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艘龙舟犁破大运河的血脉
——许诨《汴河亭》
汴河亭
许诨
广陵花盛帝东游，先劈昆仑一派流。
百二禁兵辞象阙，三千宫女下龙舟。
凝云鼓震星辰动，拂浪旗开日月浮。
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
公元604年至公元618年，一段封存于时空隧道中的年代。它的出口在沉重的史书中。然而对于这段历史，很少有哪个中国文人能带着一种轻松自如的心情去翻看，他们需要在文化上和心理上同时做出准备，并摆正反思的目光。因为，就是这十四年间，中国出现了殿阁林立的洛阳，以洛阳为中心，出现了全长约五千多华里的大运河，大运河上，出现了一只数量为五千一百多艘的龙舟船队。
当然要提到隋炀帝。这位毁琴投沙的将门之子，以历代皇帝少有的隐忍和伪饰登上了天子之位。在北面称君以前，他远离声色、爱护士卒的行为，感动和蒙蔽了文帝和朝臣，而一旦拥有四海，号令天下，他压抑已久的欲望便有如汹涌的山洪，一发而不可收。民不聊生与我无干，国库空虚何须一顾？隋炀帝在做一次空前的补偿，补偿他自在人格的丧失，补偿那段虚伪矫情的岁月。
于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比周王朝还要浩大百倍的迁都，在公元605年宣告开始。确切地说这是在营造一个新都，与关中故都长安遥相呼应。隋炀帝选择了四通八达的洛阳，从这里，他可以顺流而下转运关中物资；从这里，他可以避开黄河天险取得山东、江淮一带的物产。坐视天下，没有比洛阳更理想，刚即帝位的隋炀帝没有理由不选择它。而洛阳却别无选择，一千多年前，周平王将都城迁到这里时，它没有太多的热情；一千多年后，面对隋炀帝的到来，它仍然沉默。打夯的号子响起来了，厚重的柱础竖起来了，雄伟的宫殿建起来了，琉璃瓦在阳光下闪烁着一个帝王的骄傲，洛阳却在沉积的土层中听到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毫无疑问，是新都的营建，启迪了隋炀帝的灵感。我们可以想象一千四百多年前的某一天，身着华衮的隋炀帝望着浩浩荡荡的黄河出神，他在想江南——黄河的另一岸。江南的风光太美了，江南的水脉太芜杂了，他要修一条运河，一条连接都城与胜景的运河。皇帝的一个念头往往就这样地带动起一项工程，用十几个世纪后的词说就叫“创意”。隋炀帝的“创意”很随意，随意得动用了二百二十多万个民工，随意得挖掘了整整六年，随意得绵延五千多华里。尸骨肥沃起水草，大运河，全是血泪。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运河修到了江都，宏阔的水面上就出现了一支浩大的船队。这位曾做过扬州总管的皇帝，从即帝位起就在筹划着重游江都。公元605年，他回来了，可气派和威仪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扬州总管。隋炀帝的龙舟高四十五尺，宽五十尺，长二百尺，上下四层，牵引龙舟的殿脚千余人，皆穿锦衣彩袍，两根青丝大绦如两根钢弦拦向运河两岸；在他之后便是皇后、宫人、官吏、诸王、公主，甚至僧尼道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这支历经五十日才发尽的龙舟船队与其说在巡游，莫如说是在张扬，张扬皇权，张扬一个刚刚找回的自在人格。炀帝高踞船头，睥睨着运河两岸的子民，却忽视了来自龙舟之下的水声。
公元618年，隋炀帝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一切都出乎了这位皇帝的预料，当他还在引镜而照，自语“好头颈，谁当斫之”的时候，一根练巾勒断了他的咽喉。他的身后很悲凉，没有像样的棺椁，没有举国致哀的葬礼，没有高大的陵寝，“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他最终的归宿是扬州城郊观音山下一个仅高数尺的小土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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