蒿里行
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成阳。军合力不齐,踌蹰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相自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和《薤露》都是送葬唱的挽歌,但后者哀挽的对象是王公贵人,而前者哀挽的对象则是士大夫庶人。本篇追记汉末史实,哀伤战乱中死亡的人民,题实司之。诗中所述史实是: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各州郡十馀路诸侯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兴兵讨伐董卓。董卓纵火焚烧洛阳,挟持献帝到长安。当时形势本来对义军有利,但由于袁绍等人各怀异心,观望不前,乃至相互攻袭,使联合军事行动流产,从此天下陷于军阀混战,血流成河,十室九空,灾难空前。本篇即以沉重的笔墨,回顾反思了这一段历史,谴责制造战乱的历史罪人,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
前四用沉重的笔墨叙述起兵之初,讨卓联军最初是以打着匡扶汉室的正义旗号吊民伐罪——相传武王伐纣时和诸侯会于盟津(今河南孟津)、而刘项亡秦则以入咸阳定关中为目标,诗中合用这两个典故,以叙时事。就全诗来说是先扬后抑。因为这支联军中各路军阀,都想伺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所以“军合——力不齐”。史载董卓在洛阳大焚宫室,自恃兵强,而袁绍等彼此列兵观望、莫肯先行——“踌躇而雁行”,意在保存各自的力量。当时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董卓部将徐荣,虽然失利,却表现了他的立场。不久,联军由于势利之争,酿成一场内讧,袁绍、韩馥、公孙瓒等,发动了汉末的军阀混战。袁绍与异母弟袁术公开分裂,建安二年(197),袁术在淮南僭称帝号;而早在初平元年(190)袁绍就与韩馥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当时曾向曹操出示过一枚金玺,已暴露其野心。前十句就用简洁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可谓诗史。
军阀们制造战争,战争则制造饥荒、瘟疫和死亡。“铠甲生虮虱”是一个极其生动的细节,将战争的旷日持久、士卒们人不卸甲、马不解鞍、不堪其苦的状况,和盘托出。至于老百姓的处境,自然又在士卒之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又一个令人触目心惊的细节。在古代农业社会,六畜之中,唯鸡与犬是最普遍的家畜,可作为“人家”的代名词(故有“鸡犬之声相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说法),“无鸡鸣”等于说无人烟。这几句写兵连祸结之下,生产破坏,民生凋敝,哀鸿遍野,堪称典型、深刻、有力,写出了一个人间地狱。那是一个绝无温情的时代,是一个“使年老的失去仁慈,年幼的学会憎恨”的时代。诗的结尾却生出“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喟,情不自禁,无一丝造作假借。前人评其诗说“此老诗歌中有霸气,而不必王;有菩萨气,而不必佛。”“一味惨毒人,有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谭元春)。如此诗结句,一方面表现出大慈悲,一方面隐含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责任心。刘勰所谓“志深笔长”在此。
借古乐府写时事,是曹公的发明,遥启杜甫诗史。诗中从兴兵讨卓到军阀混战,展示了一个从义到不义的变化过程,也就是军阀野心逐渐暴露的过程。在描写这个过程时,诗人不一顺平放,而注意时时提笔换气,如首四句,写得堂堂正正,“军合力不齐”以下则每况愈下,最后点明军阀各有称帝野心,层层剥笋,步步深入,故饶有唱叹之音。诗的前半是历史事件纵的叙述,后半则是社会现象横的描绘,前半是因,后半是果,结构十分浑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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