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说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白居易青年时期写过一首五律《赋得古原草送别》，为他赢得了声名。诗是这样的：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唐摭言》卷七云：“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幽闲鼓吹》《唐语林》《北梦琐言》《能改斋漫录》《全唐诗话》等书都有类似的记载，从而扩大了这首诗的影响。

这首诗，因题前有“赋得”二字，或以为是作者“练习应试的拟作”；笔者也曾持此说。但仔细考虑，感到这种说法不很确切。唐代进士科考试中的诗题，有时的确加“赋得”二字。例如白居易本人，贞元十六年在中书侍郎高郢主试下以第四名中进士，试《玉水记方流》诗；与他同科登进士的郑俞、吴丹、王鉴、陈昌言、杜元颖等人，各有一首《赋得玉水记方流》，收入《全唐诗》卷四六四。但这种应试诗，按照规定，是五言六韵（十二句）的排律。

白居易如果为了“练习应试”而“拟作”，必然严格遵照规定。可是《赋得古原草送别》并非五言六韵的排律，而是五言四韵的律诗。

事实上，题前加“赋得”与否，跟是否是应试诗没有必然联系。

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赋得”诗。初唐陈子昂有一首诗，题目是《魏氏园林人赋一物，得秋亭萱草》。《全唐诗》中，类似的诗题相当多，卷二五二开头，有一首刘太真的《宣州东峰亭各赋一物，得古壁苔》，题下注明与袁等八人“同赋”。这八人的诗，也收在后面，题目均与刘诗相似，如《东峰亭各赋一物，得岭上云》《……得垂涧藤》等。可以想见，九人在东峰亭相会，提出“各赋一物”，于是大家先拟了九个题，然后“分题”。《沧浪诗话·诗体》云：“古人分题，或各赋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题得某物也。”题怎么分，当然可以用拈阄之类的办法，“分题”又叫“探题”，就表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所谓“赋得”，是“赋”诗得“题”的意思。得到什么题，当然由人限定，没有固定的框框，但最常见的“赋得”诗，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取前人成句为题，如梁元帝的《赋得兰泽多芳草》，骆宾王的《赋得白云抱幽石》等。另一类是咏物，如陈后主《七夕宴宣猷堂，各赋一韵，咏五物自足为十物，次第用得帐、屏风、案、唾壶、履》及上述“各赋一物”等。至于体裁，则并无限制。但其中五律占大多数。

这两类“赋得”诗，都有很多是用来“送别”的。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即属于后一类。为了较好地把握这首诗的特点和优点，不妨引一些同类的诗略作比较。

刘孝孙《赋得春莺送友人》：

流莺拂绣羽，二月上林期。

待雪消金禁，衔花向玉墀。

翅掩飞燕舞，啼恼婕妤悲。

料取金闺意，因君问所思。

钱起《赋得归云送李山人归华山》：

秀色横千里，归云积几重。

欲依毛女岫，初卷少姨峰。

盖影随征马，衣香拂卧龙。

只应函谷上，真气日溶溶。

戴叔伦《赋得古井送王明府》：

古井庇幽亭，涓涓一窦明。

仙源通海水，灵液孕山精。

久旱宁同涸？长年只自清。

欲彰贞白操，酌献使君行。

从题目上，这类诗的总的特点是“咏物”加送别。因此，评论这类诗，既要看咏物的艺术水平如何，又要看咏物与送别结合得是否自然，有无浓郁的诗意、诗情、诗味。

咏物诗，当然要咏什么像什么。读者不看题，只看诗，就能准确无误地知道它咏的是什么。

但这只解决了“形似”的问题，进一步，还应该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杜甫的许多咏物诗，不离咏物，又不徒咏物。每咏一物而物理物情毕现，而表现物情物理，又凝结着对于人情世态的深刻体验和作者的意趣情态，故不仅体物精湛，而且寓意深远，自然是咏物诗的上乘。至于前面所引的那些“赋得”诗，由于要和“送别”结合，就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题材的广阔性和主题的深刻性，不能用杜甫的咏物诗所达到的高度来衡量；但在同样的局限下，正可以因难见巧，充分显示作者的艺术才华。让我们从比较的角度，谈谈那几篇“赋得”诗。

刘孝孙的一首五律，以六句咏“春莺”，可“春莺”的形象却并未写出，更谈不上传神。至于“衔花向玉墀”和“翅掩飞燕舞”，虽有形象，却不近情理：“春莺”怎能飞向皇宫的“玉墀”，并用它的“翅”去“掩”赵飞燕的“舞”呢？看来作者所“送”的那位“友人”正要赴京入朝，因而咏“春莺”，也就得硬要它飞进皇宫。

接下去的两句，“飞燕舞”写宫廷妇女中的得宠者，“婕妤悲”则写失宠者；而作者的真正用意，还在于用宫廷妇女的命运比拟朝士们的命运。因而以“料取金闺意，因君问所思”收束全诗，寄托了对于他们的命运的关怀。应该说，命意还比较高，但体物不精，而且与送别结合得颇嫌牵强。钱起以四句诗咏“归云”，山、云兼写，展现了云归华山的动景，算是不错的。但接下去的四句诗写“李山人归华山”，却与前四句写云归华山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尾联用“紫气东来”的典故，只能说明李山人是从函谷关以东回华山的，而“紫气”毕竟是“气”，不是“云”。戴叔伦的《赋得古井送王明府》则比较出色。唐代以“明府”称县令。送人去做县令，怎样和咏“古井”结合起来呢？乍想很难着笔，但作者却处理得相当好。他希望王明府做一个有“贞白”节操的地方官。

作者通过咏“古井”之水，含蓄婉转地表达出这种希望。你看这古井之水多么明澈、多么贞洁、多么清白呀！我为了要表彰它，所以酌一杯献给你，送你走马上任。临别赠言，情意甚殷，咏物与送别融合无间，是同类作品中的佳作。

现在再看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鸣兮啾啾。”是说从“春草生”到“蟪蛄鸣”，已将一年，王孙还远游未归！“王孙”犹言“公子”，指贵族，但从此以后，往往把“春草”和“送别”联系起来，而“王孙”，也就成了游子的别称。

谢灵运《悲哉行》：“萋萋春草生，王孙游有情。”王勃《守岁序》：“王孙春草，处处争鲜。”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江淹的《别赋》也没有忘记“春草”：“春草兮碧色，春水兮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但所有这些例子，都写得很简单，未能很好地把春草和别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完整而丰满的意象。而白居易的诗，在这一点上却有明显的突破。

题目是《赋得古原草送别》，因而先写古原草，后写送别；但写古原草而别情已寓其中。第一句以“原上草”点题，前加“离离”作定语，形容“原上草”稠密、茂盛，与次句的“荣”和末句的“萋萋”呼应。次句“一岁一枯荣”虽然“荣”、“枯”并举，却落脚于“荣”，表明在诗人的审美意识中，“荣”是主要的、本质的。

据说从前有人因战败而草疏请求援兵，讲到“屡战屡败”，另一人则改为“屡败屡战”。二者所叙述的事实是相同的，但后者却显出士气的旺盛。春“荣”冬“枯”，这是“原上草”的特点。诗人颠倒“一岁”之中先“荣”后“枯”的顺序，既表现了“原上草”顽强的生命，又在读者面前展开了春草“离离”、一望无际的画卷。

次联出句“野火烧不尽”承“枯”，对句“春风吹又生”承“荣”。

就字面看，两相对偶，铢两悉称；但就意义看，却一气奔注，上下贯通，讲的都是“原上草”，而重点归到下句，与第二句“荣”、“枯”并举而重点归到“荣”契合无间。第三联，就“春风吹又生”作尽情的描绘。出句从嗅觉方面落墨：“远芳”，即传播得很远的香气；这香气，从“原”上散发，直侵入伸向天边的“古道”。对句从视觉方面着笔：“晴翠”，即阳光下闪亮的绿色；这绿色，从“原”上延展，直连接遥远的荒城。十个字，把经受野火焚烧的“原上草”写得何等色香兼美、气势磅礴！

以上六句赋“古原草”，似与“送别”无关。但一读第七句“又送王孙去”，就感到前面所写的“萋萋”之草，立刻充满“别情”。眼前是“古原”，而“王孙”一去，不是首先要穿过那“古原”吗？“原上草”的“远芳侵古道”，“王孙”不是也要随着“远芳”踏上“古道”吗？“原上草”的“晴翠接荒城”，“王孙”不是也要随着“晴翠”走向“荒城”吗？诗中有两个“又”字，看来是有意的重复。“原上草”一岁一枯，而“春风吹又生”，循环不已。每当“原上草”“春风吹又生”，就“又送王孙去”，也循环不已。就这样，作者把咏物和送别多层次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前六句，以“原上草”作主语，一气贯串，脉络分明。接着以“又送”转入“送别”，又以“萋萋”照应首句的“离离”，回到“原上草”。

章法谨严，天衣无缝。同时，诗中紧扣题目中的“古”字。首先，原上之草“一岁一枯荣”，岁岁如此，已见得那“原”是“古原”。第五句又特意用“古道”；原上的道路既“古”，则“原”安得不“古”？“赋得”诗，是要求紧扣题目的。当然，紧扣题目的，不一定是好诗。而这首诗，却扣题既紧，又生动活泼，意象完美。

古原上的野草春荣冬枯，冬枯之时往往被野火烧掉。这一切，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不会激发诗人的美感。白居易却不然，他抓住了这些特点，并以他的独特的审美感受进行了独特的艺术表现，突出了野草不怕火烧、屡枯屡荣的顽强生命力，并以“远芳”、“晴翠”这样美好的字眼，把它的气味、色彩写得那样诱人。因此，虽然说“萋萋满别情”，但并不使人感到“黯然销魂”。试想，当“王孙”踏着软绵绵的春草而去的时候，“远芳”扑鼻，“晴翠”耀眼，生意盎然，前途充满春天的气息，他能不受到感染吗？

这首诗通体完美。其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对仗工稳而气势流走，充分发挥了“流水对”的优点。它歌颂野草，又超出野草而具有普遍意义，给人以积极的鼓舞力量。蔑视“野火”而赞美“春风”，又含有深刻的寓意。它在当时就受到前辈诗人的赞赏，直到现在还常被人引用，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