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载《古墙行》诗词选鉴赏

古墙行

建炎白马南渡时，循王以身佩安危。

疏恩治第壮舆卫，缩板栽榦由偏裨。

下锸江城但沙卤，往夷赤山取焦土。

帐前亲兵力如虎，一日连云兴百堵。

引锥试之铁石坚，长城在此势屹然。

上功幕府分金钱，欢声如雷动地传。

尔来瞬患逾百年，高崖为谷惊推迁。

华堂寂寞散文础，乔木惨淡栖寒烟。

我入荒园访遗古，所见惟存丈寻许。

废坏终嗟麋鹿游，飘零不记商羊舞。

王孙欲言泪如雨，为言王孙毋自苦。

子孙再世隳门户，英公尚及观房杜。

如君百不一二数，人生富贵当自取，

况有长才文甚武。公侯之后必复初，

好把家声继其祖。

“建炎自马南渡时，循王以身佩安危”交待昔时修筑府第的背景。一一二七年一月，金兵攻破北宋京城开封，俘虏徽宗、钦宗。金军退出开封后，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于同年五月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宋高宗，年号“建炎”，后来赵构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传说中有“泥马渡康王”的故事，故此诗中称为“建炎白马南渡时”。“循王”指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张俊。张俊曾劝赵构南渡，据江为险；南渡后，张俊平定苗傅、刘正彦等反叛，又屡破金人进犯，屡建战功，最为高宗所器重，死后追赠循王，故诗中称为“以身佩安危”。

因为张俊功重一时，绍兴十三年（1144年），“敕修甲第，遣中使就第赐宴，侑以教坊乐部”（《宋史》本传）。“疏恩治第壮舆卫”以下十句即指此事。高宗下达恩命，为张俊修治府第，以壮其车马护卫。“缩板栽榦由偏裨”。可见工程重要，全由将士动手，不用民侠。板榦，都是筑城工具，偏、裨，指将佐卫士。“下锸江城但沙卤，往夷赤山取焦土”，说明了建造循王府第工程的浩大。修建府第必须使用大量的土石，筑第的将士在杭州这座滨江城市下锸（锹），但疏松的沙土和碱土又不适宜，所以必须搬运土石。“夷”指削平；“赤山”本是传说中的山名，此指大山。因其名“赤山”，故想像其土为“焦土”。“帐前亲兵力如虎，一日连云兴百堵”。张俊手下兵将个个力壮如虎，一天之间，百堵高墙便拔地而起，耸入云端。这里接连用了两个夸张手法：削平大山用于筑墙，说明府第工程浩大；府墙高入云端，拔地而起，说明它气势宏伟。那么府墙的坚固程度如何呢？“引锥试之铁石坚，长城在此势屹然”。相传十六国夏王赫连勃勃筑统万城，每块土方皆用锥刺之，刺入则杀筑者，不入则杀刺者，以故城坚固无比。“引锥”句暗用此典。拿大铁锥来刺击试验，府墙就像铁石一样坚固；又如同稳固无比的万里长城一样，高高屹立在天地之间。紧接上文的两个夸张，这两句又连用两个比喻，更进一步渲染府墙的坚固和气势。这样，两个夸张，两个比喻，把府墙的不凡声势和无比坚固描绘得淋漓尽致。“上功幕府分金钱，欢声如雷动地传”，描述府第建成之后，论功行赏，上下欢声雷动，可见颁赏之多，从而侧面烘托出了筑第费用之大‍‌‍‍‌‍‌‍‍‍‌‍‍‌‍‍‍‌‍‍‌‍‍‍‌‍‍‍‍‌‍‌‍‌‍‌‍‍‌‍‍‍‍‍‍‍‍‍‌‍‍‌‍‍‌‍‌‍‌‍。总之，这一部分调动了诸多艺术手法，选择了修建府第时筑墙这个重点，从不同侧面加以烘托，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如此宏伟坚固的府第，一定能永久地屹立在天地之间，经受得住万古的风吹雨打。然而，诗的下半部却陡然一转，描绘了一幅极其荒凉破败的景象。

“尔来瞬息逾百年，高崖为谷惊推迁。”历史的长河日夜奔腾，瞬息之间百年已逝。高崖为谷，沧海桑田，那宏伟坚固的循王府第于今又在哪里？“华堂寂寞散文础，乔木惨淡栖寒烟。”夕日繁华的殿堂已死气沉沉，雕饰的墙基散漫朽烂；堂前的故国乔木，唯有寒烟阴雾缭绕其间。“我入荒园访遗古，所见惟存丈寻许”进一步描绘府第的巨大变化：府墙本来高入云端，势如长城，而今却只剩下丈把来高；本来是坚如铁石，威如大山，而今只留下败堵残垣；本来是亲兵如虎，欢声雷动，而今却人迹罕至，一片飘零。这种反差太大了，不能不使人感慨万端。“废坏终嗟麋鹿游，飘零不记商羊舞”两句意蕴相当深刻。“麋鹿游”用吴王夫差亡国、姑苏台上见麋鹿游之典。“商羊”是传说中的鸟名，大雨前，此鸟常屈一足起舞。汉代刘向《说苑·辨物》篇载：“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又使聘问孔子。孔子日：‘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沟渠，天将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诗中运用此典，加深了感慨之情。商羊是能够预知风云变幻的灵物，但处于繁盛时期的人们却忘记了它，因此对世事的盛衰不能预知。一旦盛极衰来，只能面对荒园野鹿、破败凋零，发出无可奈何的慨叹。诗人在这里流露出的居荣思辱的感慨，也是对世事变幻的无奈：既使能够预知，又该能如何呢？世事毕竟是要变迁的啊！

出于这种无奈和感慨，诗人对“王孙”即张俊的后人进行了劝慰和开导。“王孙”株守在废第里，偶见诗人经过问询，自不免欲言未言、已泪下如雨。对此，诗人劝慰道：你不要太感痛苦了，想大唐贞观的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生前相业何等隆赫，其子房遗爱、杜荷都娶了公主，但两位贤相一死，不久其子便或被杀、或流放，家声大跌。无怪目睹其事的另一位唐初功臣李勣（封英国公），在临终前感叹道：“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尽。”（《旧唐书·李勣传》）可见，名臣之后，再世而隳毁其家，实是常事；像王孙您这样尚能留居旧第，已是百不存一二、非常可贵难得的了。人生要自取富贵，不能依赖先人余萌，您有文武长才，又是公侯名门之后，定能重振门户、绳武乃祖的。这一段话，在全诗占了三分之一篇幅，可见诗人感慨良深。另外，这一段其实也是诗人对于富贵显达的态度的流露。杨载中年以后才以布衣召为国史院编修官，最终也未能显达，他的诗歌中经常流露出对飞黄腾达的渴求。因此，他在本诗的结尾处才不厌其烦地鼓吹富贵荣华、光宗耀祖。这从一个侧面，亦可展示元代知识分子的深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