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说文》：所谓古文说》

谈《说文》：

所谓古文说

王国维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开始从事古文字研究的，对古文进行过系统而细致的研究。他在古文、甲骨、金文、籀文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成就。在古文、籀文方面，王国维着有《史籀篇疏证》《魏石经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王国维从当时所存经籍与甲骨金文出发，得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即“古文”之“东土文字”与“西土文字”分说，认为古文就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此说现已成为定论。

王国维认为秦时统一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不通行于秦的六国文字就是古文。“故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皆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文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此说是王国维创见。因为两汉时期流传的经本都是由古文转写而来的，学者解经少不了“详训诂，明句读”的功底，两汉的古文家，如张敞、桑钦、卫宏、贾逵、许慎等都是这样。

《说文解字》的解字方法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着。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后世学者认为，“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包括王国维在内的后世学者才能够认识秦汉的小篆，并进而分辨商代的甲骨文、商周的金文及战国的古文。“比较法”可以说是用《说文解字》考释甲骨文、金文的最基本方法，即通过已识字和未识字的字形对比来考释古文字。宋人释读金文就是从“比较法”开始的，“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

《说文解字》四个字明确说明，这部书是由“文字”和“说解”两部分组成。许慎之所以把小篆作为收字和注释的对象，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第一，小篆是一种经过系统整理的文字，是“书同文”的产物，与籀文或古文相比，都要规范、完备得多；第二，小篆从籀文脱胎而来，与籀文大部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有些字在籀文基础上稍加简化；第三，小篆同六国古文固然有所不同，但是也有相似之处，所以把小篆作为字头也就涵盖了那些与小篆相同的古文和籀文，许慎在《说文·叙》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表明所收为正字，而非重文，可见和小篆相同的古文、籀文决不在少数。

《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探析

在《说文解字序》中，许慎说：“及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在他看来，古文与籀文是两回事，而籀文与大篆是相同的。

《说文解字》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王国维作为古文字学家，也非常重视《说文解字》，但并不盲从。他排列出《说文解字序》中引用的“古文”一词，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文解字序》言古文者凡十，皆指汉时所存先秦文字言之。”他在《〈说文〉所谓古文说》一文中说：“所见壁中古文为殷周古文”，“以壁中书为孔子所书”，为“许君一时之疏失去也。”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中又云：“遂若六国之古文即殷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失矣。”

此外，在不同的时代，“古文”也有着不同的概念。为辨析“古文”的名与实，王国维对“古文”一词进行梳理：

西汉初年时的“古文”，当是指先秦写本旧书。

汉武帝、昭帝后的“古文”，逐渐专指为壁中书。

西汉末年的“古文”，专指孔府旧宅的壁中书。

东汉初“古文”，专指孔子壁中书。

东汉末年的“古文”，开始叫作“蝌蚪文字”。

王国维还总结了关于“古文”的多种性质及属性：

“古文”属于古文字的范畴。这是王国维通过对籀文、《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殷商卜辞、金文、六国兵器、货币、玺印、陶文等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

属于书体、书法的范畴。王国维通过研究《说文解字》的“古文”阐明了古文蝌蚪书体、书法的脉络。

具有学派的性质。班固《汉书·艺文志》和《地理志》所说的“古文以为某”，就是指古文学派。

关于“古文”的概念，自古就有不同的理解。王国维对各方的不同见解，进行反复论证，提出了新的见解。钱玄同对王国维的观点赞许有加，说：“《说文》序中有‘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二语，段玉裁、郑知同、王国维三人有不同的解说，我以为王国维的话最不错。他说：‘《说文解字》实合古文、籀文、篆文为一书，凡正字中，其引《诗》《书》《春秋》以说解者，可知其为古文，其引《史篇》者，可知为籀文，引杜林、司马相如、扬雄说者，当出《仓颉》《凡将》《训纂》诸篇，可知其为篆文，虽《说文》诸字中有此称识者十不逮一，然可得其大略。昔人或以《说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见于重文中者，殆不然矣。’他又说：‘汉代鼎彝，所出无多，《说文》古文又自成一系，与殷周古文截然有别，其全书中正字及重文中古文，当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王氏说《说文》中之古文无出壁中书及《春秋左氏传》以外者，我从各方面研究，知道这话极对。”

许慎着书时参考了众多材料，甚至包括非常珍贵的汉朝秘府所藏的古文《左氏春秋》，此外，许慎对篆书也是十分熟悉的。正因为有丰富的文献作为基础，《说文解字》才能为后世研究古文字提供宝贵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