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宋之小说杂戏：以演事实为主》

谈宋之小说杂戏：

以演事实为主

王国维说：“宋之滑稽戏，虽托故事以讽时事，然不以演事实为主，而以所含之意义为主。至其变为演事实之戏剧，则当时之小说，实有力焉。”古代所说的小说，与我们现在的小说意义有所不同。“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庄子所谓的“小说”，显然与我们现在的小说概念完全不同，而是指琐碎的言论。直到东汉，小说才有了与现代相近的含义。桓谭《新论》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定义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无关史事者

王国维认为，“宋之小说，则不以着述为事，而以讲演为事”。《武林旧事》中记载，各种伎艺人中，有说书会的、有演史的、有说诨经的、有小说的。宋人的书中有很多关于讲三国的记载。

高承《事物纪原》（卷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东坡志林》（卷六）：“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

王国维将这一类的内容归为演史，认为小说应当是“无关史事者”。《梦粱录》说：“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等事。”这些说话的体例与演史基本相同，以叙事为主，与以历史故事为基础演绎的作品大有区别，当时的小说代表王国维首推《大宋宣和遗事》。宣和是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该书从细数历代帝王荒淫误国开始，一直写到宋高宗南渡定都临安。书中穿插了北宋年间奸臣把持朝政，导致生灵涂炭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也写了众英雄梁山聚义作为对比。这本书后来成为了《水浒传》的蓝本。

小说与戏曲的发展基本平行，后世诸多的戏剧题目都源于小说，戏剧结构亦多依仿小说为之。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小说的繁荣，大大促进了戏剧的发展。

小说的发展与传播

志怪、传奇小说在唐代和以前，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归为杂史杂传，虽然这些作品强调补史、劝惩等功能，但于当时的人来说，这种艺术形式依然登不上大雅之堂。“小说”在古代被视为“小道”，小说的文学价值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肯定。

从宋代开始，小说逐渐形成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两种不同的系统，呈现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文言小说起源于先秦的街谈巷语，经历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长期发展，不管题材还是表现技巧，文言小说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笔记与传奇两种小说类型。白话小说则脱胎自唐宋时期说话人的话本，故事取材民间，主要表现了百姓的生活和思想。

小说古已有之，那么，为何会在宋代突然有了大发展呢？印刷技术产生之前，小说书籍要靠抄写来传播，所以不可能大量复制。宋代以后，商业有了飞速发展，有了商业的介入和印刷术的进步与广泛应用，书面传播不再局限于过去的借阅传抄，宽松的文教政策为娱乐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娱乐场所的增多使口头传播更为便捷。

宋代百戏由周秦散乐发展而来，与汉、魏百戏一脉相承，种类非常多。宋代的都城里聚集了众多艺人各显其能，仅服务于官府者就有数百人，各种演出丰富多彩。官府对艺人们的管理比较宽松，有演出任务时，才把艺人们召集到一起，没有演出时大家就散居各处。这些民间的杂戏艺人，虽仍受左右军管辖，但自由度极大，承应官府的演出之余，也可在外面作场赚钱，以补充生活来源之不足，这样一来自然要贴近普通百姓的审美。

刘斧的《青琐高议》是北宋出现最早，且篇幅最大的一本以辑录宋人作品为主的小说选集，而且刘斧的辑录大多并非简单地抄录，而是以前人的作品当作素材而重加修饰、增删而成的，在选取内容方面带有明显的俗化倾向，对男女私情和财富极为关注，并大量使用口语词汇。所以，《青琐高议》招来了一些正统文人的批评，与此同时，也受到了更多普通读者的注意与欢迎。据南宋洪迈的《夷坚三志己》卷二《程喜真非人》记载：“新淦人王生，虽为闾阎庶人，而稍知书。最喜观《灵怪集》《青琐高议》《神异志》等书。”因为《青琐高议》较为通俗，所以便被一些说话人当作蓝本，在酒楼茶馆、瓦舍勾栏表演。

以《青琐高议》为代表的一些通俗小说，为话本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而且在形式上也给了说书人以启发，成为说书人模仿借鉴的范本。宋元说话的繁荣，及其他表演形式的日趋成熟，小说选本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