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

谈填词：

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

宋词的创作特点，是按谱填词。经过长期的艺术探索与创作实践，宋代词人总结出了许多创作方法，扩大了的应用范围，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提高了词的艺术水平。这些创作方法，依照类型来区别，除了原创性的按谱填词外，主要还有和韵、集句和隐括。“和韵”是唐宋时期，进行诗、词创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词按照长短规模，可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一首词，如果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为双调；分三段的称三叠，分四段的则为四叠。

王国维谈自身创作

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质夫、东坡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韵，皆有与晋代兴之意。然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

王国维自称，填词不喜欢作长调，尤其不喜欢和别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章楶、苏轼唱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姜夔韵，都是想着能后来居上。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确实并不擅长。

此则王国维说自己的两个“不喜”：其一是不喜欢作长调；其二是不喜欢和人韵。这两个“不喜”其实都与他的审美情趣有关。

长调因为篇幅较长，所以格外讲究结构的安排，在起接之间要特别注意表现情感的曲折，而王国维提倡的是即兴而作。对他来说，创作长调会丧失自然的乐趣，同时，因为长调多用赋的手法来进行表现，所以在“深远之致”上多有欠缺。和韵词因为在主题和韵字上要受到原唱限制，有些时候难免要通过改变自己的构思来迎合原唱的要求。

可见，无论是长调的体制，还是和韵的方式，都会受到种种的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会损失一些情景的“真”，也会影响到表达方式的“自然”。然而，尽管“不喜”，但王国维还是有过这样的创作。在此，王国维举了自己的《水龙吟·杨花用章质夫苏子瞻唱和韵》和《齐天乐·蟋蟀用姜石石原韵》，两首词都是长调和韵词。王国维自认不是随便的作品，而是带着超越原唱的野心的。至于这两首词的创作水平，王国维没有正面评价，但想来评价也不会太高。

宋人为何喜欢和韵

所谓“和韵”，又称“唱和”“赓和”“酬唱”“唱酬”，“和韵”之作最先出现于诗体中，后来移入词体之中。“和韵”始于张先，又经苏轼推动，风气大开，陆续出现了大量的“和韵”之作。在“和韵”“和题”之外，还有“分题”“分韵”。所谓“分题”，就是指事先规定多个题目，然后分配到每个人，分别吟咏；“分韵”则指在座每人各分一个韵字，各按其韵字来押韵填词。

其实，这些“分题”“分韵”与“和题”“和韵”性质相同，都是词人雅集时的相互唱和，也就是所谓的“匠人的词”。清代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说：“诗词和韵，不免强己就人，戕贼性情，莫此为甚。张玉田谓‘词不宜和韵’，旨哉斯言。”然而，词本身就是“酒筵歌席”上的产物，并且依调填词本身也是一种“和”，所以，不管“和韵”也好，“和题”“分韵”“分题”也罢，都是士大夫阶层常用的一种文学与社交的语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也是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的。

清代词人周济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北宋词主要是用来应歌的，南迁之后，结社之风日盛，其中比较着名的包括：如徐俯、吕本中等人的豫章诗社，叶梦得等人的许昌诗社，杨缵、周密等人的西湖吟社。唱和作为诗社、词社活动的基本形式，促使了人们以“和韵”的方法来进行创作，因此，“和韵”就成了宋代词人常用的创作方法之一。

王国维的创作风格

着名学者周策纵教授，在评论王国维的词作时是这样说的：“王国维词令人读之有‘无可奈何’，‘似曾相识’之感。古今大悲剧诗人无不使人有此感也。”周策纵把这种“无可奈何”解释为“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

王国维的创作充满悲剧感，这与他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王国维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真正的“世变”时代，诸如：甲午海战、戊戌变法、慈禧新政、庚子之变、辛亥革命、清帝逊位、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等。短短50年间，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王国维一直主张创作要“真”，他的情感抒发并不是完全私人的，他与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有着真切的关联，所以他的思想与情感也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结合王国维的一生来看，“忧生”与“忧世”的确增加了其作品的人性深度与生命践履的悲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