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学与工:
易学难工,难学易工
文、诗、词三种文类,在浩瀚的文学史上各有精彩的代表作,无法分出高下。那么,在难易程度上能否作出比较吗?对于这个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给出了答案:
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
散文容易学而难以精巧,骈文难学而容易精巧;近体诗容易学而难以精巧,古体诗难学而容易精巧;小令容易学而难以精巧,长调难学而容易精巧。王国维之所以给出这样的观点,同样是以“境界”为标准的。
散文对形式上的要求较少,所以容易入手,但讲究的是在看似随意之中写出神采,这样的分寸其实是很难拿捏的,所以王国维说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在句式、对偶、用典等方面有许多规范要注意,所以初学者大多把握不好,然而这些不过是形式上的东西,只要多写多练,自然便熟悉了,所以王国维认为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对格律、对仗的要求甚是严格,所以入门也难,但领会之后,也不难做到工整,古体诗在形式方面的限制很少,所以初学容易,但要真的写好,却并不简单。至于小令与长调的区别,归根结底讲究的主要也就是伫兴而作和布局的差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反复表达过重北宋轻南宋的整体评价,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南宋词则多是长调,于是北宋词的文体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就在这种简单的比较中凸显出来了。
骈文与散文的区别
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其形式特点主要有两点——对与典。
所谓“对”,是说声调韵律要讲求平仄相对;遣词用字要讲求意义相对。言要对,事也要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正对,如吴均的“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反对,如庾信的“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
所谓“典”,是说应按照古文的言辞与话题来创作,达到意婉而尽、言不尽意的效果。例如,六朝崇尚“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是这样表现的:“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
若将骈文用来叙事会显得过于模糊,但作为情绪化、形象化的叙述,则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自六朝以来,为区别于韵文与骈文,把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散文”。
散文讲求的是形散神聚。“形散”既指题材广泛、写法多样,又指结构自由。“神聚”既要求中心集中,又要有贯穿全文的线索。散文不管写人还是写事都是为情感服务的,情感体验就是“不散的神”。
古体诗与近体诗的易与同
古体诗也称古风,有“歌”“行”“吟”三种载体,按诗句的字数不同,可分为四言、五言和七言等。《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多为四言,到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其中以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最为着名。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诗句长短不齐的则是杂言诗,《诗经》和汉乐府中都有不少杂言诗,到了唐朝这种诗歌发展的顶峰,杂言诗中也涌现出不少经典之作,如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或格律诗,对句数、字数、平仄、押韵都有严格的限制,分为律诗和绝句,又各有五言、七言之别。
古体诗和近体诗,在字数、句数、格律、用韵上有所不同,但对“意象”都是同样重视的。
意象是诗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诗一般不会整篇全用抽象的语言来表达抽象的情感,于是就要借助意象了。所谓意象,是指融汇了诗人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诗人内心的主观世界和他面对的客观世界,要靠意象来沟通,因此不管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很重视意象的作用。
小令与慢词长调的难易
《花间集》收录的都是诗人所作的曲子词,其中多半都是小令。一方面因为小令的格式同诗相比,较为接近,诗人写小令更加顺手;另一方面,慢词长调当时是流行于市井的俗曲,而诗人通常自命高雅,他们不屑于写这样的里巷俗歌。
慢词长调虽不够高雅,可学起来却并不简单,由于要配合音乐的曲谱,所以对格律要求更加严格,字句也不能像诗那么随意。慢词长调要铺排,既然叙述得铺陈开来,自然不能只以一个重点的感发为主,初学者的难点多在这方面。
王国维认为小令比长调易学,却比长调难工。因其难工,所以更有文体意义和审美价值。
王国维的这则词话源于袁枚的《随园诗话》,“吴冠山先生言:‘散体文如围棋,易学而难工。骈体文如象棋,难学而易工。’余谓古诗如象棋,近体如围棋”。王国维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把词的小令和长调也包括进来。
袁枚这样解释自己的观点:“作古体诗,极迟不过两日,可得佳构;作近体诗,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今人动轻近体,而重古风,盖于此道,未得甘苦者也。叶庶子书山曰:‘子言固然,然人功未及,则天籁亦无因而至。虽云天籁,亦须从人功求之。’知言哉!”
不过,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任何一个文类都有其辉煌的佳作,简单地按照类型为它们分出难易高下并不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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