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乞食》
下面是一首陶渊明题作《乞食》的诗: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这首诗题作《乞食》,是不是诗人真有乞食之事呢?黄廷鹄评注《诗冶》认为,“非真乞食也。盖借给园行径以写其玩世不恭耳”。陶必铨《萸江诗话》说:“题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门事也。”又说:“此诗与《述酒》、读书诸篇,皆故国旧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即安贫守道亦非诗中本意。”但沈德潜在《古诗源》中则以为“不必看作设言愈妙”。温汝能《陶诗汇评》也说:“此诗非设言也。因饥求食是贫士所有之事,特渊明胸怀视之旷如,固不必讳言之耳。”比较两说,前说刻意求深,反觉穿凿迂腐,应以后一说为胜。据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这首诗与《有会而作》、《咏贫士》诗都作于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渊明六十二岁时。《有会而作》的诗序说“值年灾……旬日已来,始念饥乏”。《咏贫士》诗中则有“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句。看来,乞食当是真有其事。也就是说,这不是一首托言诗,而是一首
记事诗。当然,所谓“乞食”,并非沿门托钵讨一口饭吃,应如张荫嘉《古诗赏析》所说,“此向人借贷,感人遗赠留饮而作。题云《乞食》,盖乞借于人以为食计,非真丐人食也。观诗中解意、遗赠,可见”。正由于这首诗写的是实事真情,它自具有一种真中之美;从中也可窥见诗人的心性、胸襟,探得诗篇的鉴赏价值所在。
在写法上,这首诗是平铺直叙、就事写来的。如果分段来看:诗的前四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是第一段,写诗人为饥饿驱使,出门乞贷时的光景;中六句“主人解余意,遗赠副虚期。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是第二段,写乞贷如愿,与主人杯酒谈笑、情谐意投的状况;末四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是第三段,写既感且惭,不知何以为报的心情。
就欣赏角度而言,有些诗以炼句见长,吸引读者的是篇中的警策时见;有些诗以谋篇取胜,吸引读者的是篇中的波澜起伏。而这首《乞食》诗,既无警策可摘,也无波澜可言,论字句,论篇章,似乎都是平平无奇的。但它却于平淡中见深情,在朴质中含至味,别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陶诗的这一艺术魅力,历来为诗评家所共赏。葛立方称渊明诗“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韵语阳秋》)。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元好问《论诗绝句》对渊明诗的评语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些话都道出了陶诗在语言风格方面的特色。从这首《乞食》诗的内容看,它不是一般的吟风咏月、酬酢赠答之作,而是写因饥乞食。这在人生中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开头四句写的是极其难堪的境况,换一个人写,也许要极力渲染饥饿袭来时的身心感受,加意刻画出门乞食时的窘困情态;但在渊明笔下,一无渲染,不事刻画,极其平实却更加真切地道出了当时的情景。如康發祥所说,读其“行行”两句,“觉尔时之光景可想”(《伯山诗话》)。中六句写转忧为喜,情景一变,在他人写来,也许正要在这里见跌宕转折;但在渊明,还是淡淡着墨,平平写出。末四句写中心的感慨和感激,也没有用强烈、激动的语气。与陶集中的其他篇章一样,其可贵之处就在它是以本色出现的,而只有从本色中才能充分显示其“真淳”。
这真与淳,对渊明来说,不仅是他的诗篇中的艺术境界,也是他的思想中的理想天地。他在《饮酒二十首》的末篇曾以赞叹和憧憬的心情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元好问另在一首《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中称渊明诗是“直写胸中天”,而真与淳正是渊明的“胸中天”。对这首《乞食》诗,如果进一步透过字句篇章来看,其魅力主要还不在语言风格方面,而是包孕在诗篇内的诗人的胸中之天,也就是诗人在胸襟、心性方面所显示的真淳之美。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的赞语中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读渊明诗,也往往使人想见其为人。梁启超在《陶渊明》一书中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朱光潜在《诗论·陶渊明》中则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些都是善于欣赏陶诗的话。
这首《乞食》诗首先使人感到渊明为人之真率。苏轼说:“陶渊明……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张雨在《渊明》诗中也说:“渊明真率人,出处端不欺。饥来乞一餐,有酒斟酌之。”(《句曲外史贞居先生诗集》卷二)渊明的这种真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序》)。写这首《乞食》诗时,他已是暮年,竟落到出门求食、不知何处可往,叩门告贷、不知何以措辞的境地,可说困厄到极点了。但从诗中看不出愤懑之情、怨尤之气,而当主人解其来意、有所遗赠时,就欣然忘怀,立即情洽语谐,倾杯赋诗,真诚地感愧思报。
这里表露的心地是何等冲和,胸怀是何等坦荡,确是诗人的“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格的焕发”。渊明在为自己画像的《五柳先生传》中自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鲁迅也说:“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其所以“不易模仿”,因为他的“晏如”、“平静”,丝毫没有矫揉造作,完全是他的品格的自然表露。如果探索作为其品格的支柱是什么,那就是儒家的安贫乐道的思想。梁启超在《陶渊明》一书中说:“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他只是平平实实将儒家话身体力行。”梁书并举渊明诗中所说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及“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诸诗,以说明其“一生品格立脚点”所在。的确如所论述,渊明诗中屡次提到“固穷”的节操及“忧道不忧贫”的“遗训”。他所拳拳服膺的是颜回、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张仲蔚……那些在极端贫困中不改其乐、不失其守的“遗烈”。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在心灵上得到了平衡,所以在叩门乞食之际仍能保持心地平和,晏然自如。再联系他写这首诗的当年,尽管江州刺史檀道济去问候他时,他已经“偃卧瘠馁有日”,仍拒绝接受檀所馈赠的粱肉、“麾而去之”的事(见萧统《陶渊明传》),又可见其风骨凛然的一面。
从这首《乞食》诗,读者看到的是艺术美与人格美的融合和统一。诗篇的平淡朴质的语言风格与诗人的冲和淳厚、坦荡磊落的心灵境界是相表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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