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初去郡》隐居诗作

初去郡·谢灵运
彭薛裁知耻，贡公未遗荣。
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
伊余秉微尚，拙讷谢浮名。
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
顾己虽自许，心迹犹未并。
无庸方周任，有疾象长卿。
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
恭承古人意，促装返柴荆。
牵丝及元兴，解龟在景平。
负心二十载，于今废将迎。
理棹遄还期，遵渚骛修坰。
溯溪终水涉，登岭始山行。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憩石挹飞泉，攀林搴落英。
战胜臞者肥，鉴止流归停。
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

此诗作于宋景平元年(423)秋。上一年七月，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至此称病离职，刚满一年。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

开头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哀帝时官至御史大夫、大司空，封长平侯。哀帝卒，外戚王莽专权，他便告老回乡。薛广德，元帝时为御史大夫，因遭遇荒年，人民流亡，自己觉得不称职，遂上书求退。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通‘才’)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无庸方周任”以下十句写去职。先举四位古人以自比。无庸，无用。方，比。《论语·季氏》载周任之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意谓当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若无此能力，便不应据有其位。长卿，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字。他不慕官爵，晚年常卧疾闲居。尚子，东汉尚长，字子平。他安贫乐道，为子女办婚嫁事毕，便不再过问家事，说：“权当我已死。”乃肆意游历五岳名山。邴生，西汉邴曼容，为官不肯过六百石(中级官员，相当于较大县的县令)，过此即自行免去。薄游即为官不久之意。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牵丝”，牵于王命，指出仕。《礼记·缁衣》有“王言如丝”语。解龟，解去官印，印纽常为龟形。灵运初仕为晋琅玡王大司马参军，时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是年正月戊戌(十六日)方才改元，而上一年的年号为元兴，故云“及元兴”。自该年至景平元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负心”即“心迹未并”意。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将“是送的意思。

自“理棹遄还期”至最后，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遄，疾速。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遵渚，沿着水中小洲。骛，奔驰。修，长，此有辽阔意。坰，远郊。遄、骛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挹，舀。搴，取。落英，落花，时当秋日，当指菊花而言。二句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敲击土壤，一说敲击土制乐器，又一说是一种游戏)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本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