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谈诗·曹操的两首诗

曹操的两首诗

《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是个否定的典型，是个具备各种丑恶欲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阴谋家和野心家（虽然有些记载的根据，却是大大地夸张了的），但是历史上真正的曹操却是那个阶级里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汉末起义农民军黄巾和地主阶级的公开对抗中他虽然参加了对黄巾的镇压，但他在统北方的过程中却做了不少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例如反对士族大地主，抑制土地兼并，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恢复生产，排除北方外族的威胁，使黄河流域的人民生活安定下来，起了对历史的推动作用。

作为个诗人，他在文学史上有过好的影响。他的诗流传不过二十首，其中有部分应该列入当时第流的作品之中。现在举出下面两首，看看他们的主要特色是什么。首先看看《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念之断人肠。

《蒿里行》是汉代乐府民歌里旧有的题目，本是挽歌。曹操用来写人民在战乱中的丧亡，也是哀挽的性质。这诗开头两句叙述关东诸将组成联军讨伐董卓。当时曹操自己是讨董最积极的人。从第三句以下说本来希望团结群雄像周武王在孟津会合诸侯，也像刘邦项羽攻入咸阳似的，直捣洛阳，消灭董卓。不料起兵之后诸将观望不前，后来竟然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起来。袁绍的从弟袁术在淮南称帝，袁绍在北方也曾打算拥立刘虞，刻制印玺。他们引起连年混战，使得兵士长期不得解甲，老百姓大批的死亡，百不遗，以至于千里荒凉。全诗在叙述中间夹杂议论，寄寓感慨。指出当时万姓丧亡的原因是由于少数人争夺势力。对殃民者的斥责是严正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句描写战祸的惨酷，惊心动魄。作者的哀感也很深沉，令人联想起当时其他诗人类似的诗句，如王粲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四望无人烟，但见林与丘”（《从军诗》）。蔡文姬的“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悲愤诗》），曹植的“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送应氏诗》），都是为时代的灾难留影。建安时代的诗歌许多是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的疾苦的。这些诗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影响了后代的现实主义诗人。

《蒿里行》文字质朴，叙写平直，但有定的感人力量。曹操在长期的戎马生活中亲眼看到社会残破和人民流离死亡的最象，感触深刻，所以写得很真实，而且流露着对受难者的同情，和般概念化的作品自然不同。曹操对于民间疾苦的同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表示，不限于此篇。有人以为曹操的《蒿里行》是“目的在于骗取人民信任的虚伪诗篇”，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些上层人物对于民生疾苦有时抱同情态度并不是稀有的事，唐朝的白居易，宋朝的范成大，官都做得不小，他们都做了许多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曹操写出《蒿里行》这样的作品并没有什么可怪。

曹操的《蒿里行》是借古乐府写当时的实事，这是个创举。（清人沈德潜道：“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我们不要低估这个创举的价值。明朝的诗人锺惺评这首诗道：“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我们知道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就是因为在诗里“善陈时事”才被人称为“诗史”的，锺惺的评语自然是很高的称赞。曹操的诗当然不如杜诗那样丰富地反映现实，但也是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白居易提倡现实主义的口号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元稹也提倡“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人。”曹操的《蒿里行》正是这样的诗。元白的理论是从历代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其中也包括曹操等建安作家的创作经验。

现在让我们从四言诗《短歌行》来看看曹操诗歌的另方面的特色。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也是乐府题，本篇大约是用于宴会场合的。歌辞全篇分为八章，每章四句。开头从酒和歌说起，饮酒听歌本是宴会中的当前实事。这时的歌声是慷慨的，因为他表达着忧思。这忧思是深重的，所以不得不借酒来消解。二两章就借着歌和酒道出对时光消逝的感慨。第三章“青青”两句用《诗经》中的成语，第句的“子”和第三句的“君”都是指作者所思慕的贤才，也包括正在座的某些“嘉宾”。第四章全用《诗经·鹿鸣》篇的成句。《鹿鸣》本是宴会的诗，就借来表示对“嘉宾”的欢迎。第五章再说忧思之深。第六章说嘉宾远来，主客投契。第七章除写景外又以乌鹊无依这个比喻表达作者自己的复杂的感慨，这里情和景是交融的。第八章说明求贤建业的远大抱负。

最后两章是全诗关键所在。第八章是了解作者主观思想的关键，这是很明白的，不必去谈。第七章则是形成全诗气氛的关键，也是全诗艺术感染力最强的地方，读者最难忘的诗句也在这里（苏东坡凭吊赤壁时就想起“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来）。

“乌鹊”等句既包含着比喻，读者对它的意义难免有不同的猜测。从上下文义和全诗的气氛来看，这里不定完全是作者自比。旧说这是劝告士人善于择主，不要南去吴蜀，也是不甚可通的，因为“乌鹊南飞”是叙述已然的语气，不是设想未然。

由于汉末大乱，北方人口大量迁移，流民的绝大部分是向南方去的，其中迁到荆州的为最多，也有到江东和交广的。刘表死后，荆州成为三国交战的中心，居民不得不迁再迁。本诗的“乌鹊南飞……何枝可依”等句，除了可能含有像在作者另首乐府诗《却东西门行》中所表现的征夫怀乡之感，表示作者在南征北讨，不能定居的生活中时的厌烦以外，似乎也可能含有慨叹人民流离迁徙的情感。正因为这章是这样的内容，读者才觉得诗中反复道出的忧思根源所在，而且真正被它感动，仿佛它不只是个人的感触，同时还能够从其中感觉到当时社会的氛围。

《文学知识》一九五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