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度量衡：度量权衡变迁之定例》

谈度量衡：

度量权衡变迁之定例

自古以来，上至象征着皇权江山的礼器，下至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用品，都离不开度量衡。其中的尺尤为重要，王宫官府调乐律、制冠冕都离不开它，历代宫府推行租税制度，征收户调绢布也少不了尺的丈量，民间买卖布匹时亦是常用的度量单位。然而，尺的长度并非一成不变，王国维在《度量权衡变迁之定例》一文开始就说：“度量权衡，自古讫今，皆由短而长，由小而大，殆为定例。”并大致介绍了历代尺的区别：

尺则汉建初尺，比元延尺长二分许。魏杜夔尺，又长于汉尺五分。晋前尺虽同于汉尺，而晋后尺则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宋氏尺比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梁朝俗间尺比晋前尺一尺七分一厘。后魏前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后尺比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后用市尺与开皇官尺，皆同北魏后尺。唐亦如之。

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征收绢布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常常增长尺度，刻剥人民。因此历代尺制的研究，深受历史学家的重视，亦成为古史研究领域重要的课题。

尺度的确立与快速增长

度量衡是衡量物质大小、容量、重量甚至价值的标准。我国的度量衡制度从产生到成熟再到完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始终与社会的发展变迁紧密联系。度量衡制度在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朝时就有了尺、寸等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走向终结，封建制度逐渐兴起，战国晚期检校制度的成熟标志着度量衡制度最终成熟。此时，各地诸侯国的度量衡制度虽各具特点，但在长度、容量、重量的计算上已趋向统一。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举措，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两汉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完备，度量衡制度也最终确立，影响了中国约2000年的五度（分、寸、尺、丈、引）、五量（龠、合、升、斗、斛）、五权（铢、两、斤、钧、石）的单位体系已经完全成熟。

在看古代的文学作品时，我们经常会发现对古人身高的描写，譬如《邹忌讽齐王纳谏》文中曰“邹忌修八尺有余”，《隆中对》则称诸葛亮“身长八尺”。按照我们现在的尺寸来算，邹忌和诸葛亮简直都是巨人了，这当然不可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古今差别，是因为尺的长度一直在增加。王国维通过对古代器物的搜集与研究，分析了汉代以来历代尺度的增长.

此外，王国维还发现，“自周汉以来，布帛皆以四丈为一匹”，但在社会极端动荡的南北朝时期“不独增尺法，又增匹法”。直到隋唐，尺度才算稳定下来。在考察古物的过程中，王国维发现“今世所传宋三司布帛尺，较隋唐官尺为短，似出前例之外”，不过仔细研究后会发现并非如此，“然自古讫唐，绢之定制，皆以四丈为匹，宋以四丈二尺为匹，尺法所减，以匹法偿之而有余。宋尺稍短，职是故也”。

尺度的稳定

宋朝尺制沿袭唐旧制，虽有所增加，但并不多。元代的租税制度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虽然叫“丁税”“地税”等，其实只是沿用了唐宋的名称而已，与唐朝的租庸调制度并不是一回事。而且，元代丁税、地税都是征收谷粟，户税则是征收丝料，交纳谷粟和丝料，用量衡不用尺。正如王国维所言，金元以后，政府已不再“课绢布”，于是官吏很难再以“惧其减耗”为借口，而像两晋到北魏时期那样任意增匹增尺，以此刻剥百姓。

到了明代虽也有布缕之征，但通常还是折合成谷物缴纳的，尺度和宋代变化不大。明代学者郎瑛的《七修类稿》中也说“明官尺依布帛尺”，可见明尺确是沿袭唐宋旧制的。清代的营造尺也就是近代通用的营造尺，与明代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对此王国维评价说：“自元以后，不课绢布，故国朝工部营造尺，反短于明尺，惟量地藩尺独与明尺同。盖因清丈之事，最易扰民，故特用长尺以优之。此与古代调绢增尺之故，大相异也。”可以说明清尺制都是承袭唐宋旧制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历代的尺度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