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红楼梦〉评论》之文艺思想：美在形式论》

谈《〈红楼梦〉评论》之文艺思想：

美在形式论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代表作，开近代中国以西方文艺理论解读古典名着之先河，同时它也是“第一篇评论式小说研究论文，它打破了传统文艺批评的学术范式”。作为中国学术界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思想评价中国古典名着的经典之作，《〈红楼梦〉评论》的思想价值极高，在学术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这篇文章本身在形式方面的结构艺术价值，也是值得称道的。

在西方思想和理论的影响下，《〈红楼梦〉评论》与以往文艺批评有所区别，其批评思维、批评方式、批评视角都和传统不同，分析它的结构艺术特征，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红楼梦〉评论》的艺术价值。

批评思维的巨大转变

纵观整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会发现，我国的古典文论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都是用评和点的方式。评、点的论述方式通常建立在评论者本身的随感、顿悟之上，而且，古人的文学评论多是散见于手札、序跋、评点之中，内容多半是集鉴赏和批评于一体，由内心感受出发而得到的经验性的总结，少有结构完整和体系严密的专门性论着。传统批评这种带有感悟性质的评点方式，虽然也可以为读者带来丰富多样的艺术启迪，然而这种批评方式最大的弱点就是缺少逻辑分析与推理，所以通常无法理性把握批评对象和与其相关的要素之间的关系，于是这样的“批评就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也只能局限于经验技艺的水平层次，难以实现由直觉感悟向系统的理论层次的转变。”而《〈红楼梦〉评论》并没有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思维，而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美学的基础上，以极强的逻辑与思辨的来对《红楼梦》进行分析，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结构和严密的框架体系，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极具开拓性的创新。

《〈红楼梦〉评论》开篇引用老庄思想表达了对于人生忧患色彩的认识，这一方面为整个文章奠定了感情基调，同时也为下文所要论述的人生本质、艺术本质和悲剧等问题做了有力的铺垫。第一章是《人生及美术之概观》，这章主要对人生和艺术的本质进行了阐述和论证，为后面的内容做了一个先导。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根据前一章所提出的人生和艺术的本质问题，引出《红楼梦》是“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继而又论述了《红楼梦》所体现的人生和艺术的本质精神。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精神》先提出《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之悲剧也”，然后借用叔本华对悲剧的分类，来对《红楼梦》进行具体的分析、评价，得出《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后又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价值的理论来对《红楼梦》的美学价值进行论述。在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中，王国维从世俗的伦理价值和普世的伦理价值两个方面，辩证地对《红楼梦》的伦理学价值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论述。最后的余论部分，主要是针对红学研究中“考证派”“索引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红楼梦〉评论》有着清晰的理论框架体系，使得整篇文章显得格外的严密并富有层次感，是富有逻辑的，更是艺术的。在王国维之前，历代的大部分文艺理论批评家，还没有能这样完整而严地构建起一个评价体系，可以将哲学、美学、伦理学以及文学整合起来，并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深层次批评的。可以说，这是王国维的独创。

科学理性的批评方式

自古以来，我国的文学评论主要以评和点作为批评方式，但是这种感悟和体验性的批评方式缺乏体系，难以很好地建立起全面、系统的批评理论，这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思维方式的创新产生了极大的限制。近代的一些学者发觉传统文学批评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开始大力倡导注重推理和演绎的现代批评方式。于是一股借用西方美学、哲学理念从事文学批评的风潮在中国兴起，王国维便是其中的践行者之一。

西方文论的批评思维大多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逻辑结构也颇具整体性，在批评方式上注重缜密、系统性归纳演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是其中的典范。王国维学贯中西，西方美学的思维模式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把这样的美学思想娴熟地将其运用到《〈红楼梦〉评论》的论述和写作中。

王国维首先论述了人生以及艺术的本质，而后由此引出了《红楼梦》所蕴含的人生和艺术本质精神，接着说明《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就在于这是一部悲剧，而之所以成为悲剧，又源自它本身体现出来的精神本质。对此，王国维援引叔本华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作详细的论证。后又将《红楼梦》的伦理学方面的价值又结合了美学价值来论述，形成了一个缜密的逻辑体系。最后又立足于文学，并借助美学和伦理学的观念来批判以往的红学研究。

就整个《〈红楼梦〉评论》而言，贯穿其整个体系的中心即“生活之本质？欲而已矣”，这既是全文的感情基调，也是整篇文章的理论基点。王国维对人生欲望和痛苦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并由此形成了对《红楼梦》悲剧本质的认识，整篇文章层层深入、环环相扣，极尽演绎推理之能事。

美术与人本的批评角度

长久以来，中国始终秉承着儒家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文人信奉原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本质，于是文学沦为政治统治和人伦教化的工具和载体，所以，我国古代文学评论主要是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来对文学作品的内在意蕴以及社会功能进行评价。这些文学批评将文学与政治制度、伦理思想等结合，形成了如“思无邪”“文道合一”“诗言志”的基本批评观念。但是，这种以道释文、以文载道的文学批评观，极大地忽视了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本身的特征，束缚了人的才能、个性和思维。

然而在西方，从遥远的古希腊开始，始终对人本化的哲学思想十分重视，这样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又不断被赋予新的解释和内涵，所以在西方文论中有着深厚的人本化的内涵，特别注重提倡个人的自由发展和精神解放。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人本化的内容，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和工具，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哲学思想的迅速传入，中西文化激烈地碰撞与交汇，人本主义的思想逐渐在中国学人的心中生根发芽，而且王国维此时深受叔本华和康德“审美无功利”学说的影响，非常赞同“纯粹美术”的审美观念，认为应当重视艺术本身的价值。“审美无功利”“审美无利害”才是艺术最根本的特性，也是之所以能给人美感和快乐的根本原因。《〈红楼梦〉评论》对批评视角的转变与革新，使这篇文章成为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纯美术论，堪称中国近代文学评论现代转换的显着标志。

因为富于思辨性的逻辑思维、科学性的批评方式、人本化和无功利的批评视角，《〈红楼梦〉评论》有了独特的艺术结构。这些新的特质，令《〈红楼梦〉评论》成为首开先河的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着作，也开创了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