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陈与义
因感触春色而忧伤苦闷。朱绛《春女怨》诗:“欲知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
这首诗是陈与义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在邵阳(今属湖南)所作。据胡穉《简斋先生年谱》,陈与义于建炎四年春至邵阳,居紫阳山。这时南宋国事危急。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兵大举渡江,攻破建康(今江苏南京),十二月,入临安(今浙江杭州),高宗逃至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舟入海。建炎四年正月,金兵破明州,以舟师追高宗,不及,高宗泛海逃至温州(今属浙江)。陈与义听到这个消息,心中非常愤慨忧念,所以作此诗以发舒之。
这首诗前四句一气贯注。头两句慨叹庙堂(即是朝廷)无有平戎之策,致使金兵深入。“甘泉照夕烽”是借用汉代故事。《史记·匈奴传》说,汉文帝时,“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甘泉在今陕西淳化,汉帝有行宫在此。这句诗说,边塞的烽火照亮了甘泉宫,以汉事比况金兵逼近京都,用典贴切,而且形象化,如果直说则乏味了。第三四两句表示痛心。“上都”指京都,班固《西都赋》:“实用西迁,作我上都。”“飞龙”二字出于《周易》乾卦爻辞:“九五,飞龙在天。”中国一向用“龙”象征皇帝,此处借用《周易》“飞龙”的成辞以比高宗,暗喻其逃难远走。这两句诗是说,正在惊怪敌人的“战马”逼近京都,怎能想到皇帝竟然被迫逃入穷海之中呢?“初怪”与“岂知”互相呼应,不但句法灵活,而且表达出深切的哀痛。按当时高宗仓皇渡江,建都尚未定,不过,建康、临安均在选择之中,所谓“上都”,盖即指此,“初怪”正见敌来之速。也还另有一种解释,认为此诗前四句是从北宋末说起,“上都”指汴京,慨叹金兵攻取汴京三年之后,现在皇帝又被逼浮海逃难。这虽然也可以讲得通,但是总觉得追溯得远了一些。
第五六两句用虚浑之法,既伤叹国事,又融入自己。照一般作七律的方法,第五六两句很重要,应当或提起,或宕开,或转折,才能使通篇有远势。陈与义这里运化了李白、杜甫的诗句: 李白《秋浦歌》第十五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杜甫《伤春》第一首:“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孤臣”是陈与义自称,因为忧国情深,头发都白了,将原句的“白发”改为“霜发”,使其形象鲜明。杜甫《伤春五首》是他于代宗广德二年(764)在阆州所作,原注:“巴阆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已收宫阙。”原来在前一年,即是广德元年十月,吐蕃攻陷长安,代宗逃奔陕州,不久,郭子仪击退吐蕃,收复长安。杜甫作此诗时,因道远尚未听到收复的消息,所以他的诗中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表达了深切的忧国之怀。“关塞”二句是说,阆州离长安很远,虽然心怀忧念,而听不到消息。这种情况与陈与义身居湖南而忧念远在江浙的朝廷危难恰好相似,所以他借用杜甫这句诗以托喻,可谓非常贴切,既能义蕴丰融,而又兴象华妙,由此可见陈与义诗艺之精。末二句转出一意,称赞向子諲的勇敢抗敌,说明宋人是不肯屈服于强敌的。这两句的句法也是从杜诗“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诸将》)学来的。向子諲于建炎中知潭州(州治在今湖南长沙)。建炎三年,金兵攻潭州,向子諲率军民坚守,金兵围城八日,城陷,子諲督兵巷战,夺南楚门突围而出,后又收溃兵继续抗金。向子諲原是直秘阁学士,故陈与义借用汉官的“延阁”以称之。“犬羊锋”即是指金兵。
陈与义这首诗,雄浑沉挚,声调高亮,与其《除夜》诗风格不同。陈与义作诗是取法黄(庭坚)、陈(师道)而上追杜甫,《除夜》诗还近似黄、陈,而这首诗却嗣响杜甫。钱钟书认为,杜甫律诗的声调音节是唐代律诗中最弘亮而又沉著的,黄庭坚和陈师道学杜甫,忽略了这一点,“陈与义却注意到了,所以他的诗……词句明净,而且音调响亮,比江西派的讨人喜欢。”(《宋诗选注》146页)这段话说得很对。后来学杜甫而得其气格雄浑、音节高亮者也并不多,杰出者只有陆游、元好问,至于明代前后“七子”之学杜,浮声枵响,不足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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