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应璩《百一诗·下流不可处》诗集鉴赏

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
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诬。
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
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
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
所占于此土，是谓仁智居。
文章不经国，筐箧无尺书。
用等称才学，往往见叹誉。
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
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应璩是三国时魏国的诗人，他的诗在当时流传的有一百三十篇之多，统称为《百一诗》(又称《新诗》)。从唐代开始，他的诗渐渐亡佚，传到现在的仅寥寥数篇。上面这首诗因为收在《文选》中，故得以完整地保留至今。

“百一”的含义，自晋、宋以来便聚讼不已。李善注《文选》，根据《百一诗序》中“时谓曹爽曰：‘公今闻周公巍巍之称，安知百虑有一失乎”数语而判断曰：“‘百一’之名，盖兴于此也。”这是指当事者或有百虑一失。五臣注《文选》引《文章录》则从另一角度补充说明：“曹爽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吕向云：“意者以为百分有一补于时政。”合而观之，则可得“百一”之实。

这首《百一诗》应作于应璩的晚年。诗中有“三入承明庐”之句，而他最后一次任侍中是在魏齐王嘉平元年(249)，可知此诗是他辞官后返归田里所作。诗中以设问解嘲的笔法，巧妙地表白了自己的人品和度量。

起首四句，诗人直率地指出，人生在世，必须谨慎地避免不利的处境，所以有道德的君子对于其最初的行为是非常慎重的，惟恐一失足而成千古恨。“下流”一词出于《论语·子张》。子贡曰：“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谓人一旦有了恶名，便如身处于水之下游，所有的恶名都加在他身上，本来不算最恶的也成了恶贯满盈。应诗的词、意均取于此。“名高”本来也是一种人生不易达到的境界，但它既不持久，又易于招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反而成为“下流”。这是一种解嘲性的反语，其正面意义颇类似于韩愈《原毁》中的几句话：“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接下去四句则写其辞官归里，而有客来访，引出下文责问之辞。应璩辞官返里在嘉平二年以后，史载其返里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占卜者曾预言他六十一岁当独见一条白狗，将有危厄，后来预言果然应验，遂弃官去。(见《三国志·魏志·朱建平传》)。但从此诗来看，恐怕还是他自己受到了诋毁，而预感到前途的险恶，从而弃官返里的。“隳”即毁坏的意思，可见其弃官是主动的。“酌醴焚枯鱼”句，词、意取于蔡邕《与袁公书》：“酌麦醴，燔干鱼，欣然乐在其中矣。”暗示了自己隐退后生活的自得其乐。

从“问我何功德”至“往往见叹誉”均为问者之词。承明庐，魏明帝时官员入宫值日的地方，在承明门边。庐，宫殿中的小屋。应璩初为侍郎，又为常侍，又为侍中，三次入朝当官，故云“三入承明庐”。当时对散骑常侍及侍中的人选要求很高。《三国志·魏志·杜恕传》裴注引《魏略》云：“黄初中，……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魏明帝太和二年六月诏曰：“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所以问者才有“问我何功德”的质疑。在问者看来，应璩并无什么功德，可以副此重望、为皇帝近臣，既然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所以现在隐居的地方，又岂能称之为仁者、智者的住处？占，隐。再下二句，问者又更直截地说道，你应璩既无可以经邦济世的文章，又不曾有持“尺书”出使外国的功劳，这又从何反映出其高才博学、足以为人赞叹称道呢？“等”字是个俗语，意为“何”，见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六。应璩的诗，措词往往是亦雅亦俗，既有典奥的古语，又有俚俗的口语，这是其诗在语言上的一大特色。

最后四句是应璩的答辞。他并没有对问者的质疑加以反驳，而是承认自己的空虚无能。“宋人遇周客”典出《阙子》。诗人用这个典故，从表面上看，是说过去自己所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在聪明人(问者)看来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感到惭愧万分，不知所从。诗至此打住了，其用意是自谦，还是真认为自己不学，抑或是其他？诗人没有说，但透过开首四句，细心的读者不难领会，这个假设的“问者”，正是“侵诬”之人的化身，诗人正因为名高一时，所以招致毁谤，流言蜚语将他说得一无是处。而诗人如此谦冲、如此绝不反击，则是因为他悟到了“名高易损”的道理，所以对这些无端质难也淡然处之，视为情理中事，不屑一辩。古代的“解嘲”之作，对于假设问者的嘲讽，总是先唯唯而后否否，应璩却是一味地唯唯，连否否也省去了，只在篇首数句里暗透消息，其修养工夫可谓深到家了。然而这样的辱之不惊，却正体现了他的学问之深，若换了浅学浮躁之徒，见人如此一笔抹杀自己，早该暴跳起来了。诗人虽然承认自己全无功德文章，并非仁智之人，但读者从他的宽大气度中，却正好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在应璩以前，“解嘲”之类的题材，多见于文章，如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及班固的《答宾戏》等，在诗中很少见到，因此，应璩的这首《百一诗》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但这类题材，旨在设论说理，与诗的抒情性特征颇为远缘，即以应璩的这首诗而言，也是“理语”远远盖过“景语”、“情语”。因此，应璩之后，绝少继响。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此诗曰“备体”，即说明这是诗中聊备一格之体，不怎么值得提倡、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