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二重证据法”：时代背景与个人探索》

谈“二重证据法”：

时代背景与个人探索

王国维与陈垣、胡适都是20世纪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奠基者，都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既熟悉传统的经史典籍，又有扎实的西学功底；既传承了乾嘉学者精良的考证方法，又融合了西方近代学者治学的新理念、新方法。其中，王国维最早重视运用新史料考证上古史上的重大问题，对考证古史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

1925年，王国维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种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的方法，在当时的学界引发了巨大反响。

疑古出新

民国时代的史学研究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传统，同时接受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以胡适和“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流。胡适是实用主义的宣传者与实践者，他推崇古史研究，倡导疑古主义，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之后，罗振玉、王国维以及师承于胡适的顾颉刚和傅斯年更是将“新考据学”发扬光大的学者。

罗振玉和王国维师徒东渡日本，以清朝遗民的身份从事着整理国故的工作，后来开创了甲骨文、金文等古史的研究。当时史学界论战激烈，疑古还是信古论争不断。胡适认为：“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疑古”“信古”所说的“古”，主要指北宋庆历以前的传统古典学。传统古典学至宋代而始疑，至近代而大疑，终于形成“疑古”思潮。

古史学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古史，二是古书。古史记载于古书，所以古代典籍是古史学的核心。先秦以来，每个时期都有古典学。春秋以前，有关三代历史的记述主要保存在《诗》《书》《礼》《乐》等典籍之中。随着诸侯的强盛，周天子的权威日渐衰微，到孔子的时候，《礼》《乐》已然荒废，《诗》《书》也多有散乱缺失。孔子十分痛惜，便整理六经，使之成为先秦古典学的典范。孔子对夏商周三代历史的重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古典学重建活动。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地对古典学进行重建，是西汉对先秦历史的重建。汉初废除“挟书律”后，令大量先秦典籍重见天日。这些典籍，包括民间的秘密收藏、学者口述，也有来自秦朝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正是利用这些文献对先秦历史进行重建的。这套古典学，一直为汉魏隋唐时期的大多数学者所遵信。

尽管宋代以前的大部分学者是“信古”的，但“疑古”的传统也是十分久远的。早在战国中期，孟子便发出“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东汉王充更对群经、诸子所载的上古史事多有责难。至唐代，刘知几干脆将自己的着作直接命名为《疑古》《惑经》，直指《尚书》《春秋》和孔子学说。到了北宋中叶，汉唐传统古典学受到严重质疑，最典型的当属欧阳修《易童子问》，针对《易传》成书、作者等问题提出了种种质疑。这种疑古思潮自宋代发起，时起时伏，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达到顶峰。1923年《，古史辨》派领袖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着名论点，认为先秦两汉古书所载古史并不可信，都是传说罢了。

古典学的重建几乎与《古史辨》派的兴起是同时期的。1917年，王国维发表文章《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古书中许多被疑古派质疑为子虚乌有的记载，由此开始了古典学重建工作。其后，他又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地下之新材料”印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这一研究方法，成为其后古典学重建工作的基本原则。

学术论战时代的丰硕成果

历史学在其持续发展之中，史料范围的扩充乃是一个必然的推进过程。西汉时期，人们从孔宅旧居墙壁内拆出用先秦古字录写的《尚书》，西晋时期，河南汲郡魏襄王墓中出土《汲冢纪年》等史籍，都曾经用于研究和考订历史。在考据学兴盛的清乾嘉时期，广泛利用各种资料已经蔚然风气，钱大昕、孙星衍、王鸣盛等学者以及乾隆朝官修《西域图志》，均为利用金石文字等史料治史的实例。

《古史新证》开宗明义，展现了一种与“信古”“疑古”两种相反学风都不同的态度：

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之为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于夏殷之礼，曰：“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孟子之于古事之可存疑者，则曰“于传有之”；于不足信者，曰“好事为之”。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训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其术至为谨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古今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由此可见，王国维对以孔子、孟子、司马迁所代表的传统古典学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反对盲目信古，也反对疑古太过。从他对传统古典学的态度看，“二重证据法”的基本方向是与疑古派相悖的。事实上，在“二重证据法”指导下重建的古典学，在很大程度上恢复的正是已被疑古派颠覆的传统古典学，同时也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初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之下的产物，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时代的机遇和强烈的创造精神，令王国维在考据学方面的成就，较乾嘉前辈们更胜一筹。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19世纪后期欧洲学者开始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这样的治学方法给了他深刻的启发。王国维把自己熟悉的传统考据学的优良方法与新材料、新方法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在“信古”与“疑古”之间建立起自己的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