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从印度走向西方

泰戈尔：从印度走向西方

雷武铃

一

1913年11月13日，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荣获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开之后，世界文坛一片哗然。诗人的同胞惊喜之后，陷入狂欢，认为这是给整个印度民族文化的荣誉和尊敬。西方世界在惊讶之余，发出各种抱怨、称赞、争论。诗人自己也感到意外。此前一年，当诗人的一位住在美国的同胞对诗人说他迟早能获诺贝尔奖时，诗人问：“亚洲人有资格获得此奖吗？”当时西方人自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而其他一切民族都是野蛮的，不开化的。

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至今亚洲作家获奖人数很少，多年来中国作家一直为此很热闹地争论，这是无法消除的中国人对这项最具世界权威的文学大奖的情结。这种情结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交融的时代背景中的困惑。这个时代被称为文化的多元共生时代，每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只局限于自己的内部，都必须与其他文化碰撞、交流，都渴望得到其他文化的承认、接受。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包含着种族文化的偏见，而各种文化在交流中肯定会带有自己的偏见的。所谓的偏见、误解也是交流的产物。

我国对泰戈尔的介绍相当多，在这里我想专门考查他获诺贝尔奖这件事，他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遇到的挫折、误解，得到的赞赏和荣誉。这也许能给我们不少启发和借鉴。因为泰戈尔所处的时代面临着在其古老的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创造新的接近口头语言新文学的问题。就像中国在西方影响下，从文言文走向白话文学一样。

二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西方世界可以说是一举成名的。在1912年5月去英国时，他已51岁。尽管当时他已写出并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诗歌、小说、剧本，但他的名声只限于印度孟加拉语文学中。印度其他语种的文学界对他都不太知道。即使是在孟加拉语文学中，他也是被看做众多优秀者之一，而不是最优秀的。西方世界对他更是一无所知了。最早在欧洲宣传罗宾德拉纳特的英国画家威廉·罗森斯坦于1910年到印度时，先被人介绍给诗人的侄子，在此遇到了他们的叔父。罗森斯坦被诗人的外貌吸引，觉得诗人不但有惊人的形体美，更有令人惊异的内在美。他为诗人画了像，但没有人告诉他诗人是他们民族文化的最杰出的代表。

泰戈尔在西方世界的成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令他立即在西方世界获得巨大荣誉的诗集《吉檀迦利》的翻译工作，可以说是一场意外的疾病促成的。泰戈尔原定1912年3月19日从加尔各答乘船去英国，但他突然病倒，旅行只能取消。于是他选择了一项似乎比创作新作品要轻松的事情做起来，就是把自己写过的作品一首一首地译成英文。等他身体康复到伦敦时，他的行李中便多了一样东西——英译的《吉檀迦利》，这是他此时带往英国的最重要的物品。1912年泰戈尔英国之行的成功得益于少数几个朋友对他的极力称赞。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威廉·罗森斯坦和W.B.叶芝。罗森斯坦“是使泰戈尔能从孟加拉的小天地跨入西方大天地的桥梁。”罗森斯坦在英国极有影响，他认识英国文学界思想界中最著名的一些精英人物。泰戈尔把英译《吉檀迦利》的手稿给了罗森斯坦。罗森斯坦写道：“那天傍晚，我读了那些诗，感到这是一种崭新类型的诗，是神秘主义高水平的伟大诗作。当我把那些诗歌给爱德鲁·布莱德雷看时，他很同意我的观点：‘看来一位伟大的诗人终于来到我们中间。’我通知了叶芝。起初，他没有回答，但当我又写信给他时，他让我把诗寄给他，读了那些诗后，他与我一样兴奋不已。他赶到伦敦，仔细地读了全部诗歌。”

罗森斯坦并未到此为止。1912年7月30日他专门为泰戈尔邀请了一些朋友在家里举行晚会。叶芝朗诵了《吉檀迦利》中的诗歌。晚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诗人获得了几乎一致的称赞。在西方现代诗歌运动中最富创造性的诗人埃兹拉·庞德写道：“他具有自然的宁谧，这些诗似乎不是风暴或激情的产物，而只是显示了他经常的脾性。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没有任何矛盾。……当我向泰戈尔先生告辞时，我确实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

罗森斯坦又介绍泰戈尔会见了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作家萧伯纳、高尔斯华绥、诗人斯塔特·摩尔等人。罗森斯坦建议印度学会为他的成员泰戈尔出版他的诗集《吉檀迦利》。叶芝同意为诗集写序。叶芝是当时英国诗坛上极有影响力的诗人。他毫无保留的称赞毫无疑问地吸引了一般读者对泰戈尔诗集的关注。

泰戈尔获诺贝尔奖也像他在英国的成名一样得益于少数几个欣赏他的人的极力推荐。英国诗人斯塔特·摩尔最先提名泰戈尔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瑞典科学院对泰戈尔被提名表示惊讶。评奖委员会主席海尔勒德赫迪尔奈不想承担责任，他认为无法判断泰戈尔的诗中有多少是自己的创作，多少是印度文学的传统。但科学院有几名成员极力称赞泰戈尔。最有说服力的是三年之后也荣获诺贝尔奖地瓦尔纳·冯·海登斯坦的评论。他写道：“我读了这些诗歌（《吉檀迦利》），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三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不知道得到了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

泰戈尔从1912年5月赴英，到1913年11月获诺贝尔奖，仅一年半时间便从一个在西方默默无闻的人登上了西方文学荣誉的最高峰，这种急速发展一方面体现出西方一些精英人物的远见卓识，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还来不及深入地理解泰戈尔。这种赞赏和惊叹中不可避免地带着他们自己的臆想、偏见和各种误解。

三

授予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虽然强调“诗人在努力调和迥然有别的两大文明区域；这是我们目前时代的特性，是它最重要的任务。”但紧接着说的却是：“这项工作的真正含义在全世界基督教传教事业中得到最清晰，最彻底的揭示。”这两句话正好揭示出西方人的两方面，一方面他们深刻认识到时代最重要的任务是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这体现了他们的远见；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文化交流看成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播，是西方文明对其他“落后、野蛮”地区的启蒙和开化，是以西方观念改造别的文化传统中的观念。这就是典型的西方态度。远见和狭隘的偏见混为一体，深刻的洞察和误解混为一体。

授奖词还强调：“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影响远远超出改变宗教信仰的工作范围。在上一世纪的印度，活的方言与神圣的古语争夺新兴文学的控制权，如果方言没有得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传教士的精心扶植，那么，这场斗争的进程和结局将会截然不同。”所以对印度方言文学的肯定是对他们自己文化——基督教事业的肯定。

授奖词在往下说到泰戈尔时继续上面的思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1861年出生在孟加拉，这是最早的英属印度省份。传教先驱凯里多年前在那里为促进基督教和改良方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泰戈尔的父亲是著名宗教团体‘梵社’的中坚成员。泰戈尔至今仍属这个团体……它是十九世纪初，由一位开明的、有影响的对基督教教义怀有浓厚兴趣的人创立的。他曾在英国作过研究。他竭力对世代相袭的本国印度教传统作出与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和含义一致的解释。”在这些关于泰戈尔的介绍中要强调的都是：泰戈尔和他们是多么接近。

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用担心把诺贝尔奖授予泰戈尔，他虽然是印度人，但在精神上是自己人。泰戈尔在他们心目中是“用任何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传达长期以来存在于臆测之中的东方宝库的福音，因为他所受到的欢迎与传送喜讯的使者相仿。”

授奖词的第一句话：“本学院深感荣幸，能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印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英印诗人”是对诗人身份的认定，在谈到他的文学成就时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献歌》是一部宗教诗集……是他引起大批评家们特别注意的著作之一。去年以来，这本书已经名副其实地归入英国文学。”“四面八方一致称颂泰戈尔是一位崭新的，令人钦佩的诗歌艺术大师；自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这种诗歌艺术一直伴随着不列颠的文明扩张，永不凋谢。”在这里诺贝尔奖所要尊重的不是深深植根于印度文化传统中的诗人泰戈尔，而是泰戈尔诗歌的英文译本，它所称赞的不是孟加拉文学对世界文学作出贡献，而是从伊丽莎白女王以来随不列颠的文明扩张的英语诗歌艺术。

泰戈尔在西方世界中被广泛误解，还表现在一些宗教团体、一些作家、普通读者对泰戈尔的认识上。泰戈尔获奖的消息传出后，一些西方作家发出抱怨。伦敦《新时代》写道：“我国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写出那样一堆废话，但任何人都不会轻易地受骗，说它是优秀的英语作品，或者优秀诗篇，或优秀精神，或优秀传统。”有些评论家吹嘘说，英国人已把印度人培养得如此有教养，以致现在他们能够创造出如此优美的作品。一位评论家在《伯明翰邮报》上写道：“泰戈尔先生的胜利主要意味着英国文学的一条支流已获得了成熟的发展。”在泰戈尔获诺贝尔奖之后，1913年12月，《现代名人录》的最新版本里没有泰戈尔的名字。1916年的《剑桥英国文学史》第十卷的“英印文学”上还没有提到泰戈尔的名字。

一些基督教徒把泰戈尔看做是他们想象中的人。《浸礼会时报》写道：“我们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基督思想能在一个具有真正代表性的印度人的心灵上发生暗示性的影响。无疑他（泰戈尔）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那个人，他是神车到来之前，为了使上帝的道路变得平直而派遣来的使者。”一些人把泰戈尔当做来自神秘印度的茅屋里的先知、预言家、神秘主义导师。他们把泰戈尔想象成童话中的神奇人物，他们根本不考虑泰戈尔是一个诗人。

为了保卫泰戈尔的诗人地位，他的几位朋友陷入了误解的另一端。庞德反对把泰戈尔作为道德的偶像看待。他在《自由妇女》杂志上评论《园丁集》时写道：“我对于他诗歌方面要说的话是，应该自由和完整地读这些诗歌中的每一首诗，然后忘掉对诗歌所含意思的追究，重新对它加以想象。”庞德和前面的只把泰戈尔当做道德家看待的人所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即他们都把泰戈尔身上的两个方面和他诗歌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只看到其中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或者肯定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

威廉·罗森斯坦作为泰戈尔的亲密朋友，敏感地体认到泰戈尔身上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他儿子准确地描述了泰戈尔的两面性和他父亲的态度：“留着长长的胡子，戴着头巾，身着本色丝绸长袍的泰戈尔默默地坐着，像一尊菩萨，四周围着信徒。当着善男善女的面，他往往神色恍惚，声音轻柔。这一切都造成了一种东方智者的理想典型。这与他性格的另一面，即与自己密友相处时那种开朗豪放，妙趣横生……截然不同。我的父亲热爱泰戈尔，对他赞不绝口，但父亲往往对他在公共场合里的态度感到不耐烦。我曾不止一次听说过，他那些神秘色彩的高谈阔论常被我父亲突然打断‘泰戈尔，你真胡说八道。’”

四

泰戈尔虽然受到西方人的误解。但是泰戈尔又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人，特别是叶芝、庞德这些独创性强、直觉敏锐的诗人。泰戈尔的诗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心醉神摇的梦幻世界。产生这种吸引力的原因何在？我想理由有两点：一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二是他们共同的契合点。我想先分析作为诗人他们之间的差异，再分析他们之间的契合处。

印度的诗歌传统中有这样一种因素：即许多作品不是为了诗的目的而写作，却成了传统中的诗歌作品。像吠陀本集中的诗歌，许多都是作为祭祀仪式上的咒语或祷词。印度中世纪蓬勃发展起来的虔诚派诗歌首先是对神的虔诚和敬爱，随后才作为诗歌的。印度文献中还有一大特点，便是语言常常作为个人修炼时对宇宙，对生命的亲证而写下的。这是充满直觉和神秘色彩，充满个人觉悟和体认的文字。对泰戈尔有极大影响的奥义书文献便是属于这类。这样的文学传统最大的特点是它时刻关心着一种永恒的价值。诗歌成为一条道路，而不是目的。人通过诗歌这条道路，走向它所沉思，追求的人生极限。

在西方的观念中诗歌是为诗的目的而写成的。诗的意义到诗的文字为止。写诗的诗人是一种需要技术培训和锻炼的工匠。对这种技术的分析研究在诗歌发展到现代时达到了高峰。他们建设了形式主义的诗学理论。而印度人为诗歌写不好寻找理由时也讲技巧，但同时认为写诗的人心灵不够成熟和深刻，他没能看见暗藏在神秘事物内部的真实神奇的诗歌语言。

一般来说诗人有两类：一类以写作表达方式的探索而被人称赞，他们提高了人类表达工具的精致，这种表达方式的改进，也常常伴随着人类未知领域的被发现。另一类型的诗人以心灵深刻的领悟而被人称赞，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最朴素的方式，却把人带入心灵的神秘深处。

泰戈尔作为一个印度诗人，典型的体现了印度的上述特点。而这一点正是他令其他民族的诗人着迷的美丽之所在。他是一个心灵的诗人，而非是一种技巧的诗人。前一类诗人、作家在西方很有代表性，特别是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史充分地展示了这点。从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派，这是一部写作技术思想的发展史。后一类作家多处在东方民族中，他们在万物流变中试图捕捉住永恒不变的某种品质。当然西方也有后一类诗人、作家，东方也有前一类，但它们不代表其文化中的典型。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类型的人不是截然分立，而是互相联系的，这两种类型的人着重的两个方面也是诗歌无法分离的两个方面，他们只是着重点不同而已。这一点在泰戈尔身上也能清晰地看到。他虽然是一个着重心灵修炼、真理探讨的人，但在写作过程中，他从经验中感到西方文论中许多非常现代，典型的问题，这些是有关技术性的。同样西方诗人也会直觉地感受到诗歌必须从一个技术层面上升到神秘的永恒境界，这必然牵涉到灵魂问题。这一点是他们能彼此理解的缘由。

在泰戈尔的写作道路上，有一件事在他的《回忆录》和若干演讲中，在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和对他的文学评论中被反复引述过。这就是他在写作《晨歌集》时神秘的内心体验。我认为这一事件典型地说明了他的写作最深刻的特点：心灵的神秘体验。狂喜的宗教情绪下的不由自主的歌唱。他这样写道：

一天，在很晚的下午，我在我们的乔拉桑科的房子的屋顶凉台上散步，晚霞的余光和苍白的黄昏合在一起，那景色仿佛使来临的夜晚对我有一种特殊的奇妙的魅力，连毗邻的墙都美丽地放光。……以后我又得到一次彻悟，这彻悟在我的一生中持续着。……有一天早晨我偶然站在凉台上往那边看，太阳正从这些树的密叶上升起。在我不停的凝望中，忽然间有一层帘子从我眼上落下去了，我发现这个世界沐在奇妙的光辉中，美和欢乐的浪潮在四周涌溢着，这光辉立刻穿透积压在我心上的重重叠叠的愁闷和萧索，以宇宙的光明注满了我的心。

《晨歌》被认为是泰戈尔成为第一流诗人的标志，这种诗艺的成熟是来自于一次神奇的精神体验，是伴随着精神的成熟，伴随着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认识的成熟而成熟的。在写完《晨歌》之后不久，泰戈尔写作了《自然的报复》。在谈到这出歌剧时，他说：“这是迷人的光的故事，这光射进我遁世隐退的深穴，使我更圆满地重与本性一体。《自然的报复》可以看做我以后的全部文学作品的序曲；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我所有作品都详述的一个主题——在有限之内获得无限的喜悦。”

泰戈尔在回想他的生活、他心灵的成长时，特别强调的是他对自然的强烈感受“我永远记着那一天，放学之后，当我下了马车，抬头一望，突然看到我家阳台上空一团乌黑的云，毫不吝啬地撒下大片凉爽的阴影。这种神奇的景象和慷慨使我激动不已。”Edward TThompson说：“曾有过的诗人中，没有哪一个有像泰戈尔一样对自然之美有如此经常、亲密的领悟。”他对大自然的关注，深入的体验，他与自然的对话完全像他所处的文化传统中那些在森林净修林里沉思的先辈一样，他直接从大自然中吸取神秘的原料。这一点也是西方诗人所无法比拟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泰戈尔的写作特点也正是印度思维的特点。印度人习惯于综合性思维。在西方人看来这种思维是混乱的，充满矛盾的，但印度人认为这些不同之处融合在一起，尽管有矛盾，但却构成整体的和谐。在泰戈尔的身上，诗人、哲学家、布道者这几种身份是不可分割的。“象吠陀诗人一样，他祈祷真理表层的遮盖物消逝，显露出真理本身。当然，这种写作状态不仅是诗意的，更是道德性的；不仅依赖于词语，更依赖于人生体验。”

我想正是一种对西方人来说陌生的神秘主义吸引了叶芝和庞德。叶芝和庞德所处的时代，是西方文化发展到一种顶峰时期，以西方传统思维的分析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到了一个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因素的时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神秘的东方。庞德翻译了一些中国古代诗歌和日本诗歌，他抓住了中国古代诗歌中意象优美坚实的特点，宣布要在诗歌中废除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热情而空无一物的写法。庞德极富独创性的个性使他面对泰戈尔时，比一般的西方人能更深刻地领会泰戈尔的艺术之美。他对这种美不抱有偏见，他感受到，他便接受。

叶芝把泰戈尔称为“比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伟大的诗人”。在伦敦印度协会出版的《吉檀迦利》第一版序言中写道：“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叶芝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为自己的诗歌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象征体系。他说：“我渴望一种思想系统，可以解放我的想象力，让它想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并使它所创造出来的或将创造出来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叶芝为了建立他的这种象征体系向东方寻找不少材料，他试图“唤醒某种已被遗忘的冥想方法，主要是如何中止意志，使思想称为自动的，成为一种可能的与幽灵交流的工具。”他的努力是要从西方传统的逻辑分析和理性哲学中解脱出来，而进入一个完全由想象操作的非理性的神秘世界。泰戈尔诗中的神秘主义正好给他展示了他所向往的世界。

五

泰戈尔虽然遭受各种误解，但仍被西方人接受，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泰戈尔向西方人深刻地揭示了印度精神的本质，这是西方精神所缺乏的，因此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尼赫鲁在泰戈尔去世之后，写给诗人的亲属的信中说：“师尊和甘地从西方或其他国家吸收了许多东西，特别是师尊尤其如此，他们之中谁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使命面向世界。然而，两人是百分之百的印度之子，是印度几千年以来文化的继承者、代表着和解释者。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印度人。”同样的话在许多著作里可以看到。V.S.纳拉万称：“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印度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未来的历史学家很有可能会把自己的研究材料分为两个部分：‘前泰戈尔’和‘后泰戈尔’。”

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当我们理解“民族的即世界的”我们要看到它的复杂性，被本民族所赞赏也许是指最终能为本民族赞赏。当我们看到泰戈尔被他同胞所误解的一面时，我们对民族性这问题的理解也许会更深刻一点。在《艺术家的宗教》中泰戈尔写道：“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但直到现在，大多数同胞仍对我怀有敌意。有些说我的诗缺乏民族精神，有人抱怨我的诗难以理解，还有人说我的诗是有害的。实际上，我从未得到我国人民的完全承认。”

在泰戈尔近七十岁时，他遭到了一批孟加拉青年作家、诗人的猛烈攻击。这些作家、诗人接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攻击泰戈尔是孟加拉文学进步的障碍，泰戈尔应该退出历史，因为泰戈尔过于保守、传统，孟加拉新的文学应该是像西方现代派一样的。泰戈尔面对批评，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答，并写出了《最后的诗篇》。这使这场争论停止，但并没有解决争论的问题。

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能代表其文化传统，走向世界的文化交流中去的诗人既遭受来自其他文化中的人们的误解，也遭受自己同胞的误解，这使我们看到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把握并不是一个由本民族人们投票可以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目前要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认识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一点极其重要，否则便无从谈起。泰戈尔能超越他同时代的许多同胞的偏见和愚昧，把真正的印度精神展示给其他民族看，在世界文化中树立印度文化的形象，其中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借鉴。

雷武铃，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