愿，赴英国伦敦学习法律学。但到了那里，泰戈尔对学习法律毫无兴趣，因为他早已醉心于文学，并立志在文学领域里有所作为，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在异国他乡，他违背了父亲的旨意，改学英国文学，并研究西方音乐。他于1880回国，在英国只逗留了14个月，在大学只念书3个月，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和了解英国的社会生活。名义上虽然入了伦敦大学，但实际上还是靠自己学习，因此，他并未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的知识主要是靠自己得来的。

泰戈尔于1880年从英国返回印度，已年满19岁，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他在20岁以前，已发表了很多作品，写了不少诗歌、小说和论文，计有：七千多行诗；小说《女乞丐》《怜悯》；歌剧《瓦尔米基天才》《死神的狩猎》；散文《旅游札记》以及论文《孟加拉文学的希望与失望》《论歌德》等。其主题都是反封建的，猛烈抨击了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以后他不断有诗集和小说发表。很值得一提的是，1881年当他年仅20岁时，就在《印度人民》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政论，题为《死亡的贸易》，文中强烈抗议英国对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和侵略战争。

殖民制度和封建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与痛苦，不堪忍受殖民统治和封建剥削的农民揭竿而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起义，知识分子反对殖民统治的情绪更是日益高涨。印度的孟加拉地区则是运动的中心。年轻的泰戈尔也积极投入到民族解放中来，他写的《论印度的婚姻》文章，猛烈抨击了印度的婚姻制度，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他除了撰写文章讨伐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外，年仅23岁的他，担任了宗教改革组织“梵社”的书记。“梵社”为社会改革发挥了重大作用。

1881~1890年的10年间，他一方面积极参加社会改革活动和编辑《儿童杂志》工作，同时还创作了大量作品，例如：诗剧《大自然的报复》、抒情诗《暮歌》《晨歌》、诗集《刚与柔》《心灵》《婴儿音乐》、歌集《太阳阴影》、短篇小说《大路的倾诉》《河边的台阶》《王冠》、历史小说《拉杰尔什》等。他的诗歌抒发“人类之爱”的感情，宗教气息较浓。小说《河边的台阶》《大路的倾诉》等揭露了社会矛盾，批判了社会不良现象；诗集《晨歌》等，引起了很大反响，深受读者欢迎，文名大振。而且他大胆打破了旧诗歌的传统形式，开辟了自己诗歌的创作新路。

到了1884年，泰戈尔的创作“黄金时代”来到了，因为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奉父亲之命，走出了加尔各答城市的高楼大厦，来到孟加拉农村的广阔天地，管理田地，接待农民。这样，有机会接触到广大下层群众，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由于处理农事，接见佃户，与他们接触和交谈，待了解到他们真正的生活与苦处后，使他触目惊心，很同情他们的处境，并与他们建立了感情，请他们唱歌、跳舞，请农民、民间艺人演唱民歌、民谣以及民间叙事诗，自己并有意记录下来。他对农民的赤贫和痛苦，表示大为震惊和同情，对殖民者和封建主的专横霸道，表示极大愤怒，在《孟加拉剪影》一书中则有充分体现，这个时期是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最丰富的时期。正如张光璘先生所说：“严峻的现实生活，人民的不幸遭遇，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为他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他的创作激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奋笔疾书，文思泉涌，汩汩滔滔，一泻万里。”这话很有道理。

不仅他的著作如此丰盛，而且为教育事业的贡献也不凡。他于1901年来到和平村，创办了学校，从事教育事业。他一贯反对印度传统的封建教育方式，采用的是“练鹦鹉式”的教育方法，他对当时英国在印度推行的殖民教育，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种学校是“兵营”，是殖民者培养“忠顺奴仆”的地方。它的教育目的是“用本国人来统治本国人”。他主张解放儿童的天性，主张发扬民族精神，培养“爱”的品德。因此，为了教育事业，他花了大量心血。1901年他征得父亲的同意，创办的“森林学校”，他在那里一面带学生学习，一面垦荒种地，后来，这所学校发展为闻名世界的“国际大学”。

在这里，他除了教学，写了许多作品，主要作品是一些长篇小说，如《小沙子》《沉船》《戈拉》等。这些作品揭露了当时印度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反映了印度人民的觉悟，起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作用。

1890~1900年的10年，是泰戈尔创作获得大丰收的10年，在这个时期，他有大量著作问世，诗集有《黄金船》《缤纷集》《碎玉集》《梦幻集》《刹那集》《故事诗集》等等。除此以外，他还写了六十多篇短篇小说，如《喀布尔人》《摩诃摩耶》等，还有著名诗剧《齐德拉》等。

1894年发表的诗作《两亩地》一诗，是反封建剥削的代表之作。该作品现实性很强，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剥削者贪婪狡诈的本性。

印度的童婚由来已久，一害个人，二害国家，为世所罕见，摧残了不少妇女和儿童，泰戈尔十分憎恶这种陈风陋俗，因此，创作了《客人》《小妾》《练习本》等作品，揭露童婚的罪恶。

印度的寡妇殉夫自焚，此恶俗自古就有，历史久远，虽然屡遭群众百姓的反对，但一直流行不止。1892年泰戈尔写了《摩诃摩耶》小说，对这种封建恶习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小说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特有的制度，人分等级，彼此接触受到限制和影响，泰戈尔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虽然出身于最高级种姓，即婆罗门种姓，但接受了民主思想，背叛了自己出身高贵的种姓家庭，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1892年他发表了寓言《纸牌国》，对种姓制度进行了讽刺和批判。他虽遭到围攻，受到指责，但他并未退缩，以后又继续发表了《素芭》《偏见》《弃绝》等作品，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进行了揭露。

泰戈尔在19世纪最后10年的创作，一是反封建的，二是反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一时期以反封建为主题的作品，表达了广大人民反对封建势力的力量和愿望，鞭挞了封建统治者；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沦亡、民族的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故事诗集》，他借用历史题材，加以再创造，借古喻今，讨伐殖民者，借用古代的民族英雄，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激起对殖民者的仇恨。类似的作品还有《最后一课》《履行的诺言》《太阳与乌云》等，都是揭露殖民统治的种种罪恶和反对殖民统治的作品。泰戈尔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作品，奠定了他在印度近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

20世纪，印度人民反英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英国殖民者千方百计破坏印度民族的解放运动，削弱民族斗争的力量，泰戈尔对此大为不满。1905年以后，民族运动高潮到来时，泰戈尔虽然在从事教育事业，仍毅然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中去，他组织群众，领导反英游行，在集会上发表演说，高唱爱国歌曲，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爱国热情的激励下，他撰写了大量爱国诗篇，例如著名的诗歌《洪水》《让我祖国的地和水甜美起来》等，由他自己谱曲，在群众中传唱，起了很好的作用，使殖民当局惊恐万分，禁止演唱。《人民的意志》一首诗，是泰戈尔1911年的作品，由作者谱曲，印度独立后，由制宪会议正式通过，被定为印度的“国歌”。

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斗争方式不免有所改变，当斗争的方式由和平斗争转入暴力斗争的时候，泰戈尔的思想同群众运动的领袖们的意见发生分歧，甚至群众也未接受他的意见。他反对极端派使用暴力，不同意群众烧毁英国货和进行武装斗争，他认为这是破坏，主张多做“建设性”的工作，诸如“消除贫困和愚昧”等。由于脱离实际，他的主张未被采纳，于是他退出运动（1907年），回到和平村，专门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1910年他发表了《吉檀迦利》这一重要诗集，1912年他第三次去欧洲旅行时随身带去了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英文本，他给作家们朗读后，受到高度赞扬，从此，他一举成名，轰动了整个欧洲文坛，不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13~1916年，先后又发表了一些作品，诗集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长篇小说如《家庭与世界》等。

他自1908年退出政治运动到1917年间所写的作品，反映出他是正视现实的伟大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真理是严酷的，我喜欢这个严酷，他永不欺骗。”泰戈尔就是一个追求真理、面对现实、努力奋斗的伟大作家。

1919年前后，印度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罢工、罢市、绝食、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此起彼伏，不断发生，英国殖民当局深感惊慌和不安。泰戈尔再也不能安坐在书桌前潜心写作了，于是他于1919年离开圣蒂尼克坦（和平村）学校，到印度各地旅行，了解运动形势和人民的疾苦。还积极参加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发表演讲，痛斥英国的殖民政策。但另一方面，仍在圣蒂尼克坦坚持不懈地从事教育工作。原来的森林学校，后来发展成著名的国际大学，不同国籍的人均可入学就读，许多世界著名学者可前去讲学。这样，增进了国际间的交往，发展了各国人民的友谊。他从1920年直至逝世的二十年中，一直为印度的独立和世界和平而奋斗，奔走呼号，多次出国访问，足迹遍及欧、非、亚、美四大洲三十多个国家。

但在1920年以后，泰戈尔仍然发表了不少著作，诸如《摩克多塔拉》（1922年）、《红夹竹桃》（1923年）、《舞女的供养》（1926年）、《新气息》（1931年）、《贱民之女》（1933年）等等。

1940年泰戈尔因劳累过度而病倒，后经医治无效，于1941年8月7日逝世，享年80岁。

泰戈尔把自己一生的创作实践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开辟了印度近代进步文学的道路。他成功地运用孟加拉语写诗，给印度近代诗歌开拓了一个新天地。他创立了印度近代短篇小说的体裁。他的业绩辉煌，一生是伟大的。

二、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

泰戈尔有强烈的正义感。当他20岁时，就撰写文章《死亡的贸易》，痛斥英国殖民主义者从印度运鸦片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为，他强烈抗议英国对中国进行的鸦片贸易和侵略战争，他把这样的英国人称做“强盗”。

泰戈尔为了寻求中印友谊，不顾年迈体弱，于1924年远涉重洋来华访问，当时中国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特地写信向他发出邀请。泰戈尔访华，历时近50天，他兴致勃勃地访问了上海、南京、济南、北京等地，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广泛地接触了各界人士，从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到各界名流以及学生；谈话的内容也十分广泛，由宗教、艺术、政治，直至人生，等等。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你们有一个伟大的将来，那也就是亚洲的将来。”他还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友好和团结是奋斗的亚洲的基石。”最后，当离开中国时，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他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之外，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很感人肺腑。

泰戈尔从中国回到印度后，为促进中印友谊的发展，他特意在国际大学增设了一所中国学院，专门学习和研究中国语言文学。泰戈尔在中国学院成立大会上激动地说：“对我来讲，今天真正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一个我长久以来盼望着到来的日子。从今天起，我将能够代表我们的人民把我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深厚友谊，紧密联系起来。”

泰戈尔的作品在中国有着广泛的读者。他的作品从1915年开始介绍到中国，到1949年已达到200多种。到2000年出版了《泰戈尔全集》，共24卷，近1000万字。泰戈尔的作品，引起了中国翻译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已出版深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不同版本，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中，不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对许多作家也产生过较大影响。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大文学家郭沫若便是其中之一。郭沫若曾经说过：“最早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在谈到自己作诗的经验时说：“自己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他在回忆泰戈尔诗歌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时写道：“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从此泰戈尔的名字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对郭沫若早期思想也影响甚大，他说：“我因喜欢庄子，又因接近了泰戈尔，对于泛神论的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泰戈尔的泛神论思想，促使郭沫若蔑视一切权威，增强了反抗旧制度的信念，产生了冲决一切罗网的力量。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郭沫若把爱国精神、个性解放和从泰戈尔那里接受的泛神论思想熔于一炉，作为“自我表现”的动力，汇集成一股反抗现实，打破封建桎梏的豪迈激情，写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伟大的诗集——《女神》，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泰戈尔的诗歌对我国“五四”以后新诗形式的创立，曾提供过有益的借鉴。

冰心是受泰戈尔影响较大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冰心早期的著名诗集《繁星》和《春水》，是直接受到泰戈尔诗的影响而创作的。她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一文中写道:“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总之，泰戈尔的作品影响过冰心的创作。除上述外，我国有些著名作家、诗人如徐志摩、郑振铎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泰戈尔的影响。至今，中国年轻的读者也很喜欢读泰戈尔的作品。每个读过中学的中国人，提到印度，自然会想到泰戈尔。

前面提到泰戈尔访问中国，我们认为，他访问的最大收获是加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重新开辟了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道路。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来往了几千年，交流文化，相互学习，彼此影响，情谊深厚。但是，从宋元以后，特别是从西方的殖民主义来到东方以后，这种友好来往受到了阻碍，以至于最后陷于中断。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两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逐步开展，这种中断了的友谊又有回复的征兆，但是并没有能真正恢复起来，泰戈尔对此深感遗憾，于是他决心以恢复这种中断了的友谊为己任。他来中国后，在多次演说中强调，他要重新修建中印交通的道路。对此他说到做到。他从印度带来印度人民的友谊，在中国到处播下了友谊的种子，让中国人民了解到一些印度情况，他又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回到印度，可以说，他的访问在中印关系史上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序幕。从此以后，两国的来往又逐渐频繁起来。他在印度大力提倡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的同时，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在国际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当时的形势是，当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处心积虑想要消灭中国文化的时候，泰戈尔却大张旗鼓地提倡中国文化的研究，他并且邀请不少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去参观访问，还为中国留学生设立了奖学金。这些非凡的创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泰戈尔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他写了一些如同利剑怒火一般的诗篇，痛斥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同年，他撰写了著名的文章《中国与印度》，在社会上影响巨大，人民备受鼓舞。

直到晚年，泰戈尔仍很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声讨日寇，直到1941年临终前，他在病床上，仍关注中国的抗日情况，深信中国最后必胜。

泰戈尔逝世虽近60年，但中国人民永远怀念这位伟大的作家和尊敬的朋友。他的作品在中国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他对中国的深情厚谊，使中国人民永志难忘，并永远激起我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怀念之情。因此，中国总理周恩来1956年访问印度时，在国际大学的亲笔题词中，对泰戈尔和他在中国的影响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爱国者、艺术家，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支持，会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随着时光的流逝，泰戈尔的不朽作品和高尚人格，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体会，从而放射出的光辉更加灿烂，伟大的泰戈尔先生将世世代代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王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