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

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地浮泛前去。

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

——《纸船》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郑振铎不仅是新诗的开拓者，还将很多外国优秀作品引入国内。在诸多译著中，泰戈尔的诗篇被读者们津津乐道，至今都是读泰诗必选的经典译本。本章完整收录《飞鸟集》《新月集》，读者可以通过品读这些著名诗篇，一窥郑振铎对中外文化交融的巧妙把控和对近代新诗斟词酌句的深厚功力。

20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与泰戈尔的诗不期而遇。一刹那间，他被诗中展现的爱与和平之花园所深深吸引，忘我地流连在泰戈尔用异国语言编织的，却是人类心灵所共同向往的，那个充满生机与智慧的美妙国度。

二战时期的中华大地，饱受战火凌虐，人心在生离死别中渐渐迷茫而枯竭。就在此时，大量的泰戈尔诗篇陆续经由《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传递到读者身边，借由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自由灵动的新诗体，泰诗犹如一阵春风，让几近枯竭的人心萌生春芽，让希望的力量生如夏花。

“他是给我们以爱与光与安慰与幸福的，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旅路中向前走的，是我们一个最友爱的兄弟，一个灵魂上的最密切的同路的伴侣。”郑振铎在《欢迎太戈尔》中这样说道。然而，有些人却故意夸大泰诗的空灵、玄妙，针对所谓的“消极意义”诋毁它。抛开极端观点不论，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都发表过对于泰诗的较为客观的评论。其中，茅盾根据时代背景，认为当时的青年人思想过于脆弱，“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诗人泰戈尔”是我们的朋友，应赞颂“那悲壮的‘跟随着光明’”，而不能沉醉在“神幻的‘生之实现’”“空灵的‘迦椟吉利’”。郑振铎也曾郑重表示，研究泰诗思想的着眼点，应该落在其与青年思想和中国新文学的关系上，他承认泰诗中的“迷梦”危险，但瑕不掩瑜。今天看来，他对泰戈尔的推崇是基于客观论断的。

在逃离战火的今天，我们同样应以端正的视角来欣赏泰戈尔的诗。《纸船》《对岸》《职业》三首诗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泰诗的真善美无疑是对童心最好的启蒙。这种启蒙，不分长幼，它向所有向往美好的心灵提供一处审美启蒙课堂，向所有在人生中迷茫、无助、孤独的心灵提供一个疗伤的港湾。它不是避世的伊甸园，而是希望的加油站，读罢诗篇，你会笑看沧海桑田，人生的纸船将航行得更远，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