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

——兼论中国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

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两人的创作历程与唐代（特别是玄、肃、代三朝）政治有密切关系。政治对李、杜创作的负面的影响，以及“诗穷而后工”的现象，历来论述较多。本文则大体沿李白、杜甫的创作历程，揭示在一些关键时刻，政治对两大诗人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并连带讨论中国诗歌高潮期，一般需要政治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这对理解李、杜诗歌各期风貌变化以及盛唐为何在诗歌上取得空前成就，当会是有意义的。

一、唐前期的政治与李杜的理想

唐前期政治，一方面堪称扎实稳健，有许多端谨忠勤、匡益济时的治世之臣；另一方面，它又比较开放自由，在政事、用人上颇具灵活性。这两个方面导致的政治空前成功，激励许多士人为时代献身。从唐前期人才之盛，可以见出那种时代新局面对于人才的吸引和鼓舞。同样，它对李白、杜甫这两位盛唐文化代表人物理想的形成，也有极深的影响。

李杜二人，以李白的理想带有更多的传奇色彩与自由倾向。他向往着像姜尚、管仲、诸葛亮等人那样，由布衣跃升为帝王之师。初看上去，开元、天宝之稳定，与姜尚等人所处的时势完全不同，李白的理想似乎脱离了时代，而实际上仍然根源于现实政治生活土壤。

唐朝肇始，固然有许多人像魏征、李、刘洎等那样，适逢风云际会，由草野登上高位。而武后和玄宗，由于是在斗争中取得最高权力，为夺取和巩固政权，也都曾不次用人。这些，无疑让士子感到鼓舞。李白之“愿佐一明主”（《留别王司马嵩》），杜甫之“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目标定得那么高，显然与唐前期那种所谓“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贤，不拘阶陛”（《旧唐书·刘洎传》）的取才方式有关。

“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新唐书·选举志》）。门阀制瓦解，科举制推行，普遍助长了士人的进取意识。科举之外，朝廷又一再下诏征召各方面的人才，“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强调对才士予以破格推荐。盛唐赠酬诗中，被称“征君”者出现频率之高，亦足以见当时征辟之频繁。李白在蜀中，还很年轻，已有“州举有道不应”之事，益州长史苏颋又在《荐西蜀人才疏》中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开元政治这么早就通过它敏锐的触角发现了李白，决非单方面由于李白的天才。蜀中之荐，李白曾举以自炫。说明尽管不应，荐举也仍然有其刺激鼓舞作用。李白“耻预常科”，追求皇帝的直接召聘，与早年受荐举的影响，应该是有联系的。

唐代皇族推尊老子为始祖，道教在唐代政治色彩极浓。道与儒本有出世与入世之别，但道家在唐代却常常以特殊的方式入世。出入于宫廷的道士是一种，辅佐过肃、代、德三朝的李泌又是一种。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道与儒相结合，用道家的外衣和术数，推行儒家的政治。李白好道且又热心政治，显然应从唐代道教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背景上去考察它的根源。并且道教的哲学与他的实际政治追求相结合，又使李白的从政，带有浓厚的自由色彩：“功成身退”——既要实现用世之志，又要最终完成归隐之愿。“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李白还常自比东方朔，东方朔在传说中经过道教神话的改妆，成为游戏宫廷、暂伴汉皇、终归天上的“岁星”。在李白的心目中，即使不能为帝王师友，至少也要能以东方朔式的轻松自由的态度事君。这些想法，与道家的事君方式是相通的。

唐前期用兵四夷，边疆广阔的用武之地以及种种富于传奇性的军事政治斗争，在其时具有极大的魅力。李白喜游侠，歌从军，起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赠何七判官昌浩》）的念头，他的伴以迫切行动要求的宏大理想，与唐前期辉煌的军事业绩的鼓舞有关。

影响于李白的现实政治诸因素，对杜甫当然也起过作用。杜甫也有浪漫、富于幻想的一面。但论主导倾向，对于杜甫有更深刻意义的，还是唐前期政治中扎实稳健的一面。从唐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武后时的狄仁杰、娄师德，到玄宗时的姚崇、宋璟、张九龄所代表的，正是一条注重教化、注重吏治、注重人民生活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所努力促进并留给后世的样板即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杜甫于自己的理想，一则曰，“窃比稷与契”；再则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看上去似乎离现实也很远，但如果结合杜甫更多的作品去理解，他所向往的，不过是借用上古三代之名，而实质却是略加理想化的贞观、开元之治。《有事于南郊赋》称颂玄宗云：“（陛下）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联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彯撇。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逢？）稷、契。”这里等于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类诗中“尧舜”、“稷契”提供了注脚。原来玄宗在行仁义、任贤哲的时候，也就等于尧舜，能够辅佐玄宗致国家于治世的臣子，也就同于稷契。《忆昔》诗把开元时代作为“全盛日”歌颂，一则向往其公私富足：“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再则向往其风俗淳厚：“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此外，杜甫还一再感叹：“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武德开元初，苍生难重攀。”说明杜甫理想的治世，实即贞观和开元。于世如此，于人所欲看齐的，也就是其时一些贤臣：“唐始受命，群公间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画一。娄宋继之，不坠故实。百馀年间，见有辅弼。”（《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又在《八哀诗》中赞美张九龄，在《折槛行》中感慨“房魏不复见”。贞观以来的传统及房玄龄、魏征、杜如晦、娄师德、宋璟、张九龄等人的节概和功业，是其仰慕并欲追继的榜样。

杜甫对以贞观、开元为代表的唐前期政治的肯定和向往，还包括纳谏。唐前期，从武德、贞观，中经武则天时期到开元时期，经历多次重大斗争。虽有许多曲折，但从主流看，是健康力量战胜腐朽力量，直谏取得胜利。杜甫称赞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怀念贞观时期：“直辞宁辱戮，贤路不崎岖。”又赞美玄宗：“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赞美魏征：“磊落贞观事，致君质朴词。”杜甫任左拾遗，以敢于直谏见称后世。他的诗自始至终多含讽谏，说明他有作为谏臣的理想和实践精神，而这种精神无疑应从唐前期的政治传统中去寻找它的力量源泉。

杜甫关于仕途功业的理想是有层次的，居辅弼之位，为稷契之臣，当然是最高层次。但此外如李白之欲为东方朔，杜甫也一样有一个较低的层次，即作为文学侍从之臣。《进雕赋表》云：“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明主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这里表达的，正是他第二个层次的理想。其直接导源，即为杜甫祖父的任职。唐代是一个重文学的朝代，文士受到优宠。“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赠蜀僧闾邱师兄》）。武后朝如此，整个唐前期都是如此。杜甫进《雕赋》、《三大礼赋》的现实政治背景就是：“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进雕赋表》）献赋的目的，也就是要“排金门、上玉堂”，挤入“贾马之徒”的行列，而玄宗之召试文章，则可见直到杜甫献赋之时，唐朝政治现实还能给这一层次的理想以某种支持。

二、进入朝廷——大诗人的高层政治体验

李杜都曾于四十岁后一度进入朝廷。虽时间不长，但接受了高层的政治体验，对其一生的政治生活和创作，均具有重大影响。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在这以后，都获得一个创作丰收期，而这以前的总体成就，跟其后是不能相比的。

从屈原起，中国大诗人多数都有过朝廷生活的体验。屈原、曹植、谢灵运如此，李白、杜甫如此，韩愈、白居易、苏轼亦如此。这表明在诗歌与政教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必要的朝廷生活体验，对成就一个大诗人是有益的。论者曾有过所谓宫廷阶段使李杜从生活到创作都变得庸俗的说法，是有片面性的。李杜进入宫廷对于创作的深远影响，必须从它给诗人以高层生活体验方面，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比如：其一，进入宫廷的兴奋喜悦，离开宫廷的悲愤失望。这种政治上大喜大悲的精神洗礼，没有进入宫廷一遭即无从获得。其二，恢廓心胸，踔厉志气，身份和自信心得到提高。同时实际体验到了当时最高、最中心的政治是怎样一种场景，从而具备足以俯瞰全局的胸襟和气概。其三，在入朝的实际生活体验基础上，感情上建立了一种与朝廷、朝政难以割断的联系。其四，看到朝廷“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同时，国都长安更把帝国最具有特征的一些方面，集中地给以体现。经历宫廷和长安生活，对祖国、对时代的重要旨趣，可以得到更实在、更直接的体验。这些从李杜的诗篇以及有关文献记载中，能够看到不少。

李白应诏入京前夕作诗云：“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极度兴奋，乃至曾被人认为轻狂。但此为多年的政治追求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精神上自然高度振奋，与一般的举措轻狂，不宜混为一谈。李白入京后，在有感“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的时候，曾对过去作过一番回顾：“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嗟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可见，即使自信如李白，也需要有社会承认。否则，“自言管葛”的信心难免不在“风尘萧瑟”的环境下萎缩。李白曾上书韩朝宗：“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与韩荆州书》），现在不由韩朝宗，而是由君主来“收名定价”，所获得的鼓舞振奋，该是何等强烈！玄宗的召见，李白在出京后仍反复提及，可见它的激励作用历时很久。

李白入京，引起轰动，处在由自己掀起的旋风中心，李白的精神相应经历着某种高峰体验。他在玄宗面前“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若悬河，笔不停缀。又上《宣唐宏猷》一篇，帝嘉之”（王琦《李太白年谱》）。著名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首》更是在醉酒的情况下，于御前挥笔而成，这是特有际遇的激发，使他的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

玄宗对李白的使用方式，也助长了他的自由精神。甚至在一些人心目中，他已一度实现了“上为王师，下为伯友”（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的理想。李阳冰《草堂集序》云：“皇祖……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应该说，这种接待，确有点礼待帝王师的意味。李白受征召而未得授官，似乎给后世留下遗憾，但从另一面看，让他待诏翰林，虽居宫廷而无曹司的管束，亦无须日日趋朝，倒是符合他爱好自由的个性。“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玄宗对于李白的天真放任颇为宽容。他与贺知章等最富有浪漫作风的才士们为友，精神是自由酣畅的。“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处宫廷而仍能保持这种谪仙风度，除李白外，实为少有。

李白之去朝，据自述及李阳冰、魏颢所述，是出于小人排挤。但他又说：“龙虎谢鞭策，鹓鸾不司晨。”“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虽登洛阳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故山钓碧流。”表明因生性疏放而辞别皇帝。看来，追求自由和受谗毁两种因素都是有的，至少是当他感到丑正同列，受人诽谤嫉妒时，主动地上疏乞归。“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这种“归山”，原较体面。因为不惯羁束而归山，因为被谗而出宫，都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和尊敬。这样，李白在政治失败中仍然有一种精神支持。

杜甫之拜左拾遗，虽不及李白被召之轰动，但在由布衣成为近侍的体验中，却包含着经历重大考验、实现自己报国之志的精神洗礼。“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杜甫奔行在时，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平时沦落，不沾朝恩，国难中却能有这样的表现，实在为一般人所难及。左拾遗之拜，体现着朝廷对其大节的肯定。“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同上，其三）。九死一生，挺节归朝，精神上自会感到一种超越和升华。

“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同上，其三）。行在所作为唐王朝复兴的大本营，有一种重新树立的、救亡的气氛，于杜甫非常有益。这一时期唐朝廷在平叛中表现了应有的凝聚力，它在叛军攻陷两京后，迅速聚合起以朔方军为首的强大兵力，展开反攻。中原军民在敌后纷纷响应，杜甫在不少诗中写到当时的军事形势，表现坚强的斗志，胜利的信心。如《喜闻官军已临贼境》：“元帅归龙种，司空握豹韬。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兵气回飞鸟，威声没巨鳌。”写唐军威势，颂扬了广平王李俶以及郭子仪、李嗣业等人。学者们还注意到他这一时期所有送人赴官的诗，更多的是表达壮行色、致勉励之意。胡夏客评《送樊二十三侍御》诗云：“此及《送从弟亚》及《韦评事》三诗感慨悲壮，使人懦气亦奋。宜其躬遇中兴，此声音通乎时命者也。”（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五引）胡氏所说的“时命”，应包含当时那种救亡的时代气氛。杜甫在行在所，正是能够获得最为充分的感受。

“迟暮宫臣忝，艰难衮职陪”（《秋日荆南述怀》）。杜甫之赴行在，意味着亲自参加了唐王朝的重建工作。“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三）。不仅社稷重建令人欣慰，关键是于艰难之际，有幸为中兴事业出力。收京以后，杜甫与贾至、王维、岑参等人一起歌吟大明宫早朝景象，又写了《春宿左省》等宫廷诗。如果以为这些诗表现的仅仅是一个近臣沾沾自喜的心理，未免错会。诗人经历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种痛苦的体验之后，重睹京城恢复，朝仪仍旧，岂能抑制住心底的激动！供奉宫廷，而时间又恰好在复京前后，杜甫所完成的不只是作为一个近臣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内心觉得王朝再建有他的一份参与。

杜甫以“琯党”问题被贬，与朝廷高层次斗争发生了牵连。这种牵连，以及上述多方面的情感体验，在杜甫心灵中留下深刻的、永久性的印记，构成迁延难解的结。如果从这一时期的诗歌，一直追踪到《秋兴》等晚年的思考与回忆之作，便可以充分看到在朝的一段生活，对杜甫心境的影响该是何等巨大。

三、后期——侘傺去国更不可没有政治的拨动

李杜之在朝，前后都不超过两年。他们离开朝廷后，仍然惓惓国政。其惓惓之心，有一个靠什么加以维系的问题。

“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逆推则是虽被妒杀，却也毕竟曾受君王赏爱。由于自信“蛾眉好”，李白对重返宫廷仍抱幻想。甚至自比隐而终起的谢安：“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但天宝后期随着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李白感到局面无法逆转，终于滋长了隐遁之念。天宝十一载，李白北游幽蓟，深入了解安禄山坐大谋叛的情况：“十月到幽州，戈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此后，李诗中屡见诸如“从兹一别武陵去”、“别离解相访，应在武陵多”等语，归隐之念确实增强了。安史之乱爆发，李白起初北上太行，西奔函谷，欲效申包胥痛哭秦庭，请救国难。终因找不到效力的途径而隐于庐山。“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李白之隐，虽有其客观原因，但毕竟显得消极，此时很需要一种推动力，帮助他走向实际斗争。

类似李白的问题，亦表现于杜甫弃官之后，肃宗打击以所谓“琯党”为代表的蜀郡旧臣，直接牵连杜甫。“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网罟”、“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对肃宗的刚愎自用和猜忌，杜甫既畏惧又反感，避官和避世的意念一度上升。他在秦州，生活陷入绝境，但没有返回关中，而是举家跋涉，进入偏僻的蜀地，可见有心要远离政治中心区。从卜居成都草堂前期（上元元年至宝应元年七月）诗歌看，杜甫思想上退避、独善的一面颇为突出，如没有一种力量加以拨转，消极之念还可能进一步发展。

让李杜的生活和情感再次受到拨动，使退避的心态得以转变的，还是现实政治。而且不无巧合，都与玄肃父子之间的矛盾、与房琯问题有很深的联系。

李白因永王李璘之辟走出庐山投入政治活动，而由此引起的牵缠及馀波，几乎影响了他整个晚年的生活和思想。学者有把从璘看成政治上的失足，认为李白因从璘被流放而“兴趣消索”，精神低落。实际上李白从璘出于报国之心，囚禁和放逐也并没有使他陷入精神危机。李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自有支撑点，那就是玄宗于剑州发布的制置天下诏书。永王出镇江陵，本是玄宗依房琯建言所作的“制置”措施之一。“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白即强调永王专征，出于玄宗特“许”。虽然后来威柄操于肃宗一边，无视玄宗的诏命而枉用刑罚，但从李白《上留田行》等诗中可以看出，通过永王失败，他对皇室父子兄弟之间的倾轧是有认识的。既然如此，他也就不会因自认“从逆”而失去精神支持。永王之聘，尽管使诗人遭受打击，但仍然有推动他参与现实斗争的积极意义。

李白自述受辟聘的情况是：“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辟。”（《与贾少公书》）以永王之尊，再三迫切邀请，李白又重功业、讲义气，入幕后必然有一个精神亢扬的阶段。“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十一、其十二），欲以平视王侯的身份，借玉鞭指挥战争于琼筵之上。又把自己出匡庐以佐王师，比作东山再起的谢安。高度自负，豪迈乐观，政治热情之饱满，为诗人出长安以来所未见。

永王失败，李白经历了下狱——出狱——参谋宋若思幕府——再下狱，以至流放的过程。前后不到一年，两参戎幕，两次下狱。最初帮助他推覆清雪的是崔涣和宋若思。崔涣以宰相的身份代表初建的肃宗朝廷，充任江南宣慰大使。宋若思为御史中丞，职掌“邦国宪刑典章”（《旧唐书·百官志》），两人受理李白一案，并加以处置，理应算数。但崔涣原是玄宗所拜之相，宋若思曾为玄宗置顿使和房琯判官，均属玄宗一线的人物，在涉及有关永王这一敏感问题上，肃宗的朝廷对二人的处置是不会轻易认可的，李白最终仍遭流放。对他的先后不同处理，明显反映了玄宗集团与肃宗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杜甫《寄李十二白》云：“已用当时法，谁将此议陈？”按照崔涣、宋若思所执行之“法”，李白不仅可赦，而且可以参谋幕府，荐之朝廷。后来代宗即位，摆脱乃父成见，昭雪永王，以左拾遗之位召请李白，亦足以说明当初崔、李的推覆清雪是正确的。由于不管如何处置，而李白自身是光明磊落的。所以虽遭九江之狱，并不陷于颓丧。李白甫获崔、宋清雪，立即参加了宋若思幕府；流放遇赦后，亦依然极度关心时局：“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为叛乱未平、宰臣无能而忧虑叹息。乾元二年，荆襄发生兵乱，李白愤激地要呼天问罪：“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面对动乱的时局，他感到不能安于闲逸：“握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认为不能像陶潜那样隐居，与他三年前宣称“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时比较，可见经过出庐山、从永王等事件之后，李白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感明显增加了。

李白晚年的诗，保持了他一贯的飞扬豪迈的风貌。如与李晔、贾至在洞庭湖的唱和以及《早发白帝城》等篇，并不因为曾受遣逐而失去逸志凌云、豪放洒脱的风度。且晚年神仙隐逸之语明显减少，诗歌的现实性加强，忧愤更加深广。特别是一系列五、七古长诗，如《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良宰》等篇，汪洋浩瀚，叙写时事遭遇与抒情言志融为一体，显出新的特色和思想深度。李白从应永王之聘到去世，前后六年，留下一系列重要篇章，如按时间比值，相应地看诗歌创作的数量和质量，这一段有后来居上之势。可见伴随政治上的较多卷入，创作上再次获得丰收。

促成杜甫政治心理变化的是皇位的更替。代宗继位，房琯一派成员内召或升迁，使杜甫很受鼓舞，改变了蛰居成都草堂、避官且又避世的生活态度。

杜甫在结束了由陇入蜀的艰险历程后曾作诗云：“及兹险阻尽，始喜平原阔。”（《鹿头山》）透露出倦于长期的奔波颠沛，颇想在广阔平原上歇息下来的情绪。此后两年多所作的成都诗，多围绕草堂的筹建及其时的闲适生活展开。《堂成》、《为农》、《徐步》、《屏迹》一类诗题，“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等诗句，表明诗人确有凭借草堂和剑南物质条件遣“送此生”的心情。这从身心讲，是多年极度劳瘁后的一次休整；从政治方面看，则是肃宗打击房琯一派人物，使其对于仕进逃避和灰心的一种表现。“扁舟不独如张翰，皂帽应兼似管宁”（《严中丞枉驾见过》），不独弃官，且又避世。“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赠蜀僧闾邱师兄》），甚至因薄游疲惫而亲近僧侣，从宗教方面寻找精神寄托。杜甫在成都草堂前期所写的诗，政治性减弱了。与时政关系密切的诗，仅《恨别》、《建都十二韵》、《戏作花卿歌》、《大麦行》等数首，除《建都十二韵》深刺肃宗外，其馀议政忧时的迫切心情，也不及其他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是杜甫自创作《兵车行》、《丽人行》等诗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但这种情况仅限于上元年间在草堂前期之时，至宝应元年杜甫寓居梓州时，即发生了变化。

杜甫寓居梓州是由送严武赴京开始的。宝应元年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去世，朝廷政局面临新的变动组合。出于新朝的政治需要，继位的代宗在人事方面自然有所更张。如张镐肃宗朝被贬至辰州司户参军，“代宗即位，推恩海内，拜抚州刺史”（《旧唐书·张镐传》）；“迁洪州观察使，更封平原郡公”（《新唐书·张镐传》）。贾至，“宝应初，召复故官”（《新唐书·贾至传》）。严武，宝应元年六月，召充山陵桥道使，监修玄、肃父子陵墓。房琯，“宝应二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旧唐书·房琯传》）。此外，还于宝应元年五月，昭雪永王璘。这一系列处置，无疑是对肃宗朝种种猜忌行为的纠正。新朝的新格局新形势，使杜甫前一阶段的那种心境和生活态度，不能不有所变化。严武内召，杜甫所作的《奉送严公入朝》诗，最早透露了他的政治心理变化。诗开头云：“鼎湖瞻望远，象阙宪章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首联喜新朝纲纪之刷新。次联对代宗为挽救艰难局势，纠偏推恩，征用旧臣，给以肯定。结云：“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自己发誓要归长安，对于严武，则望其得以拜相，且能以不“爱身”的精神匡救时局。杜甫作这种送别之言，决不是泛泛祝愿。参以《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所云：“曩者书札，望公再起。”可见当时他对房琯等人确实抱有在新朝东山再起的预期。杜甫送严武至绵州，继而逗留东川，前后跨三个年头。这一时期杜甫在政治上有所期待。朝廷亦曾有京兆功曹之召，“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送李卿晔》）、“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忆昔二首》其二），京兆功曹的征召虽然可能是由于京兆尹易人（第五琦代严武）而未赴任，但朝廷人事变化，以及对他个人的“记识”和“禄秩”，毕竟使他对“魏阙”的感情有所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梓州时期的创作，体现出明显的心境变化：其一，草堂前期，努力在幽栖、屏迹、用拙、疏懒中寻找心理平衡。梓州诗变退避为有所追求和期待，常常是任自己的情绪起伏跌宕，而放松自我抑制。其二，草堂前期，颇厌交游。所谓“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梓州时期主动展开交游，与州县长官、地方豪俊以及过路官员接触频繁。其三，草堂前期，诗人只是偶尔至蜀州、新津、青城等地，览眺风景或拜访裴迪、高适等人。此时诗人在梓州、绵州、射洪、通泉、涪城、盐亭、汉州、阆州不断走动，不仅接触各方人士，而且寻访了陈子昂、郭震、薛稷等人遗迹，缅怀前贤，伤世慨己，而情调多归于激昂。其四，歌咏时事之作，此期为弃官以来最为突出的阶段。河南、河北收复，吐蕃进犯京师，西川松、维、保三州失陷，均在诗中得到突出的体现。反映讨平安史之乱的诗，如名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及“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渔阳》）、“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远游》）等诗句，均为战乱以来未曾有的精神奋发、情绪乐观之作。反映吐蕃犯京的诗，从闻讯到忧念、焦虑和事后总结回顾，构成达二十首以上的一个长系列。忧西川的诗，亦达十首之多。“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受死，寂寞壮心惊。”（《岁暮》）不仅沉痛忧国，而且激起奋身殉国的精神。仇兆鳌云：“公抱忧国之怀，筹时之略，而又洊逢乱离，故在梓阆间有感于朝事边防，凡见诸诗歌者，多悲凉激壮之语，而各篇精神焕发，气骨风神，并臻其极。”（《杜少陵集详注》卷十二）诗为心声，所以如此。跟他这一时期心理上与朝廷和政治接近有密切关系。

杜甫重返成都，供职严武幕府，除有像《扬旗》、《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等篇，壮声英慨，把军府生活写得激扬振奋者外，还有像《立秋雨院中有作》、《严郑公阶下新松》、《严郑公宅同咏竹》等幕府抒情、咏物诗，表现出对前途有所展望和期待。这些作品亦与草堂前期诗歌情感倾向不同。

杜甫之去蜀，陈尚君先生曾著《杜甫为郎去蜀考》（《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等文，论证杜甫离蜀是为了就任郎官。其中某些具体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但杜甫在云安和夔州许多作品表明，他在朝廷确实有一个郎官的职位，本可以“归朝日簪笏”（《将晓二首》其二），却由于“卧病淹为客”而迟迟未能就任。处在流滞中的杜甫，则常常由此引起强烈的羁留感和迫切要求归朝的愿望：“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续得观书》）“通籍恨多病，为郎忝薄游。”（《夜雨》）“合分双赐笔，犹作一飘蓬。”（《老病》）“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楼阁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时入帝乡？”（《承闻河北节度入朝十二首》其七）等等，不一而足。可见杜甫对因病不能还朝是多么感慨。

杜甫夔州诗达四百首之多。虽衰病日加，而政治热情未减。除忆念朝廷、渴望归京外，还经常在作品中慨往伤今，指画朝政，劝诫君相，揭示民瘼，评论得失。诗人在这些政治诗中，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有一种身份的介入，以及愈是主观上介入，愈觉实际上无能为力，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愤郁情绪。政治性之强和郁结之深，都与他特定的身份和处境密切相关。这种关联，在一些重要作品中，常常被明确地写出。如《秋兴八首》在首章作总括性的发端之后，次章即点出自己“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的现实遭际，由此再引向多方面的思考与忆念。《夔府书怀四十韵》以“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云台宿，常怀《湛露》诗”以及“病隔君臣议，惭纡德泽私”等自叙，反复申明自己受恩朝廷、羁留江湖的特殊处境，与情系魏阙、不胜主忧臣辱之思二者间的关系。凡此，皆足以看出杜甫这些诗中复杂深沉情怀的产生，并非偶然。夔州诗作为杜甫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是代宗朝杜甫与朝廷关系经过曲折发展，以羁臣穷老的身份，怀着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态度创作出来的，既不能置身于朝廷，又不能置国事于度外，“情在强诗篇”，“身远而朂在位者”，有近于当事人的高度责任感，又有实际上处于非当事人的地位和闾阎下层的清醒和明彻。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处境和心态基础上，完成了他夔州时期一系列情思浩茫的优秀诗篇。

以上可见政治生活的实践，使李白、杜甫的政治心理在一生中划成许多倾向不同的阶段，而每个阶段自身又有发展变化，李杜诗歌正是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展示新的内容和艺术特征，成为一个不自相重复的连续发展序列。

四、从给予创作的推动作用看

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李杜一生从政时间并不长，但被朝廷和地方藩府征聘任用却不止一次，断断续续分布于他们一生好几个时期。两人生活经历受此左右，成为一个起伏不定的过程。考察政治对于两位大诗人思想创作的正面推动和影响，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言志”。魏晋以后有“缘情”说出现，但士大夫仍一致认为情必须是高尚的情。因而缘情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看作言志的补充，即所言之志必须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情志合一，它的最高层次必然与政治相通。这样，对中国诗歌而言，政治之渗入与否，跟诗歌是否达到高层次常相联系。就诗人而言，古代诗人注定是在封建政治格局下生活，因而经常由封建政治赋予他们以理想与热情，构成他们与时代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诗歌所呈现的气象、风貌，也都与他们的政治介入有关。政治所赋予古代优秀士大夫的常常是那种与广阔的社会、历史、人生，乃至与天地万物相沟通的精神气魄，是对历史、对社会、对周围世界的高度责任感。《论语·泰伯》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当士大夫自觉地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精神往往也相应地崇高起来。中国古代诗人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对政治必须有一种向心力，必须在政治方面有必要的体验和适度的介入。

政治本身当然应该有它的积极内容，连最起码的积极内容都不具备的政治，无疑谈不上对诗歌的正面推动作用。诗人当然也应该有良好的主观条件，鄙吝的人无论政治给他以怎样的拨动，也不可能有伟大的创作。这些自是无需多说。但问题在于任何人都不可能单靠某种理念生活，人的情志不可能恒定在一种状态下没有变化，它在人的一生中表现为一个流动发展的过程。即使是有高尚志趣的人，也不免会有松懈的时候。同样是杜甫，他可以高唱“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也可以低吟“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在不同时期，心情和志趣显然是有变化的。李杜一生追求，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长途中就像一辆运行的机车，需要有动力补充。如何使李杜的用世之心，在关键时刻得到维系和加强，始终不倦地追求，执著而面向现实，仍然需要靠政治的强大摄动力，这在李杜的后期生活中表现得很明显。虽然他们受着政治的推动，时或至于心力交瘁，不免发生“辜负沧洲愿”、“蹉跎成两失”之类的慨叹。但后人有时却能给予冷静客观的分析。韩愈论李杜云：“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调张籍》）说为了让李杜写出好诗，二人经常被命运推起又放倒，不断受折腾。这实际上是看到了政治一次又一次拨动对于创作的作用。胡震亨论杜诗时说：“无天宝一乱，鸣候止写承平；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故论杜诗者论于杜世与身所遘，而知天所以佐成其诗者实巧。”（《唐音癸签》卷二十五）所谓“天所以佐成其诗”，实际上是指杜甫遇到了对其创作能起推动作用的政治环境。

从诗人与社会的横向联系看，封建社会毕竟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知识分子不可以多向分流，并凭借多种渠道与社会沟通。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其是它的前期，士大夫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窄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成多馀。所以中国古代诗人如果真正回归农村，杜门不出，创作上多数总是归于沉寂。穷愁闭塞，往往限制人的发展，毁灭人的天才。这种现象，即使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及闭塞和割据状态有所改变之后，也仍然存在。德国大诗人歌德痛感僻处闭塞对才思的限制，说：“要得到一点智慧也付出了够高的代价。”“我体会到孤陋寡闻的生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爱克曼《歌德谈话录》）这些话值得我们在研究古代作家生活与创作关系时注意。有人对李杜离开朝廷后，仍与各方面官员交游有微辞，似乎毕竟未能免俗，其实这种交游正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途径。否则就只有陷入闭目塞听、彻底缄默的境地。试观杜甫在梓州时，对河北和边防军事情况，竟能了解得那样清楚迅速。围绕吐蕃陷京，前后诗歌达二十首以上。如果不是依靠官府的信息，是不可能有这种创作的。同样，很难设想，单纯是屏退索居的野老，会无端地大发感慨，创作出像《诸将》、《八哀诗》、《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那样一类与时局政事关系极其密切的诗。总之，如李杜之所作，笔力雄壮，气象浑厚，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丰富的社会内容、深刻的人生体验，乃至达到堪称通乎天地万物、包含古今的程度，它决不可能指望产生于一般的甚至封闭的环境之中。其酝酿和创作，非有一种巨大的政治背景，并连同诗人自身都被适当地卷入不可。

政治在不同时期所能给予诗歌的推动力也是不断变化的。可以看到，凡是历史上的诗歌兴盛期，政治常常格外突出地表现为能从多种层次和方位拨动诗人，使之时时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开元、天宝时代，由于玄宗早年的求治、后期的好大喜功，虽号称盛世，而政治上却不断有大事件发生，绝非晏安无为之时。至安史之乱发生，政治的中心则转为平叛救亡。这一系列变化的、丰富的内容，从未停止过对李杜等盛唐诗人创作的鼓荡。盛唐如此，而就整个唐代来看，它在中国历史上，既是诗歌持久繁盛的阶段，又是政治方面最有活力的时期。继南北朝至隋末，士族地主势力受到严重挫伤之后，唐王朝在其统治时期，逐步完成了地主阶级内部士庶界限的消融过程。一批批中下层士人涌向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争得自己的席位。迄至由五代入宋，终于泯灭了士庶之分。这种长期演进过程，在给士子以强大引力的同时，为唐朝政治带来了活力和动态的内容。“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唐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同时上升；中期后，长期救衰革弊，图谋自救，都在很深刻的意义上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持久的推动。作为盛唐诗歌的先驱者，陈子昂之“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讴歌乘时建功的人生意气，显然是受了武则天超常用人、士子勇于进取的时代气氛激发。盛唐时期，政治除给李白、杜甫这样的巨子以不断拨动推进外，从诗派方面看，唐王朝在边疆的活动，直接刺激了边塞诗的繁荣发展。甚至山水诗之不同于六朝单纯模拟自然面貌而注入丰富的主体感受，表现出适意、舒展、自在等特色，也可以从深层看出盛唐时代政治精神的强大渗透力。中唐贞元、元和阶段，诗歌继盛唐再度繁荣，政治方面则是德、顺、宪三朝统治者都曾有过变革的愿望和措施，企图振起安史之乱以来的衰败局面。韩孟元白刘柳正是抱着铲除时弊的愿望和自觉的参政意识，“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韩愈《龊龊》），展开了他们的政治活动与诗歌创作。晚唐时期，尽管从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危机深重、政局混乱，但李商隐、温庭筠、杜牧所处的文、武、宣三朝统治者还是一再致力于自救，谋诛宦官、平定泽潞、收复河湟，或取得一定的成绩，或因“力穷难拔蜀山蛇”而失败，都从不同方面给了诗人“高楼风雨感斯文”的创作推动。李商隐一生坎坷，但如果没有两入秘省、辗转幕府的经历，他的诗歌也不可能于伤春伤别之中注入深广的时代内容。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1.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2.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3.打击压抑，导致怨悱；4.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或政治本身彻底反动，使追随者身败名裂）。1和4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2和3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杜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卷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场面。

（原载《江淮论坛》1994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8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