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论小说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

唐代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推陈出新，高潮迭起，中唐在盛唐之后大变，晚唐面貌又迥异于中唐。这种变化，除了诗歌自身内在演进动力外，其他文体对诗歌的影响，也是重要方面。历代学者较多地注意到韩愈的“以文为诗”。韩愈等人，把散文的语言、手法及各种成分带入诗歌，给诗坛带来巨大冲击和变化。但“以文为诗”所引起的诗变，主要是以韩愈为代表的那种力大思雄，奥衍奇崛和语言结构上的参差拗折。而大体上沿李贺往下，到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人的诗风变化，却又是一番景象：瑰奇、隐僻、谲怪、幽艳。若就文体之间相互作用导致变异而言，正宗的经史文赋是不会这样影响诗歌的。多方面情况表明，唐代传奇小说，以及唐以前大量可以归入小说一类的稗史、杂录、笔记、志怪，等等，曾经深刻地影响诗歌。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等人蒐集奇书，穿穴异闻，思出常境，跟中晚唐大为兴盛的传奇小说，表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着重考察晚唐大家李商隐诗歌所受到的传奇小说的影响，以见晚唐诗歌之变在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以及文体交融在文学演进中的作用。

一、对小说材料的吸收和使用

李商隐诗歌的隐僻和思路的超出常情常境是其显著特点。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

“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李义山此诗，非夸徐妃，乃讥湘中也。义山诗佳处，大抵类此。咏物似琐屑，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妆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此诗非夸王母玉桃、阿娇金屋，乃讥汉武也。“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此诗非痛恨张丽华，乃讥陈后主也。其为世鉴戒，岂不至深至切。“内殿张弦管，中原绝鼓鼙。舞成青海马，斗杀汝南鸡。不睹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宸襟他日泪，薄暮望贤西。”夫鸡至于斗杀，马至于舞成，其穷欢极乐不待言而可知也。“不睹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为所惑乱也。其言近而旨远，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义山诗句，其精妙处大抵类此。

——《岁寒堂诗话》卷上

张戒从大量诗作中总结出商隐“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正指的是用意非同一般，而材料故实多来自僻书杂记，以其上举诗中涉及的名物、人事等为例，材料分别见于《春秋运斗枢》（“瑶光”）、《吴录》、《金陵图》（“金陵王气”）、《南史》（“徐妃”、“景阳井”）、《博物志》（“偷桃”）、《西王母传》（“方朔偷桃”）、《抱朴子》（“玉桃”）、《汉武故事》（“方朔”、“金屋贮娇”）、《汉书·苏武传》（“苏卿归国”）、《金陵志》（“景阳井”）、《吴越春秋》（“葬西施”）、《明皇杂录》（“内殿张管弦”、“舞马”）、《东城老父传》（“斗鸡”）、《列子》（“华胥梦”）、《登徒子好色赋》（“下蔡迷”）、《幸蜀记》、《天宝乱离记》（“望贤宫”）等书，这些书多半属于杂传小说之类。李商隐尤喜引用仙家故事，诗中经常出现的杜兰香、萼绿华、紫姑、嫦娥、织女、萧史、弄玉、宓妃、麻姑等人物，以及鲛人泣珠、青鸟传信、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故事，这些人物故事，也都出自神仙志怪类的小说与杂书。其书，偏杂不经，熟悉者少；其事，多虚幻怪异，出乎常情常理。运用这些材料入诗，当然给人深僻之感。

李商隐运用材料见于正史的当然也很不少，但初唐以后史书的情况已相当复杂，若就此加以分析，也很能见出商隐对于小说故事的偏嗜。历朝传记体史书被后代奉为楷模的是《史记》、《汉书》。两书人物传记虽然有不少具有故事性，甚至有生动的情节和场面，但皆严格遵守了实录的原则。而下至初唐所修的八史，尤其是其中的《晋书》、《南史》、《北史》，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尚文思潮的影响下，不仅讲究骈俪和词藻，而且为追求生动，采用许多出自虚构臆想的野史和杂记传说。此时，正所谓“史官多文咏之士，好采碎事，竞为绮艳”。《晋书》问世不久，史学家刘知幾即尖锐批评其摭取小说中的无稽之谈，指出“刘敬升（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而《晋书》取之，“令俗之学者……谈蛇剑穿屋，必曰晋典明文”。（《史通·杂说》）明人王世贞视《晋书》为“稗官小说之伦”。《四库总目提要》也批评《晋书》：“是直稗官之体，安得目为史传乎？”朱熹说李延寿《南史》、《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馀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可见《晋书》、《南史》、《北史》掺杂了不少小说的成分。

《史记》、《汉书》作为传记体史书中具有典范性的两部早期著作，其中许多人物故事皆家喻户晓。诗家信手拈来，熔裁入诗，与读者极易沟通，故大量运用《史记》、《汉书》材料，在诗家久已成为传统；而撰于贞观十八年至二十年间的《晋书》对唐代诗人来讲，为本朝编纂的近世之作，其地位与影响远不能与《史记》、《汉书》相比。故杜甫、韩愈两家诗歌运用《史记》、《汉书》的材料，都远远高于《晋书》。但这种情况，到李商隐发生重大变化，李诗中引用《晋书》人物故事次数居然与引《史记》相差无几，而大大超过了《汉书》。除《晋书》外，李诗中亦多次引用《南史》、《北史》等初唐编撰的史书，这在他以前的诗人中是不曾如此的，可见李商隐对于掺有稗史杂记内容的《晋书》等有强烈的兴趣。

李商隐把杂记小说乃至史书中的奇事异闻运用入诗，非独出于个人好尚，亦是当时整个文化背景、文学潮流使然。中晚唐时期，文化思想日益开放，三教九流，各种学说，均能得到传播，被人接受。李商隐《上崔华州书》云：“为文不爱攘取经史。百千万书，异品殊流，岂能意分出其下哉！”即表明对于经书以外“异品殊流”的肯定。在思想文化开放自由的气氛下，以往被视为体格卑下的小说，亦广为传播并多方面影响文人创作。李贺即屡屡采用仙道杂记，小说稗史，杜牧序其诗，称“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与李商隐为知交的温庭筠，撰有属于小说一类的杂记《干子》，其乐府诗《湖阴行》、《谢公墅歌》等，具有小说的情节气氛。以骈文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俱号“三十六体”的段成式，同时是小说家，撰有著名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李商隐诗中的不少典实，他处无考，而在《酉阳杂俎》中可以得到印证。《酉阳杂俎》撰于唐文宗大和到唐宣宗大中年间，李商隐未必读过其书，但作为《酉阳杂俎》素材的许多奇闻逸事，必曾为李商隐所知。李商隐《骄儿诗》叙其子衮师模仿戏曲与“说话”中人物：“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颇能反映出其家庭对世俗文艺的欣赏与接受状况。商隐尚撰有俗语类笔记小品《杂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云：“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今世所称‘杀风景’，盖出于此。”《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除《杂纂》外，还列有李商隐《杂藁》，虽然两者可能为一书，但足证李商隐诗曾染指于小说类的笔记文创作。苏轼《渔樵闲话》曾引李商隐赋三怪物，离奇生动，可惊可怖。王应麟《困学纪闻》云：“李商隐赋怪物，言佞魖、谗、贪魃，曲尽小人之情状，魑魅之夏鼎也。”这种借状物讽世的文字，也接近小说。

李商隐不仅有《杂纂》、赋三怪物等属于小说类的戏笔，而且即使在作为正经文字写的古文中，亦有类似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虚构性、寄托性笔法，颇具小说趣味。如《李贺小传》写李贺之死，说天帝造成白玉楼，召李贺为记。李贺见绯衣人驾赤虬前来宣召；家人见窗中有烟气，闻行车嘒管之声。这些描写，就明显出于虚构。张读小说集《宣室志》李贺条，即与传中天帝召李贺为记的情节大体相同。《宜都内人》写内人迂回巧妙地向武后进言，愿其屏去男妾，独立天下，致使僧怀义被诛。司马光说：“此盖文士寓言”，指明其虚构性。《齐鲁二生》写刘叉“任气重义，大躯，有声力”，在韩愈门下，“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状其声貌言语，近似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描写，很能突现其形象与思想性格。《齐鲁二生》另一则写程少良、程骧父子及程骧之母，故事尤其曲折生动。程少良本是强盗，后改恶从善。文章写促使其转变的一节云：

每旬时归，妻子辄置食饮劳其党。后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脔连骨，以牙齿稍脱落不能食，其妻辄起请党中少年曰：“公子与此老父椎埋剽夺十数年，竟不计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况能在公子叔行耶？公子此去，必杀之草间，毋为铁门外老捕盗所狙快！”少良默惮之，出百馀万谢其党曰：“老妪真解事，敢以此为诸君别。”众许之，与盟曰：“事后败出，约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赀发举贸转，与邻伍重信义，卹死丧，断鱼肉葱薤，礼拜画佛，读佛书，不复出里闬，竟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恶者……。

上述类似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描写，完全是传奇小说的笔法。

古文文体庄重，李商隐对于古文是很尊崇的。其《樊南甲集序》，对自己在幕府中受困于四六公文而未能发挥古文专长深表遗憾。既然他在地位尊崇的正宗古文中，尚能吸取小说手法，则在诗歌中融入小说因素无疑就更少拘忌了。

二、歌咏小说故事

李商隐诗歌用小说材料情况是多样的。有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征事用典，仅仅为表达句中某项意思而使用，并非全篇皆牵系某一故事。如《无题四首》其二的腹联“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仅仅是借以表达女方对于男子或爱少俊，或慕才华，情之所发，皆有其故而已。再如《无题二首》其二：

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

萼绿华，女仙名。清人冯浩《李义山诗集详注》引《真诰》云：“萼绿华，……女子，年可二十上下。……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权家，自此以往，一月辄六过，来与权尸解药。”秦楼客，指《列仙传》中的萧史。萧史“善吹箫，作鸾凤之音，（秦）穆公女妻焉”。末句，“吴王苑内花”，暗用西施典。西施故事则出自《吴越春秋》。以上所涉之人物，故事，出自仙道杂记或杂史，皆属小说家言。而“萼绿华”与“吴王苑内花”在诗中只是作为美女代称，“秦楼客”只是作为风流男子代称。全诗写女子美名早著，男方之想望非止一日，今夜则如愿以偿。这显然属于仅借以表达一定意义的词语上的征事用典。

李商隐诗中用小说故事，更值得注意的是突破一般意义上的征事用典，而与全诗有深一层的联系，着重吟咏或演绎某些小说故事。试看《马嵬二首》：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第一首起句“冀马燕犀动地来”，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引《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指明其出处。第二首朱鹤龄注云：

陈鸿《长恨歌传》：“玄宗命方士致贵妃之神，旁求四虚上下，跨蓬壶，见最高仙山上多楼阙，署曰‘玉妃太真院’。玉妃出揖方士，问天宝十四载已还事。言讫，悯然。取金钗钿合，各析其半，授使者还献上皇。将行，乞当时一事不闻于他人者为验。玉妃曰：‘昔天宝十年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时夜殆半，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方士还奏，上皇嗟悼久之。”此诗起二语，正指其事。言夫妇之愿，他生未卜，而此生先休，徒仿佛其神于海外耳，能无悲乎？

朱注精确不移。冯浩注于“海外”二句之下，亦引《长恨歌传》为解，可见其诗正是所谓：“一起括尽《长恨歌》”。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则进一步予以发挥：

首联皆用《长恨传》中事，海外九州即临邛道士之说；他生夫妇，即长生殿中语。二语已极痛针热喝。下二联，却将“此生休”三字荡漾一番。方其西出都门时，宵柝凄凉，六军不发，遂致陈玄礼等追原祸本，请歼贵妃。追思世世为夫妇之誓，曾几何时；……伤心钿合，曾不思四纪君王，不及民间夫妇，却以何人致之？甚矣色荒之难悟也。

李商隐以小说提供的故事加以提炼。诗与小说之间关系表现为由叙述转为抒情，实事虚用，用其事而注入全新的思想情感与认识，议论精警，讽叹有味。既有沉痛的哀挽，又有尖锐的讽刺。是以小说为基础和背景加以生发，化为抒情诗篇。徐德泓说：“此诗专咏《长恨传》事，故笔意轻宕。”（《李义山诗疏》）

《马嵬二首》就传奇小说故事发为吟咏，并没有展现事件过程，而《宫妓》则融演绎与咏叹故事为一体：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肢。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

故事出自《列子·汤问篇》，云周穆王时有巧匠偃师，能造假倡（类似木偶人），“（倡者）趣步俯仰……掀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宝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列子》是一部颇具小说色彩的书。明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先祖也。”偃师故事显然具有小说特色。诗中包含叙述过程，演绎了周穆王观看假倡表演的故事，演绎中通过“不须”、“终遣”的唱叹轻轻提示，一纵一收，融入嘲讽与感慨。

商隐诗中运用小说材料，还常常把叙述、吟咏故事与类似小说家虚构场面和情节的手法结合起来，显出艺术上的创造力，收到奇警的效果。如《隋宫》：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写隋炀帝逸游扬州，荒淫败国。大的史实，固然见于《隋书》，但更为具体生动的细节，则见于《开河记》、《隋遗录》等小说。如《隋遗录》载：“（炀帝）尝游吴公宅鸡台，恍惚间与陈后主相遇，尚唤帝为殿下。后主……舞女数十许，罗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屡目之。后主云：‘殿下不识此人耶？即丽华也。……’因请丽华舞《玉树后庭花》……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终一曲。……”炀帝请张丽华舞《玉树后庭花》，《隋遗录》记为炀帝生前事，此诗则将生前梦遇，设想为死后重逢。炀帝纵欲南游，三下扬州，诗中则设想：若非天命归唐，政权为李渊所得，则其锦帆龙舟将更会远至天涯海角。炀帝开河植柳与放萤火本是两事，诗中组合为“无”与“有”的对照，极写隋堤与隋宫之荒凉破败。这些，都不是单纯铺陈故实，而能不拘泥于已有的史实和传说，根据讽刺对象性格和事物发展逻辑，进行推想假设，事或虚拟，情出必然。此种手法，已近于小说中之艺术虚构，为诗家所罕用。此诗，明代顾璘批评其“用小说语，非古作者法律”（《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纪昀则说：

纯用衬贴活变之笔，一气流走，无复排偶之迹。……结句是晚唐别于盛唐处，若李杜为之，当别有道理。此升降大关，不可不知。

——《玉溪生诗说》上

对于《隋宫》的写法，顾璘认为“非古作者法律”；纪昀虽欣赏其用笔活变，但同时指出“是晚唐别于盛唐处”，为“升降大关”。两家立场偏于保守，但面对运用小说材料入诗，乃至采用小说创作手法，都已认识到是有别于前人，构成了诗史上的重大变化。

运用小说材料，再加以类似小说的想象虚构，在李商隐作品中为数不少，如《瑶池》：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题目“瑶池”即提示《穆天子传》中有关周穆王和西王母的故事。开头即写想象中西王母敞开绮窗，临窗而望的情景。次句虚构周穆王留下的《黄竹歌》哀声动地，暗示西王母此时不见穆王，而惟闻哀歌。三四句乃发问：以八骏马之神速，穆王为何不能实践“比及三年，将复而野”的诺言。此可以理解为西王母心中自问，也可以理解为第三者的诘问。隐含的答案则是穆王已死，神仙之事全属荒唐。诗中没有叙述《穆天子传》中的具体情节，而是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虚构西王母的期待与所闻所想，可以说是把小说的场面设计、气氛创造、心理描写带入了诗歌。

《曼倩辞》也是对小说故事任意加以灵活运用：

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

“曼倩”，东方朔字。《东方朔别传》谓其为岁星，下到人间，在汉武帝宫中十八年。《博物志》谓王母七月七日降九华殿与汉武帝见面时，东方朔隔窗偷看，又曾偷王母仙桃。“阿环”，女仙上元夫人名，王母曾介绍汉武帝与之相见。诗糅合上述小说家言，借东方朔既渴望返回仙境又偷窥靓女，写求神仙与恋女色之间的矛盾。而东方朔之“瑶池归梦”、“觑阿环”乃出自虚构或移花接木。《汉武内传》等书，并无这样的细节。李商隐诗用关于东方朔、汉武帝、西王母、周穆王等的小说故事颇多，尤其是在唐武宗服丹药致死前后，写了包括《瑶池》在内的一系列诗篇，如《汉宫词》、《汉宫》、《华岳下题西王母庙》、《华山题王母庙》等，对皇帝迷信神仙，作了深刻的讽刺。

李商隐运用小说材料，认真按原故事展开者少，从未粘着不放，重复小说故事，而是随手拈来，取其一点，加以生发。可以说是用小说的手段，驾驭小说的材料。上引张戒所举《南朝》（“地险悠悠天险长”），用梁元帝与徐妃故事。徐妃不美，不受礼重。梁元帝二三年一入房。元帝瞎一眼，徐妃每知帝将至，故意只妆饰半面。元帝看到，大怒而去。此事本只属帝妃之间不和，缺乏社会意义。但作者别出心裁，将占半壁江山的偏安与“半面妆”联系起来，“南朝止分天下之半，徐妃妆面亦止半”（钱良择评），便成为寓深刻思想的绝妙讽刺。不仅是小说材料被运用，更重要的是其点化之功。名篇《梦泽》也是如此：“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故事，经过“未知”、“虚减”这样的开合唱叹，获得巨大的阐释空间。制造恶浊潮流者之可恨，迎合者之可悲，被人戕害而不自觉，自我戕害而不自知，等等，一切与“虚减宫厨为细腰”相类似的历史与现实生活内容，可以说尽在讽刺之中。诗以诙谐出之，运用小说家调侃的手段，似怜似嘲，收到类似讽刺小说的效果。

义山诗中的小说材料，有时被重新组合增饰，用来表现现实生活内容。《板桥晓别》写一对情侣在汴河客舍晓别的情景。用的材料是琴高在水中乘鲤鱼来去、薛灵芸离家流红泪的故事。两者出自两书，本不相关。诗则编织为“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男子将乘舟而去，女子一夜红泪不止。《海客》写自己应郑亚之聘，赴桂林幕府。用的材料一为《博物志·杂说》说天河与海通，海上曾有人乘槎至天河。一为《荆楚岁时记》说张骞寻河源乘槎至天河，见牛郎、织女，织女取搘机石给张骞带回。诗将这些材料糅合成：“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妬，聊用支机石赠君。”织女赠石不怕惹牛郎的妬忌，以及主动罢织相见，为原材料中所未有。经过组合添补，即以织女、海客、牛郎的关系喻作者与郑亚（李党）、牛党的关系，谓自己不顾忌牛党的不满，受聘为郑亚幕僚。这些都可算是采自小说，复以小说手段编织而成的“故事新编”。

三、代言体与寓言赠答中的小说成分

李商隐诗中有不少“代人”、“代物”之作，而且往往带有戏笔的性质。这类赠答诗变体，纪昀《玉溪生诗说》颇为关注，多有评论。如批评《追代卢家人嘲堂内》、《代应》、《代魏宫私赠》、《代元城吴令暗为答》“小家数”，批评《嘲樱桃》“小品戏笔”，批评《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代贵公主》为“弄笔之作”，批评《赠柳》“题最小样”，批评《谑柳》“题更恶”，等等。这些作品都是代人、代物赠答，或与作品中人物鬼神等直接对话，改变了通常的陈述方式，接近小说、戏曲和某些俗赋、变文的写法，乃至染上了某种小说气。纪评中所谓“小品”，即有从文体角度认为属于创作比较随意、体制小巧而不甚庄重一类的意思。这在他批评《赠勾芒神》时说得更清楚：

题纤而诗浅，此种题皆有小说气。……大雅君子当知所别裁焉。

李商隐的《赠勾芒神》为七言绝句：“佳期不定春期赊，春物夭阏兴咨嗟。愿得勾芒索青女，不教容易损年华。”诗意谓春期短促，春物摧残，深感年华易陨而生出奇想：愿春神勾芒娶霜神青女，则霜雪不再施威，而人间将春光永驻。按诗题为“赠勾芒神”，乃是直接与勾芒神对话；又异想天开，让勾芒神娶青女为妻，确实有志怪传奇的色彩。纪昀敏感地觉察到这一点，而且从“皆有小说气”的语气中，透露出于此非止一篇，盖凡他认为“纤巧”的“小调”、“小品”都不免有这种气息。

李商隐的《百果嘲樱桃》、《樱桃答》也是被他视为“小品戏笔”、“偶然小调”之作，两诗安排了物与物之间的对话，诗人则为之代笔。

珠实虽先熟，琼莩纵早开。流莺犹故在，争得讳含来？

——《百果嘲樱桃》

众果莫相诮，天生名品高。何因古乐府，唯有《郑樱桃》？

——《樱桃答》

一“嘲”一“答”，前章（嘲）揭露樱桃曾被流莺口含过的事实，所谓“攻其旧恶”，“以讽得志相骄者”。答诗“写悍然不顾，恬然不耻之意”。这样，突出模拟对象的弱点、隐私，写出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角色的口吻、心理，虽是诗体，但确实带有小说气和小说等文体的某些影响。纪昀针对这种在诗中设置人物并代拟对话，评云：

此弊始于六朝《表》《甘蕉弹文》之属，降而己甚。卢仝集中至于代虾蟆作诗请客矣。义山此作亦此类也。

——《玉溪生诗说》下

纪昀就《百果嘲樱桃》、《樱桃答》作出的评论，不光是论其格调，同时梳理其渊源。卢仝的生活年代早于李商隐，在中唐诗坛上以怪诞著称，与李贺等人都属于中唐诗坛上变异突出的作家。有组诗《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并序》所谓“二三子”，乃是石、竹、井、马兰、蛱蝶、蝦蟆。二十首诗题不外是《客赠石》、《石让竹》、《竹答客》、《石请客》、《蛱蝶请客》、《客答蛱蝶》、《蝦蟆请客》、《客请蝦蟆》之类。围绕萧氏要出卖房宅，宅内竹、石等有想跟卢仝去洛阳等种种打算，彼此展开对话。已故学者陈贻焮曾根据诗序的提示，按组诗原来的次序稍加串联，便构成很有趣的情节，并且说：“这不就成了一篇像牛僧孺《元无有》（《太平广记》引）写故杵、灯台、水桶、破铛四物化作四诗人‘谈谐吟咏’、‘递相褒赏’那样的传奇了么？汉民歌《枯鱼过河泣》、曹植的《鹞雀赋》《七步诗》，李白的《山鹧鸪词》等，都是以物拟人的童话寓言诗。很难说文学史上这一不绝如缕的拟人手法传统对卢仝的这组诗毫无启发。但与之最密切相关的，则莫如《元无有》之类的传奇，和《燕子赋》《茶酒论》之类的俗赋。”陈氏梳理了卢仝这组诗的来源，不仅提到《元无有》之类的传奇，还提到俗赋和以物拟人的童话寓言诗，这些文类，实际上是彼此互相关联的。带有寓言俳谐性质的诗赋，在小说发育成长过程中，对小说的想象虚构和谐趣有积极影响；而小说的发展，又反过来在设计人物故事并借以反映生活方面，给诗赋以影响。陈贻焮的论述，与纪昀在溯源时举出《表》、《甘蔗弹文》（实即俗赋），在认识上相合。这些，正说明小说等通俗文类影响于李商隐代物赠答诗有很深的渊源和多种文体的合力。

卢仝的《蝦蟆请客》、李商隐的《百果嘲樱桃》等诗，是代物问答。与此同时，纪昀还对代人赠答诗的源流进行梳理。李商隐《代魏宫私赠》、《代元城吴令暗为答》二诗，创作的材料依据为《文选》李善注《洛神赋》题下所引的《感甄记》。《感甄记》谓曹丕的甄后于曹植有情，曹植《洛神赋》即为甄后而作。《代魏宫私赠》设为代与甄后相亲的魏宫人赠诗曹植，表达甄后对曹植的生死恋情。《代元城吴令暗为答》，所代为吴质，吴质为曹丕谋主，同时又善处于曹氏兄弟之间，颇为圆滑。吴质维护曹丕，以卫道者的口吻说曹植未曾有过感甄之事，矢口否认，讳莫如深。李商隐的两诗，乃是就小说故事进一步加以演绎。对此，纪昀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连带论及有关文学史现象。《玉溪生诗说》卷下云：

此诗辨“感甄”之诬，立意最为正大，然何不自为绝句一章，乃代为赠答，落小家窠臼也。曹唐游仙之作正滥觞于此种耳。问：代为问答为小家数矣，若渊明之《形》《影》《神》三首非设为问答乎？曰：彼悬空寄意，其源出于《楚辞》之设为问答，故不失大方。此则粘着实事，代古人措词矣。

按所谓“辨‘感甄’之诬”，即吴质代曹植答诗，否认有梦宓妃（甄氏）之事。但吴质是曹丕集团的人。其代曹植答诗，乃是有意掩盖“感甄”一事。故从李商隐创作角度言，恰恰不是辨诬，而是假借吴质的答词，以见曹植在政治上和爱情上所受的压抑。纪昀出于封建正统观念，对诗人用意的理解虽有偏差，但他从诗学角度所发的评论，却非常精到。纪昀论述了陶潜《形》、《神》、《影》一类问答体诗与李商隐《代魏宫私赠》等的不同。陶潜的诗是“悬空寄意”，借自身的《形》、《神》、《影》展开思想中的不同侧面与矛盾斗争，故虽设为问答，实则属于自我剖析与抒情，此在《楚辞》中已经有之。而李商隐的两首，则是“粘着实事”，落到具体人物，“代人物措词”，等于将世俗人事及其矛盾纠葛展开，此在实质上近于小说戏剧的人物描写和对话，故在纪昀看来落入小家数，与陶潜之作有很大差异。而就所谓“小家数”一路看，纪昀认为曹唐游仙诗正滥觞此种，这和前引他由商隐诗联系到卢仝诗，均涉及中晚唐诗歌与小说相互影响渗透所引起的诗风与诗歌发展走向变化。

曹唐游仙之作中接近代言体，并就古代小说加以推想和描写的是其《大游仙诗》。《唐才子传》卷八云：“《大游仙诗》五十篇”，今《全唐诗》仅存十七篇，散佚不少。但其中咏《幽明录》刘晨、阮肇入天台逢仙女故事，五首相连，仍然完整。五首诗题依次为：“刘晨阮肇游天台”、“刘阮洞中遇仙子”、“仙子送刘阮出洞”、“仙子洞中有怀刘阮”、“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诗题叙事，为故事的几大环节。诗句则侧重描写和叙情，首尾相连，与唐传奇中叙事兼具诗歌的类型相近。虽然今存《大游仙诗》完整地咏唱一个故事的仅此五首，但程千帆曾考证《大游仙诗》的散佚情况，指出“五十首中应无以一首咏一事者”，而是如咏刘、阮故事一样，“每事以数章分咏。题为叙事，诗则叙情”。可见《大游仙诗》曾较完整地歌咏了若干小说故事。每事数章，各为首尾。这些表现，关系到诗史发展的正变问题，纪昀虽不以为然，但他认为此种诗滥觞于李商隐，却也真正把握了其中的联系。其共同特点，即是运用传奇小说的材料，并在写法上加以借鉴吸收。

李商隐集中与《代魏宫私赠》二首非常接近的，还有《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代贵公主》。纪昀评此二首云：“弄笔之作，不关大雅。此与《代魏宫私赠》及《代元城吴令暗为答》诗，皆不似泛然之作，然晚唐人亦实有弄笔作戏者，非确有本事，未可武断也。”在诗旨上，纪昀未作武断推测；而在写法上，认为《代魏宫私赠》二首与《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二首均有“弄笔戏作”的特征。按：后二首诗为：

笑啼俱不敢，几欲是吞声。遽遣离琴怨，都由半镜明。应防啼与笑，微露浅深情。

——《代越公房妓嘲徐公主》

芳条得意红，飘落忽西东。分逐春风去，风回得故丛。明朝金井露，始看忆春风。

——《代贵公主》

两诗由“破镜重圆”的故事生发。《古今诗话》载：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尚乐昌公主，陈政衰，德言谓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豪家。傥情缘未断，犹期再见。”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他日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及陈亡，主果归杨素。德言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高大其。德言引至旅邸，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未归。无复姮娥影，空留明月辉。”主得诗，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还其妻；因命主赋诗，口占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难。”

联系这一故事背景可知，李商隐两首诗，首章为杨素（越公）家妓嘲徐公主于新旧去故之际不敢表露真情，嘲中带有同情与怜悯；次章代徐公主表明心迹，谓明朝归故夫之后，方可充分重温旧情。二诗调侃中包含血泪，完全由“破镜重圆”的诗话小说故事生发。不仅人物与调侃对答跟原故事有衔接深化关系，且诗歌本身亦与原故事中两诗的诗情诗意彼此相扣。纪昀论这些诗，特别归结到晚唐弄笔戏作，是从创作态度上把它和作家从事小说等俗文学的创作归到一路上去了。

四、抒情诗外壳下的传奇故事

李商隐等人诗歌大量运用杂记、野史和传奇中故事，呈现出不同文体间相互渗透交融现象，这种交融，当然是诗吸取已经流传的小说故事作为创作材料。材料是前人或他人的，并且因为这些故事多有书本或传说为依据，读者对于故事能够有所了解。但论诗与小说沟通，在李商隐笔下绝非只此一种。他还有一些让人感觉隐藏着故事，而外壳为抒情诗的篇章。内中情节，亦非书上已有，而是属于李商隐自身或其周围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清晰度一般都不高，有的只是读者感觉其背后可能隐藏有人物和事件，不同于一般的抒情诗。

李商隐的组诗《柳枝五首》诗序不啻一篇传奇。节录如下：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饶好贾，风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儿子，独念柳枝。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擫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余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条，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环毕妆，抱立扇下，风障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余诺之。会所友有偕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雪中让山至。且曰：“为东诸侯取去矣。”明年，让山复东，相背于戏上，因寓诗以墨其故处云。

《柳枝五首》是李商隐爱情诗中唯一以长序交代背景的组诗。清人冯浩云：“序语不无回护之词，未必皆实，而有笔趣。”“未必皆实”是无疑的，其中不无虚构成分。序与诗不是自传，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传奇故事写的。冯氏认为序语“有笔趣”，即包含其中可资玩味的那种小说意趣。诗五首云：

花房与密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相类，那复更相思？

——其一

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

——其二

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

——其三

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

——其四

画屏绣步障，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

——其五

五首诗多用比兴手法抒情。同时，亦就人物事件进行点染。五首大意可理解为：其一，东诸侯与柳枝（商贾女）贵贱悬殊，柳枝所适非类。其二，内心愁结，徒抱不平。其三，写己之所恋者唯有柳枝。其四，写彼此俱伤。其五，写举目堪伤。五首诗虽非叙事，但其咏叹，分明针对有关情事而来，如果联系后代的《红楼梦》进行对照，《红楼梦》太虚幻境中寓言金陵十二钗及其命运的歌词，如“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之类，与《柳枝五首》中之“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等诗句即非常相似，可见诗与人物故事相配合，发挥两种文体协作的优势，由来已久。文以叙事，诗作点染，有事有情，确有一种诗与小说互相映带组合的笔趣；同时也只有从两种文体互相结合渗透的角度，才能理解李商隐何以有这种格调的诗。

《柳枝五首》因有序，读者尚能略知故事梗概，但李商隐更多时候是并未点出相关的人物和情节。而其诗又不同于一般的抒情。它能让人感到是围绕一个哀艳的故事在歌咏，其中隐含爱情悲剧。如《柳枝五首序》中所述为柳枝激赏的《燕台诗》，一共四章，皆埋没意绪，不作具体交代。可是，某些诗句又分明有人物事件乃至场景。首章《春》，“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二章《夏》，“蜀魂寂寞有伴未？几夜瘴花开木棉”；三章《秋》，“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四章《冬》，“冻壁霜华交隐起，芳根中断香心死”，“当时欢向掌中消，桃根桃叶双姊妹”。从寻觅不见，到彼姝孤寂独处，到相思相怨，再到香消人亡，这就足以连成一个哀艳的故事。此类题材，中晚唐诗人多写成叙事长歌，李商隐则将其熔铸成抒情篇章。它不以事件之发生发展与结局结构全篇，而以诗人强烈的流动变化的感情为线索，故诗的章法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跳跃性。随诗人的感情流程，忽而回忆，忽而想象；忽而昔境，忽而现境；忽而此地，忽而彼地；忽而闪现某一场景片断，忽而直抒心灵感受。断续无端，来去无迹，但其中分明有着凄艳的故事。它未采取平直的小说叙事模式，但在意识流式的心理过程描写中融入了许多小说因素。与《燕台诗四首》相近，李商隐《河阳诗》、《河内诗二首》、《碧城三首》皆有类似情况。历代注家，几乎没有人将其作为单纯的抒情诗看，而在其中寻觅本事。近代学者苏雪林乃至把多篇作品串联起来，写成近乎传奇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可见，这些诗虽以抒情的面貌出现，却又具有某种小说背景和成分。《碧城三首》结尾云：

《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可以说是作者的夫子自道，将其所写视同《武皇（汉武）内传》中的小说故事。

以抒情之笔写叙事性题材，与李商隐一贯的诗歌风格有关，但也可能因为这些诗歌所写多涉及作者自身和周围人物，不便于把事情或过程呈露得过于清楚。如李商隐的《拟意》，与初唐张《游仙窟》有些相近。而张是以第一人称写自己游狭邪，李商隐则显然不愿公开自己或其友人有这样的艳遇。《拟意》的写法是不涉及具体人物故事，仅围绕风流艳事进行描绘。《游仙窟》写男女一夜欢会，自日晚投宿，写到次晨离别。李商隐《拟意》在结构上与《游仙窟》相同。其开头两句：“怅望逢张女，迟回送阿侯”，首句写延颈而望其来，次句写欢毕而去，迟回不忍分别。“逢”、“送”二字，概括一夜情事。这从男子艳遇的角度而言，即是“游仙窟”。“拟意”中写男女调情欢会，特别是“夜杵”等十二句，运用隐语庾辞，设喻之辞意，均与《游仙窟》相近。《游仙窟》词藻华丽，内含大量诗歌和韵语，诗的气氛很浓，可以说是诗人抱冶游态度，以写宫体诗的本领创作出的小说；而《拟意》则同样散发着宫体的靡艳气息，以旖旎惝恍的笔墨，虚拟冶游的情景，可谓相当于诗体《游仙窟》。但尽管有这样的相近，《拟意》毕竟未交代具体人物事件，与《游仙窟》之近乎自我炫耀，还是有所不同。

李商隐的《和郑愚赠汝阳王孙家筝妓二十韵》也是用抒情之笔写叙事性题材。这一首诗体筝妓传奇本可以写得清楚一些，但显然亦由于对方是王孙所宠之女，不便将其身份交代得过于清楚，只是约略见其大概：

冰雾怨何穷，秦丝娇未已。寒空烟霞高，白日一万里。碧嶂愁不行，浓翠遥相倚。茜袖捧琼姿，皎日丹霞起。孤猿耿幽寂，西风吹白芷。回首苍梧深，女萝闭山鬼。荒郊白鳞断，别浦晴霞委。长彴压河心，白道联地尾。

秦人昔富家，绿窗闻妙旨。鸿惊雁背飞，象床殊故里。因令五十丝，中道分宫征。斗粟配新声，娣侄徒纤指。风流大堤上，怅望白门里，蠹粉实雌弦，灯光冷如水。羌管促蛮柱，从醉吴宫耳。满内不扫眉，君王对西子。

初花惨朝露，冷臂凄愁髓。一曲送连钱，远别长于死。玉砌衔红兰，妆窗结碧绮。九门十二关，清晨禁桃李。

开头一段，写弹筝时的环境气氛，筝声所传达的幽寂凄凉意境与离愁别恨，见筝技之高，类似李贺《李凭箜篌引》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次段“秦人”八句叙筝妓之出身；“风流”四句暗写其流落为妓；“羌管”四句叙其转入王孙家为乐妓，专宠后房。此段约略相当于白居易《琵琶行》“沉吟放拨插弦中”以下一大段写弹奏者身世。末段点送别。“一曲送连钱，远别长于死”，写所奏为送别之曲，点出郑愚将有远行。总之，王孙为郑饯别，命筝妓弹奏，故郑作诗相赠，李商隐从而和之。筝妓与郑愚，即相当于琵琶女与白居易。尽管此诗多用比喻暗示，跳跃断续，与白居易的明白流畅有明显区别，但一赋琵琶女传奇，一赋筝妓传奇，则又可以说是后先相继。并且，有《琵琶行》作为参照，更能见出李商隐此类诗与传奇小说之间的联系。

受神仙志怪和传奇小说影响，李商隐《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是一篇把梦境写得近似传奇的诗，且诗的语言格调也值得注意：

初梦龙宫宝焰燃，瑞霞明丽满晴天。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少顷远闻吹细管，闻声不见隔飞烟。逡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亦逢毛女无憀极，龙伯擎将华岳莲。恍惚无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断还连。觉来正是平阶雨，独背寒灯枕手眠。

诗把抒情和叙事结合起来，以梦境象征人生某些经历，具体指向难明。但就梦境而论，其中有些情节，如：“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等，倒颇具有传奇气息，加以又创造七律散体，有音节流畅之美，而无对偶之拘束，因而颇受学者注意。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卷八下云：

盲词入诗，骚坛削色。……潇雪曰：“弹词七字句，其言亦出于诗。不观玉溪生《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乎？”……予谓：“……此诗倘播之管弦，岂非绝好弹词乎？”

弹词（盲词），作为曲艺的一种，实际上等于演唱的诗体小说。平步青等认为《七月二十八日……听雨后梦作》格调趋下，是弹词源头或“绝好弹词”，即等于指认之为弹唱的小说体。近人任二北（半塘）在其所著《唐戏弄》中引录了平步青之论，并进而称之为“李商隐诗人讲唱体”。任氏说：“人皆知唐代讲唱文之重点在变文，若置此诗于变文之内，而从叙事转折、人物出场等方面去体验，信难识别彼此之间果有何差别也。李商隐诗原以典丽深奥著，而其集内，竟有此项相反之俗体存在，盖染于当时习俗，偶一效颦而已。然正可验晚唐民间文艺之风会为如何……难得此篇之性质竟然凿穿‘文人诗’与‘讲唱辞’之双方壁垒而贯通之，乃更能说明问题。”戏弄与小说、变文有非常切近的渊源和交叉关系，都立足于演绎人物故事。任氏研究唐戏弄，所以特别重视李商隐这首诗。既然《七月二十八日……听雨后梦作》凿穿“文人诗”与“讲唱辞”之壁垒，置于变文内而难辨其差别，则其与小说之间也就存在某种程度的沟通。

上引任二北关于《七月二十八日……听雨后梦作》的评论，表现出处于现代学术环境下的学者，对于李商隐诗歌在通俗文艺影响下产生的某些新变，已不同于纪昀站在雅正立场上一味抱着抑制防范的态度。当然，仅注意李商隐一两首诗的变异，毕竟还是不够的。《七月二十八日……听雨后梦作》的出现，绝不仅仅是“染于习俗，偶一效颦”的孤立偶见的现象。如上所述，李商隐吸取小说传奇中的材料，接受其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作为一般典实，用以表达某一语意者，也有以其故事为基础，进一步加以演绎、改装与生发者，还有以小说的手段，特别是小说描写场景、创造气氛、设置情节的经验，写自我或周围人物之情事者。尤其是取小说某些故事、某些写法、某些笔墨意趣，与诗的整体构思、艺术特征，融为一体，铸造成瑰奇浑融艺术境界者，对表现义山整体艺术风格，体现其在诗史演进中的新创造，更有重要意义。《板桥晓别》借用琴高乘鲤、薛灵芸泣别的故事，将一对男女的离别写得那样深情、浪漫，斑斓多彩，富有童话气息。《锦瑟》中“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取《庄子》谬悠之说和《华阳国志》的小说家言，写梦幻般的身世之感，跟整首诗的“追忆华年”融合一体，而又有恍惚迷离、深博要眇之笔趣。商隐的“无题”一类作品，不光融入许多小说故实（如青鸟传信、犀角通灵），同时有类似小说的细节（如“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小说的场景（如“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小说的人物描写（如“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小说的心理描写（如“悬知犹未嫁……背面秋千下”）、小说的构思（如“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这些，正是诗体中融入了他体的成分，新颖生动，而又浑合无间，使诗体自身得到了丰富和提高。

对于李商隐诗歌的变化，有必要如任二北所说，应放到当时文化背景、文学风会、文学流变中考察。而通过全面地了解李商隐诗歌接受小说、变文等影响的情况，则可以发现，纪昀在这方面是较早地以其锐利的眼光看到了诗歌在中晚唐时期的某些重要演变。他结合《马嵬》二首指出晚唐与盛唐之别，为诗史“升降大关”；结合《百果嘲樱桃》、《樱桃答》，联系了卢仝的《蝦蟆请客》之类；结合《代魏宫私赠》、《代元城吴令暗为答》，联系了曹唐的游仙诗。尽管他是强调正宗雅道，对有违于此的，要力“防其渐”，但毕竟是见微知著，在观察诗史演进方面，有很强的洞察力。

诗到唐代贞元、元和之后，面临的形势与初盛唐不同，初盛唐时期，诗在唐代诸种文体中，最早完成了革新。在各种文体中最具活力，最受人青睐。而经过盛唐高度繁荣，把传统诗歌中各种艺术手段的潜能都发挥到极致之后，五七言诗面临着走出传统，重新开辟的任务。除诗体自身需要外，中唐时期，古文运动取得成功，散文创作达到高潮；传奇小说在此一时期，也进入鼎盛阶段。这两种文体，在吸收诗歌壮大和提高自身的同时，复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向诗歌渗透。“以文为诗”，是中唐以来诗歌首先迎来的引起诗体多方面变革的重大突破；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叙事诗，则是诗在传奇影响下的新创获。但传奇小说对于中晚唐诗歌的影响，不止于元白等人的叙事诗。元白长庆体贴着事件发展过程进行叙述，平直具体，“寸步不离”，其诗歌艺术，在体式上继承了以卢照邻、骆宾王等为代表的初唐七古，在叙述上继承了古代叙事诗的传统，同时吸收了唐传奇的叙事经验，委曲周详，步骤井然。在诗与小说交融方面是显露的，艺术上的新变不算太大。而从李贺等滥觞，到李商隐深入推进，大量吸收偏记杂录、志怪小说、神鬼故事、野史、传奇内容，吸收传奇小说的艺术经验与笔趣，其变化则是更为深入的。

前代学者认为李商隐诗“用事僻”、“多奇趣”，属于“邪思之尤者”（张戒），谓其“用意深微，使事稳惬，直欲于前贤之外，另辟一奇”（管世铭），是看到了他在使用材料上走出了正宗典籍的范围，广泛发掘说部乃至各类“异品殊流”之书与委巷传说的内容，在构思上运用非诗歌传统所有的来自小说等文体的手段，在用意上突破“思无邪”的禁忌，将小说之想入非非、凿空出奇带入诗体。这一切，到了纪昀眼中，则是关乎诗运之升降，即诗史演进的大局面。应该说，对于李商隐诗歌创作吸收传奇小说的得失，还可以就不同篇章、不同类型作更为具体细致的分析。但从总体上提高到诗史升降大关，并由此途径来加深对文体间交融互动和中晚唐诗歌演变的认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原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9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