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我的历史观》

我的历史观

我最早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念，是在乡村鼓书艺人那里获得的。三四岁时，母亲就带着我去听鼓书。这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那时，听鼓书是山中小镇漫漫长夜里惟一的娱乐。鼓书艺人是山区最受欢迎的人物。我从他们惟妙惟肖的说唱中，不止一次地听了《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三国演义》等历史通俗话本。这是我的历史文学的启蒙阶段。后来，我走上历史小说创作的道路，得益于这童年的启蒙教育。完全可以说，童年培植的爱好，影响了我的一生。

上小学时，我就喜欢阅读小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许多小说都让我如醉如痴。但最让我产生阅读震撼的，是姚雪垠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若干年后，当我成为专业作家并有幸与姚老在一个单位时，我除了向他表示我初读《李自成》的感觉，还对他说：“我也准备写一部历史小说。”姚老听了点点头说：“写好一部历史小说，要有扎实的学养作支撑。”

及至我着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时，才理解了姚老这句话的含义。所谓学养，对应于历史，即史识、史鉴、史胆诸因素的综合。说得严格一点，一个好的历史小说家，首先应该是一位称职的历史学者，这就是历史小说与当代题材小说创作的最大不同点。

如果说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及考证是一件细致的工作，需要作者有着甘于寂寞坐冷板凳的耐心，那么，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恰当定位及评判，则更需要作者的智慧和阅历。从研究中发现，在故纸堆中开掘，既要有大视野，也要有纵深感。

长期浸淫于历史，我注意到中国历史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悠久，二是多民族的融合。

历史悠久，便产生丰富性，但亦容易产生歧义，漫漶处易被忽略；多民族的融合，产生了多样性，但异质的文化常遭排斥。我在进行第二部历史小说的创作准备时，便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研究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即北宋的徽宗、钦宗被金兵掳走这段历史。由于赵宋南渡，造成中国南北对峙一百多年，国土分裂。中国的政权一向以汉人为中心，因此汉文化被视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既然汉族的皇帝被金兵掳走，那么抗金便成为南宋的第一战略。此情之下，岳飞便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这种观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我个人认为，南宋与大金是在中国土地上曾经同时存在的两个政权，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评判这两个政权的优劣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但不应以民族的不同来判断其好坏。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爱恨情仇，恰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生动地展现了各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

在十几年的历史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同时在更长的研究历史的时间里，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指导文学创作的历史观。主要是三点：一、永远选择历史上健康的、积极的一面，作为我文学的素材；二、始终提醒自己，不可戏说历史，更不可将历史人物漫画化或者脸谱化；三、要从历史的宝库中开掘时代精神，为读者提供思考的空间，但不可借古讽今，作不负责任的比附与调侃。

在创作《张居正》这部小说时，以上三点我始终牢记。有些细微之处很难区分，但必须把握。所谓形神兼备，形即史识，神即史智。两者结合得好，小说才会既好看，又耐看。反之，小说不是流于通俗，就是接近史著。五年前，我接受一位记者采访，她问我：“你是诗人出身，为何转行写历史小说呢？”我回答：“我喜欢历史，又喜欢诗，历史小说正好是历史与诗歌的结合。作家的理想就是写出史诗性的作品。”此虽仓促应答，却是我写历史小说的初衷。

2009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