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琰《悲愤诗》赏析原文与诗歌鉴赏

悲愤诗

蔡琰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甚。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详。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孓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属。所略有方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已。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乏?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每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鸣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本篇长达五百四十字，是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自传体长篇叙事诗，也是杜甫之前文人长篇叙事诗的杰作。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在汉末大动乱中诗人独特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人民共同的苦难，具有史诗的性质和悲剧的色彩。

全诗分三大段。从“汉季失权柄”到“乃遭此厄祸”四十句为一大段，写诗人在汉末兵乱中的亲身经历。前十四句(篇首至“所向悉破亡”)，写董卓之乱，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到初平三年(192)约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亦可与曹操《蒿里行》相参看。“斩截无孓遗”以下八句，写卓众对人民进行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的罪行，据《三国志·董卓传》载：“(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与此诗所写“斩截无孓遗，尸骸相撑拒(堆积);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同属这场浩劫之实录。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军大掠陈留、颖川诸县，其部队中杂有羌胡兵(“来兵皆胡羌”)，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但诗中所写“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笔墨实已超越个人悲惨遭遇，而著眼于当时民众共同苦难遭遇。“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述在集中营的生活，诗言所略万计，不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以纪实的细节十分逼真地再现了集中营灭绝人性的管制，和恐怖的气氛。还有乱兵辱骂俘虏的冷血冷面与穷凶极恶，活灵活现，绘声绘色，“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等于说“给你龟孙子一刀，老子要你的命。 ”

从“边荒与华异”到“行路亦鸣咽”亦四十句为二大段，写流落异域思念故土之情及得归故乡时的抛子之痛。这是《悲愤诗》中最重要的一段，写出了诗人独具的、千古不能有二的命运“奇冤”，那就是作为被掠夺的妇女，不得已在匈奴婚配生子，于是，故国老亲之思和膝下幼子之爱，对于诗人同等揪心的感情，现在奇怪地变成了不容得兼的熊鱼，一旦要她自己作出选择，就等于是让她自己把心剖成两半。这就是蔡文姬的悲剧!先是流落天涯见不到故乡热土和白头老亲的赤子悲剧——“边荒与华异”等十二句所写即此，“少义理”三字以少总多，概括了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以下写霜雪胡风，引出对父母的思念;以下写有客来访，以为是乡亲，一问却差得远，凡此都深刻写出她希望归根的故国之思。天从人愿，曹公遣使来迎，归国几乎是不容考虑的选择时，却又导致了慈母与幼子诀别的悲剧——“邂逅徼时愿”以下写此。象这样并不直接或不完全属于人为的悲剧，人们往往只能归之于命运，用俗话来说，蔡文姬的命实在太苦了。诗人给我们刻画了如此真实而摧人泪下的场面：一方面是天真无邪的孩子，根本不相信母亲即将扔下他们远走高飞的“流言”，要母亲来加以证实，几句质问使为母亲的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唯有号泣着抚摩孩子，陷入深深矛盾痛苦之中。即将归国、绝处逢生的意外欢喜，已不成其为欢喜。另一方面是同时被掠，流落南匈奴看不到生还希望的女性难友，对文姬归汉的幸运羡慕死了，竟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马为立踟蹰”四句营造气氛，更加强了悲剧意味。如此力透纸背的描写，非亲身经历者难道其只字的。

从“去去割情恋”到篇末二十八句为三大段，写诗人回到家乡的情况。诗中人感情不象离别时那样激动，但更深沉，更悲凉。使得诗人强忍着极大痛苦归国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对山河的思念，对故国乔木的思念，对父母的思念，对亲故的思念，对自己生小熟悉的一切事物的思念。然而口到家乡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家人没有了、亲戚没有了、城市毁坏了，熟悉的一切都荡然无存，留下的是战争的创伤，诗人压根儿就是在寻一场梦，但这场梦早已烟消云散。诗人悲伤极了，“旁人相宽大”，可这种悲伤是无法安慰的。“托命于新人”以下写努力重建生活。然而谈何容易。首先是丧失了生活乐趣;其次是经过一番流离，心灵的创伤无法平复，有些心理变态或神经过敏——即使别人并不轻贱自己，自己却摆不脱自卑心理，总耽心别人的轻贱。诗人的笔力之深刻，还在于它如此真实反映了时代、命运加在妇女身上的沉重精神枷锁，这也是制造女性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悲愤诗》有的地方是大处著笔，如开篇写董卓之乱，几笔就交待出时代背景，二段开头“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更是高度概括，一笔带过。这些交待都有必要，它们使全诗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氛和立体纵深之感。有的地方进行细节描写，极为生动，如集中营里的情景，和归汉时别子的情景。这种细节描写，使全诗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氛，具有史诗的规模。虽然是一首叙事之作，但全诗情系乎辞。全诗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个人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所谓悲愤非它，乃是对战祸造成对妇女人权的践踏和伤害的控诉，诗以受害者的特殊身份道来，自然惊心动魄。蔡琰给千古读者展示的是一颗被损害的妇女的心，尤其是一颗破碎的母亲的心——作者为突出这一点，用了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关于念子之痛描写，先写“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张玉谷)，然后正面描写别子，归途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诗人情感这一方面挖掘最深，此外如在集中营里遭受奴役时压抑心理，和归国后不能平复的心灵创伤的刻画，也是十分深刻的。全诗的语言浑朴，明白晓畅，无雕琢斧凿的痕迹。同时间有人物对话描写逼真传神，与人物身份吻合，如集中营里乱兵辱骂俘虏的几句恶言，酷肖声口;又如归汉时儿子抱颈所说的几句话，绝类儿语，洋溢着天真。这种对话描写的水平与《焦仲卿妻》是可以比美的。

《悲愤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有独到之处，它与《焦仲卿妻》堪称汉末叙事诗中的双璧。蔡文姬也因此成为中国诗史上第一位卓越的叙事诗人。后来杜甫的《咏怀五百字》和《北征》等五言长篇叙事杰作，都有得力于《悲愤诗》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