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冠英谈诗·论蔡琰《悲愤诗》

论蔡琰《悲愤诗》

相传属于蔡琰的三首诗，除《胡笳十八拍》后人多指为假托，已成定论外，其余被称作《悲愤诗》的两首，虽然载在正史，读者也并不全信。不过引起问题的只是其中五言的首，对于骚体的篇似乎向少疑问。苏轼《仇池笔记》“拟作”条云：

《列女传》蔡琰二诗明白感慨，颇类《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犹含蓄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琰之流离必在父殁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此诗乃云董卓所驱虏入胡，尤知非真也。盖范晔荒陋，遂载之本传。

苏氏虽同时提到这两首诗，其怀疑论实在只对五言首而发。其后胡应麟《诗薮》但称文姬骚体，不及五言，似以五言首为伪作。许学夷《诗源辨体》也独信骚体章。郑振铎先生《中国文学史》道：

细读二诗，楚歌体的文字最浑朴，最简单，最着意于炼句造语，……没有句空言废话。确是最适合于琰的悲愤的口吻。琰如果有诗的话，则这首当然是她写的无疑。琰在学者的家门，古典的气习极重；当然极有采用了这个诗体的可能。至于五言体的首，在字句上便大增形容的了。……且琰父邕原在董卓门下，终以卓党之故被杀；琰为了父故，似未便那末痛斥卓吧？

两首《悲愤诗》叙写颇不致，其中如有首可信，另首就很可疑。关于两诗的真伪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但在讨论之前有件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弄明白它的本事。否则，讨论起来没有较切实的依据，也就不能有可靠的结论了。

蔡琰被掳的经过，范晔《后汉书》叙述不详。《董祀妻传》云：

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

关于蔡琰被什么军队所掳，以及如何流落到南匈奴，本传都没有交代，因此后人纷作揣测。沈钦韩云：

《南匈奴传》：“灵帝崩，天下大乱，於扶罗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寇河内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击匈奴於夫罗于内黄，大破之。……四年春，袁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於夫罗等佐之。”据史则匈奴曾寇陈留，文姬所以没也。玩文姬诗词，则其被掠在山东牧守兴兵讨卓，卓劫帝入长安，遣将徐荣、李蒙四出侵掠。文姬为羌胡所得，后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此当为初平年事，传云兴平非也。

何焯云：

《董卓传》：“卓以牛辅子婿，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略陈留、颍川诸县，杀掠男女，所过无复遗类。”文姬流离当在此时。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并引沈、何两说，不置可否。但沈说和蔡诗、范史显有不合的地方，诗中明说“卓众来东下”，而於夫罗和董卓并无关系；传文明说“兴平中没于南匈奴”，而於夫罗到陈留不在兴平。如以本传“兴平”两字是“初平”之误，那就太武断了。何焯的假定就合理得多。李、郭等本是董卓的部属，而董卓所部本多羌氐。《后汉书·董卓传》云：

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

李傕军中杂有羌胡，也见于记载，袁宏《后汉纪·献帝纪》云：

于是李傕召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绘采与之，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

蔡琰必是被掳于李、郭等军中的羌胡，所以诗中说“卓众来东下”，又说“来兵皆胡羌”。董卓所部抄掠陈留，于史可稽的也只有李、郭等东下这回。《后汉纪·献帝纪》载其事云：

（初平）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辅遣李傕、郭汜、张倕、贾诩出兵击关东，先向孙坚。坚移屯梁东，大为傕等所破。坚率千骑溃围而去。复相合，战于阳人，大破催军。傕遂掠至陈留、颍川。

据此，李、郭等劫掠陈留在初平三年，和蔡琰本传所云“兴平中”仍然不合，而且和南匈奴也没有关系，这是何说启人疑窦的地方。其实何氏并未说错，不过只道着半罢了。蔡琰从李、郭军到南匈奴部是经过次转手的，关键是李傕等和南匈奴左贤王的次战争。《后汉书·献帝纪》云：

壬申，幸曹阳，露次田中。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

《董卓传》和《南匈奴传》也记载这件事，不过称去卑为右贤王。《后汉纪·献帝纪》云：

董承、杨奉间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匈奴右贤王去卑，率其众来，与傕等战，大破之，斩首数千级。

也称右贤王，去卑的称号该是“右贤”或“左贤”且不去管它，可注意的是南匈奴军和李傕、郭汜打了这么回仗，获得不小的胜利。李、郭军中的子女玉帛在这时转移到胜利者手中是当然的。这件事范晔和袁宏都叙在兴平二年十月，和《董祀妻传》记琰没入南匈奴之年正相符合。蔡琰就在这次战争中由李、郭军转入南匈奴军，最为可能。所以蔡琰被掳的事实，原分两段：初平三年在陈留被李傕等军中的羌胡驱掠入关，到兴平二年冬脱离，是第段；从兴平二年冬流入南匈奴，到十二年后被赎，是第二段。明白了全部事实，从前的种种纷纭都可以理清了。

从上引《后汉纪·献帝纪》文，又知道南匈奴左（或右）贤王去卑本居河东。这支匈奴人是汉灵帝时从於夫罗单于流亡到内地来的，其居留地是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南匈奴传》云：

建安元年，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侍卫天子……及车驾还洛阳，又迁都许，然后归国。二十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

李贤于“归国”下注云：“谓归河东平阳也。”又于“留于邺”下注云：“留呼厨泉于邺而遣去卑归平阻监其五部国。”可知这部分的匈奴后来仍住平阳，未尝迁移。蔡琰本传说她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然后被曹操赎还，所谓“胡中”就是平阳，并非塞外。从兴平二年起历十二年，是建安十年。这年春天曹操征高幹，取道河内的羊肠坂，北上太行，攻围壶关。行军所到的地方离平阳不远。高幹曾投奔南匈奴求助，被拒绝。曹操或在这时和南匈奴通信使，得知蔡琰下落，因而赎还。

蔡琰在胡中十二年，和她同居生子的是何等人，已无法知道。但从文姬可以用金璧赎取这点推测，她不像是单于或胡王的妃妾。从诗中“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等句想象她的生活，也不像是深居高供的人。以常情论，蔡琰在胡中如果身份高贵，享奉优裕，她自己也未必肯回乡改嫁了。

关于蔡琰被掳入胡到被赎，可以考知和可以揣测的情形，大略如上，较之前人所知道的事实稍稍有所增加，这时来辨证两首《悲愤诗》的真伪便可以有些新依据了。我以为蔡琰如曾作诗来写她的悲愤，可信的倒是五言这首，而骚体首断然非真，因为五言《悲愤诗》所叙事实和史籍相合，而骚体首的描写不切于实际的情景。且看下列诗句：

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

这样写来，直以蔡琰所居的胡中为穷北荒漠之地。那里是南匈奴的景象？更何尝是去卑支所住的河东平阳的景象？五言《悲愤诗》只说“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便觉毫无夸张。再看：

岁聿暮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扃，不能寐兮起屏营，登胡殿兮临广庭。

乐人兴兮弹琴筝，音相和兮悲且清。

从这些诗句见出作者想象蔡琰在胡中的生活是居宫廷，娱丝竹，简直似乌孙公主、王昭君的身份了，又岂合于事实？又如：

身执略兮西入关，历险阻兮之羌蛮。

二句，称匈奴为“羌蛮”。且似谓蔡琰被虏于羌，直至其国，显然是错误。如这诗出蔡琰手笔，怎么会有这许多不真实的叙写呢？五言篇就没有这些破绽，其写情的部分又深切感人，远过骚体，确有如陈祚明所谓“他人所不能言”者。范晔称为琰作，自属可信。

现在不妨将怀疑的意见拿来研究了。苏氏以为蔡琰被虏必在父死之后，上文所考事实已经证明其不确。他只根据本传“兴平中”云云来揣想事实，绝不曾想到蔡琰的流离还有兴平以前的段。后来阎百诗却相信苏说，《尚书古文疏证》卷五十下云：

予尝谓事有实证，有虚会，……如东坡谓蔡琰二诗东京无此格，此虚会也；谓琰流落在董卓既诛之后，今诗乃云为董卓所驱掠入胡，尤知非真，此实证也。传本云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胡中者十二年，始赎归。兴平凡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诛于初平三年壬申已后两三载，坡说是也。

阎氏这里的论证远不如平时考经细心，他受了东坡的影响，有了“《悲愤诗》非真”的先入之见，所以见诗中叙事和本传不合，便立刻据史驳诗，全不想传文那样简单，如何能包括全部事实？诗纵使是别人所作，也不见得不据事实。读者正该注意诗和传的参差，参考其他资料来判明其所以然，看诗和传的叙事是否可以互相补充。不应在事实未判明之前遽下断语，抹煞方面。苏、阎二氏的疏忽由于被成见蒙蔽了。

再看苏氏“虚会”之处。他说《悲愤诗》“明白感慨，东京无此格”，亦属武断得很，试看同时曹操有《薤露行》、《蒿里行》，王粲有《七哀诗》，阮瑀有《驾出郭北门行》，无名氏有《孔雀东南飞》，可知叙事、写实，五言正是当时普遍流行的诗体。如果说五言《悲愤诗》不该产生在这段时间里，那么在建安之后、范晔著史之前，放在哪段时间里才更合式呢？在汉末与刘宋之间又有什么作品比《七哀》或《孔雀东南飞》之类更和《悲愤诗》相似呢？何义门《读书记》云：“《春渚记闻》载东坡手帖云：‘史载文姬两诗，特为俊伟，非独为妇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当是公晚年语耳。”苏氏前后议论矛盾如此，《仇池笔记》或者不可靠吧？

至于郑振铎先生所提出的疑问，其本身似乎很可以引起疑问，他说骚体篇是浑朴简单、字句锻炼的诗，最适合于蔡琰的口吻，但为什么像五言篇“激昂酸楚”（沈德潜语）、“局阵恢张”（张玉穀语）的诗就不适合于她的口吻呢？如说写悲愤的诗只可浑朴简单，岂不和东坡认建安诗不能“明白感慨”同样无据？他说生于学者家门的蔡琰，极有采用古典的骚体的可能，然而为什么饱经世患，“流离成鄙贱”的蔡琰就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五言体的可能？蔡邕不也做五言诗么？他说蔡邕以卓党被杀，蔡琰不应痛斥董卓。蔡邕应否列为“卓党”，固然大可商酌；即可算做卓党，蔡琰身受“卓众”的蹂躏到那种程度，难道还能隐忍不言？难道还要看父亲面上为董卓遮盖？这岂不太出于情理之外？

总之，对五言《悲愤诗》虽有人提出疑难，其实都是容易解决的，决不能动摇蔡琰的著作权。此外关于蔡邕父女的传记还有两个小问题，和蔡琰诗多少有些牵连，不妨附带讨论下。

第是蔡邕有无后嗣的问题。《悲愤诗》说“既至家人尽”，本传说蔡邕“无嗣”，恰相符合，但《世说·轻诋》篇注引《蔡充别传》说蔡充的祖父蔡睦是蔡邕之孙。《晋书·羊祜传》说羊祜是蔡邕的外孙，又称蔡袭为羊祜的“舅子”。那么蔡邕至少有两孙，名睦，名袭。范晔说他无嗣，岂非错误？范晔说错了还不碍紧，蔡琰所云“家人尽”岂非同样失真？有了这个破绽，此诗岂不也蒙赝鼎的嫌疑？这里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件事：是蔡邕有无子孙的考定；是“既至家人尽”这句诗的解释。前者是缠讼已久的案子，时恐难判决，但范晔未必处在不利的地位。《晋书·蔡豹传》说蔡睦是蔡邕的叔父蔡质之孙，和《蔡充别传》不同，《别传》不定可据。《晋书·羊祜传》所谓“舅子”依侯康《后汉书补注续》说“非必即邕之孙，虽从孙亦得蒙此称也”。那么，范晔错不错现在还不能论定。即使范晔错了，蔡琰这首诗也不定非受连累不可，因为“家人尽”不定就是说死亡无余，也可能是说流散殆尽。何况经多年流离隔绝，蔡琰如有“家人”在远方，当时她尽可以不知而误以为“尽”，这并非情理所无的事啊。

第二是蔡琰是否在陈留被虏的问题。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校补》云：

案本传言文姬归宁于家，为胡骑所获。疑本于路被留，并未抵家也。邕文字亦无言及其家被祸者。

这个假定如果能成立，蔡琰被虏是否与李傕等有关就成问题，而《悲愤诗》本事的考定就要重起炉灶了。但传“兴平中，天下丧乱”云云叙在“归宁于家”之后。“归宁于家”句语气业已顿住，其事亦必在兴平以前。对于这节文字的解释似不当如“校补”所说。至于蔡邕文字无言其家被祸层，也很容易解释。则李、郭等抄掠陈留时在初平三年春，邕于长安被杀在同年夏四月，空间距离很远，时间距离极近，消息传不了那么快。何况干戈遍地，又非平时可比。文姬被虏曾经过长安，尚且不能知道父死消息，蔡邕不能知道其家被祸又有什么可怪？二则据《蔡邕传》，他的著述因李傕之乱颇有湮没，不尽流传，又如何能因为不见于他的文字，就断为并无其事？《校补》所疑，根据太薄弱了，当然也不能影响《悲愤诗》的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