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①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②，野老苍颜一笑温。
己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③。

【注释】

①正月二十日：指宋神宗元丰五年正月二十日。潘郭二生：指苏轼在黄州的新交潘大临(一说潘丙，乃潘大临之叔)、郭遘。女王城：据《东坡志林》卷四载：黄州城东十五里有永安城，俗谓之女王城。

②酽(yan)：浓，味道醇厚。

③赋招魂：《招魂》是楚辞篇名，东汉王逸说，宋玉因见屈原忠而被逐，乃赋《招魂》以讽谏怀王，希望他能悔悟，召还屈原。苏轼在这里用“赋招魂”来借指故友们为他的起复调还而奔走。(按据后人考证，《招魂》当为屈原自招生魂之作，王说误。)

【评析】

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二年，即元丰四年的正月二十日，曾往游歧亭(今湖北麻城)，新交潘大临、古耕道、郭遘等人送至黄州城东十五里的女王城东庄禅院。苏轼作律诗一首，原诗如下：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转眼一年过去了，元丰五年，还是正月二十日这一天，作者与潘、郭两人出郊寻春，又来到了女王城。回忆去年今日流水决决、田野青青的春景，想到岁月如流、自己已在黄州度过了三个春天，诗人的心中不胜感慨，于是追和前韵，写下了此诗。

诗的第一句：“东风未肯入东门”，使此诗一开头便涉笔成趣。东风是春的使者，总是它最先送来春天的信息。可是，作者设想，东风自东而来，如果吹入城中，必定先入东门。现在东风连东门都“未肯”径入，说明城中自然是全无春色了。这实际上是对春天来迟的一种幽默的说法，诗笔活泼而且充满情趣。

那么，春天为什么如此地姗姗来迟呢?作者“忽记去年是日”，“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的情景，不禁恍然大悟，原来春天总是先到郊野，后入城中的!于是作者决定，主动地去“出郊寻春”。这就十分自然地引出了下一句诗：“走马还寻去岁村”。这一联诗，完整、准确地点明了题目;“还寻去岁村”几个字，还为下一联诗作了必要的铺垫。

三、四两句，按理说是应该写寻春所获的。但去年今日的那一首，第二联即为春景，如果此处仍写春景，恐怕就难出新意。在这里，作者巧妙地宕开一笔，改写景为抒情，写出了“深警”之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这前一句，从表面上看，是由自己两次出游女王城时间上的巧合引出的联想。作者将自己比作秋去春来、如守信约的鸿雁，使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具有了浓郁的文学情趣。但是，透过这表面一层的意思，我们似乎可以感到埋藏在作者心底的某种苦闷：天空中，大雁高亢地叫着，由南方飞回来了，光荫荏苒，又是一年芳草绿。作者却滞留天涯、蹉跎岁月，他年年如期而至的，只是黄州城东“十五里许”的一座小庄园。这难道不是生命的盘桓、理想的禁锢?然而作者在这里却不愿轻言痛苦，所以下一句飘然一转，将这种情绪轻轻抹去。一切往事、一切烦恼，都如“春梦”一般，缥渺无踪，完全没有痕迹了。这是一种解脱、一种旷达，虽然其中不无虚无的成分，但联系下文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更多的还是积极的、向前看的态度。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这两句，是作者对自己心境的真实剖白。白酒，是淡酒、薄酒的意思，有人解为美酒，不确。作者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诗中，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一句，完全反用杜甫《遣意》诗意，句中的“白酒”也同样指淡酒。作者在这里，是有意把“白”字与“酽”字对举：喝着黄州土酿的薄酒，三杯入怀，却感到其味十分醇厚甘美;看着村野老农那黧黑的面孔上露出的笑意，自己心中也感到很温暖——这种感受，说明诗人对自己的罪谪之地不仅并不厌恶，而且开始产生一种喜爱的感情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诗人躬耕东坡，得到人民不少关心、同情和帮助。他在《东坡八首》之五中记下了这样的事：“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正是与人民的这种感情，使诗人的精神更充实、更坚定，使他对生活中的苦难能够抱一种更坦然、更超脱的态度。从这个观点来看，“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这两句诗，对我们了解诗人思想感情发展变化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方东树看不到这一点，仅由此诗出语诙谐、对仗较俗(如“白酒”对“苍颜”，“三杯”对“一笑”)，便断定“此诗无奇，开凡庸滑调”(《昭昧詹言》卷二十)，是不公允的。

诗的尾联：“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诗人在黄州的山水之乐中，在江城人民的关心、同情中，心灵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他表示甘愿在黄州长期生活下去，而不愿再回到黑暗的朝廷。“赋招魂”，原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被逐，赋《招魂》以讽谏怀王，希望怀王悔悟，召还屈原，这里用来借指苏轼的朋友们为他起复调还而作的种种努力。他告诉朋友们：我在黄州生活得很好，不必为我调还京城的事再奔走费心了。作者的这一态度，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一诗中，曾有“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一句，对封建仕途从根本上提出了怀疑;在同题的第二首诗中，作者还说过“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这样的话，反用贾昌”以斗鸡求媚于上”的典故，表明自己虽然获释，但决不去献媚邀宠的气节;在黄州作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一中，作者则说自己“形容可似丧家狗，未肯聑耳争投骨”，表示了决不摇尾乞怜的坚定态度。像这样的感情，与此诗都是完全相通的。“乌台诗案”的打击，使苏轼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他比过去更加厌弃仕途功名、希望远离权力斗争的中心，同时与人民有了更多的、宝贵的感情交流。这正是他在此诗中表示宁肯谪居黄州、也不愿返回朝廷的根本原因。

此诗的风格平易疏朗、落去锋芒，与杭密徐湖时期那种恣纵挥洒、俳谐怒骂的诗风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诗中的“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一联，比喻新颖、对仗精妙，是人们一向称道的“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