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性:
真性,乃不可知
“性”是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论性》中,王国维用康德的知识论来分析传统哲学中的“性”,认为“性”是知识的材质,所以不能从先天中了解,而从经验上所得知的“性”,受到遗传与外部因素影响,亦非它的本来面目。
王国维少年时便开始向往新学,但家中经济条件有限,无法满足他出国留学的愿望,只好离开家乡到上海工作,就学于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在此期间,他接触到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并立志从事哲学研究。在其治学初期,特别是1903~1907年之间,主要致力于哲学的研究。
1903年《教育世界》杂志刊出由王国维翻译的英国哲学家西额惟克的《西洋伦理学史要》,其中对从上至苏格拉底,下到康德、叔本华、尼采,对西欧各家、各派的伦理学说都有简要评述。此外,王国维还对苏格拉底、柏拉图、雅里大德勒、康德、叔本华、尼采、培根、霍布斯、休谟、卢梭等哲学家作过专篇评述。对于当时不求甚解的译风,他曾批评说:“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
在西方哲学中,王国维甚是喜爱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并深受二人哲学思想的影响。
王国维在研究康德哲学时,因感到其文艰涩难懂,中途转向叔本华,并几乎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王国维原先是想从康德那里获取灵感,最终却被叔本华吸引过来,他成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信徒。
超越知识的“性”
王国维认为康德的知识论,将知识分为先天的知识和后天的知识,先天的知识和后天的知识都是知识,都具有确实性,但先天的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是后天的知识所不具备的。那么,“性”是属于先天的知识,还是后天的知识呢?
先天的知识能了解到知识的“形式”,后天的知识则能知道知识的“材质”,“性”属于知识的“材质”范畴,所以所谓“性”,只能通过后天的知识来了解。但从后天的知识中得到的“性”,也不是真“性”。因为从经验上知道的“性”,是受遗传和外部环境影响之下的“性”,这并不是“性”的本来面目,所以,王国维选择以不可知论来解决历史上关于“性”的争论,并断言:“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也。”
人性是超出人们的知识范围之外,所以王国维认为论性不过空论,他说:“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识外,既如斯矣,于是欲论人性者,非驰于空想之域,势不得不从经验之上推论之。夫经验上之所谓性,固非性之本然,苟执经验上之性以为性,则必先有善恶二元论起焉。何则?善恶之相对立,吾人经验上之事实也。……故从经验上立论,不得不盘旋于善恶二元论之胯下。然吾人之知识,必求其说明之统一,而决不以此善恶二元论为满足也。于是性善论、性恶论及超绝的一元论(即性无善、无不善说以及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接武而起。夫立于经验之上以言性,虽所论者非真性,然尚不至于矛盾也。至超乎经验之外而求其说明之统一,则虽反对之说,吾人得持其一,然不至自相矛盾不止。何则?超乎经验之外,吾人固有言论之自由,然至欲说明经验上之事实时,则又不得自圆其说而复反于二元论。故古今言性者之自相矛盾,必然之理也。”
对“性”的争论毫无意义
历史之所记述和诗人之所悲歌,都反映善恶二性的争斗上,他说:“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但前者主纪外界之争,后者主述内界之争,过此以往,则吾不知其区别也。吾人之经验上善恶二性之相对立如此,故由经验以推论人性者,虽不知与性果有当与否,然尚不与经验相矛盾,故得而持其说也。超绝的一元论,亦务与经验上之事实相调和,故亦不见有显着之矛盾。至执性善性恶之一元论者,当其就性言性时,以性为吾人不可经验之一物故,故皆得而持其说,然欲以之说明经验,或应用于终身之事业,则矛盾即随之而起。余故表而出之,使后之学者,勿徒为此无益之议论也。”
于是,王国维得出论性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结论,超出经验的范围则不可知了。后天的范围可知,而先天的范围不可知,这就是在论性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不可知论思想。在先于经验去观察“性”时,必然会出现二律背反,性恶、性善的一元论主张同样会陷于二律背反的境地,所以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
王国维用康德的知识论来分析人性,不可避免地得出不可知的结论,但他对“性”的解析,以及对传统人性论大胆地进行质疑,展现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对传统哲学起到了理论解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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