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昔南行舟系汴②,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③,香火未收旗脚转④。回头顷刻失长桥⑤,却到龟山未朝饭⑥。至人无心何厚薄⑦,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⑧。今我身世两悠悠⑨,去无所逐来无恋⑩,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11), 澄观所营今己换(12)。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13)。
【注释】
① 泗州:古州名。州城旧址在今江苏盱眙东北,当时为南北交通要冲,清康熙时沉入洪泽湖中。 僧伽:唐高僧,本西域何国人,高宗龙朔初年入唐,至江淮建寺于泗州,中宗赐额为普光王寺。景龙四年卒,葬于泗州,建塔供养,即僧伽塔。
② 南行:指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轼护送父亲的灵柩舟行归蜀,自汴入泗、淮至扬州的一段路。途中曾阻风泗州。 汴:汴河,在徐州合泗水东流入淮。泗州城即当汴水入淮之口。
③ 舟人:船工、船夫。
④ 旗脚:旗的下端。
⑤ 长桥:在泗州城东。
⑥ 龟山:在泗州东北,洪泽湖中。
⑦ 至人:完人,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这里指僧伽大师的神灵。 无心:无成心,初无本意。
⑧ 造物:指天。古时认为天造万物,称天为造物主。
⑨ 身世:指人生的经历、遭际,这里犹言“前途”。 悠悠:安然自得貌。
⑩ 去:指将往之处。 来:指所从来之处。
(11) 退之:唐代文学家韩愈,字退之。
(12) 澄观所营:僧伽塔后遭水漂火焚,唐德宗贞元十五年由僧澄观重修。
(13) 甸:古时城外曰“郊”,郊外曰“甸”。 淮甸:这里指淮河地区。
【评析】
这首诗写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作者离京赴杭州通判任途中。这次外放,是苏轼自己要求的。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两次《上神宗皇帝书》和《拟进士对御试策》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新法,得罪了当权的变法派,因而遭到诬陷。御史谢景温诬告他扶丧返川时偷贩私盐,苏轼虽“实无其事”,却感到很难继续在朝中立足,于是主动要求出任地方官,被任命为杭州通判。
这是苏轼一生中第一次遭到诬陷,也是他走上仕途后第一次政治上的失意,他此时的心情是不无惆怅的。但他善于从逆境的苦闷中解脱出来,用随缘自适的思想来安慰自己,他的《泗州僧伽塔》一诗,就很生动地表现出他那种忘怀得失、 超然旷达的胸怀。
这首诗的开头,作者回忆了英宗治平三年护送父亲的灵柩南行过泗,祷风于神的情景:一连三天逆风,船只停在岸边,无法前进。船工们告诉苏轼,僧伽塔是个求风得风,求雨得雨的神塔,劝他向僧伽大师的神灵祈祷。他照着做了,结果果然灵验,祝告的香火还没有燃尽,猛刮了三天的顶头风已经改变方向,变成顺风为他助行了。清晨从泗州城东的长桥出发,乘风破浪,顷刻之间,长桥已经远远消失在背后;船到龟山,竟还不到吃早饭的时辰。在这六句诗中,“沙吹面”是极言阻风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是极写风向转变之快;“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二句,更是极夸张地把顺风行舟之速写了出来。作者使用这些夸张的描写,似乎是为了充分显示神塔的灵验,可是下面的六句诗,却陡然一转,得出了出人意外的结论。
“至人无心何厚簿,我自怀私欣所便”这两句,提出了一个问题:道家强调“至人无己”,“无己”就是“无我”;既然无我,做一切事情就必然无成心、无好恶,初无本意、事出自然,这就叫“无心”。佛教讲“所为无心”,“有心则不安,无心则自乐。”(《宗镜录》)也是同样的意思。既然至人是“无心”的,对待世人就理应无所厚薄,怎么会对焚香祝告、有求于我的,就格外给予恩惠;而对不曾拜求的人就不予帮助呢?那岂不是成了有“厚”有“薄”了吗?我出于私心,遇到顺风,不过是喜乘其便而已,与至人神佛又有什么关系呢?
下面的四句,是从反面对这一层意思的进一步发挥:假设神佛是灵验的,那么,以农事而论,正在耕田播种的希望下雨,正在收割打场的却希望天晴,该怎么办?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去者若得顺风,来者必然顶风,又该满足谁呢?如果人人向神佛祈祷都能得到满足,老天爷岂不是要一日千变了吗?这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摆在人人面前的极简单的事实,可是却从没有人由此想到拜求神佛的虚妄。在这里,苏轼用极平常的事例,极通俗的语言,将一个深奥的哲学道理,轻轻点破了。
过去人们分析苏轼的这几句诗,对其“否定神佛、不讲迷信”这一点,议论较多,我们不再多谈。我们觉得,这里需要注意另一个方面,即:作者批判的矛头,更主要的是指向人、指向人们那种种自私的欲望,以及为了满足私欲而求神拜佛的虚妄行为。在作者看来,天下人的私欲是互相冲突、彼此对立的,现在每个人都为自己的私心去拜神求佛,即使神佛真的有灵,也不可能同时给以满足,结果只能暴露出为私祈祷者的愚蠢和可笑罢了。这是这六句诗所表达的主要思想。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下文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就比较清楚了。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怨。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正因为否定了人生的私欲,所以作者在宦海沉浮的重要时刻,却感到了身世的去亦悠悠、来亦悠悠,对前途安然自若起来。前去杭州赴任,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而对朝廷,也没有什么留恋。在人生的道路上,去留行止,一任自然;就眼前讲,顺风得行固好,逆风留住也不是什么坏事。这样当然也就无须再去祷塔祈神,何况神灵也常常“倦怠”、并不那么灵验呢!这些话说得很平静、很轻松,视仕途功名如无物,完全看不到失意的悲苦和消沉。纪昀评此诗”极力作摆脱语”,正是抓住了作者这种忘怀得失的达观态度,说得是不错的。
诗的最后,回到泗州僧伽塔这个题目上来。韩愈曾有《送僧澄观》诗,记此塔之兴废:“……构楼架阁切星汉,夸雄斗丽止者谁?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柱倾扶半天赤,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龙惊遁,当昼无云跨虚碧。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可知僧澄观重修的僧伽塔有三百尺高,非常宏丽。可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及雍熙元年,此塔又经重修(见《高僧传》及《释氏稽古录》),苏轼所见到的,已经不是唐代模样了,所以有“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这样的话。但苏轼并没有对塔作进一步的具体描写,而是一句打住,下面便以登塔看山作结了。纪昀说此诗结尾“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简便之至。”(《纪评苏诗》卷十八)其实在这“简便”中是包含着深意的。这首诗以祷塔始,以登塔结,这里正写出作者前后胸次的不同;而百尺丹梯,眺望云山,寄情山水、忘怀得失,作者豁达的襟怀,高洁的志趣,也尽在不言之中了。这样戛然而止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
这首诗在写作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即事明理、长于理趣。清代的查慎行曾说苏诗“游戏成篇,理趣俱足”(《纪评苏诗》引查慎行语),苏轼自己在谈到艺术创作时,也曾强调“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确实善于对生活的矿藏进行深入的开掘,在自然现象、生活场景的具体描述中,巧妙地融入哲理的思考,从而表现出引人入胜的妙理奇趣。在现实生活中,农夫为了晴、雨而祷神,船家为得顺风而求佛,这本是极平常的事,而作者却能够穷究事理,从自己祷塔求风的亲身体验,联想到人们互相冲突的种种欲望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从而引出了拜求神佛之为虚妄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不是简单的议论入诗,而是思想和形象的水乳交融,是从人人可见的生活现象中升华出来的深刻哲理,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这首诗的语言诙谐幽默,说理透彻明白,虽“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评苏诗》卷十八),像“逆风三日沙吹面”、“香火未收旗脚转”、“却到龟山未朝饭”等句,几乎是全以白话入诗。又如“去得顺风来者怨”一句,因写了“来者”之“怨”,则顺风而去者的欣喜愉快不言自明;因写了“去得顺风”,则来遇逆风自喻。七字之中,包含四义,却写得生动流畅、毫不隐晦。像这些地方,都很典型地显示出苏诗散文化的倾向和长于议论的特点。
这首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作者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句。比如“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四句,显然是化用了宋代梅尧臣《龙女祠祈顺风》中的“舟人请余住,出庙旗脚转”、“长芦江口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等诗句。但两相比较,我们却不难发现,苏诗中的“共劝”、“香火未收”、“回头”、“顷刻”、“失”、“未”等词,大大增强了形象的生动和鲜明,苏作也因此而显得更加神完气足。又比如,宋代的王应麟曾指出,刘禹锡《何卜赋》中的“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泝(溯)者之凶。同艺于野,其时在泽。伊穜(种)之利,乃穋(先熟)之厄。”实为苏诗“耕田”二句所本(见《困学纪闻》卷二十)。但二者的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苏诗简练、明快,驾驭文字更加得心应手。后来有人说苏诗以十四字包尽刘赋三十二字义,的确并非溢美之辞。
对于宋诗化用前人诗句的问题,过去曾有很多争论。赞成者褒之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反对者詈之为“剽窃之黠者”、“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贼”,两种意见针锋相对,长期争执不下。我们觉得,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恐怕还是要对具体问题做一些具体分析。比如苏轼此诗,虽然受到前人诗赋的某些影响,却绝非亦步亦趋地摹拟抄袭,其语言上的创造,意境上的发展,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全篇而言,苏作更是远远超过了前人。这种把前人的艺术营养化入自己诗歌生命中的作法,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加以肯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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