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柳永

永远的柳永

柳永其人在《宋史》中无传。众多宋人笔记中的记载也只是小说家言，但仍以大略地窥见柳永的感情生活。

柳永尽情放浪多年，身心俱伤，晚年居名妓赵香香家。一日，赵香香在家做了个白日梦。梦见一黄衣吏从天而下，说：“奉玉帝意旨，《霓裳羽衣曲》已旧，欲易新声，特借重仙笔即刻便往。”柳永醒来，即要沐浴更衣，对赵香香说：“适蒙天帝召见，我将去矣。各家姐妹可寄一信，不能候之相见也。”言毕，瞑目而坐。香香视之，已死矣。一代词魂就这样飘然而去。

一些野史笔记记载，柳永晚年穷困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伎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他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过问。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情痴，凑一笔钱为他安葬。谢玉英曾与他拟为夫妻，为他戴重孝，众妓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之时，东京满城歌伎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谢玉英痛念柳七，哀伤过度，两个月后便死去。陈师师等念她情重，葬她于柳永墓旁。每年清明节，歌伎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这个习俗一直沿袭到南宋末期。

有道是：“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绍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柳永的一生，就像是一本精彩的小说，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潇洒时光，有无限缱绻的绮梦温存，有种种缠绵的相思与回忆，还有从众星拱月落到人生谷底的瞬间……这样的一幕幕，使他的人生如夏花般多姿多彩。他的才情在跌宕起伏的人生路上恣意挥洒，留下种种经典与传奇。

他的存在如同烟花，将大宋的江山点染得绮丽无比。他用极度的高温捍卫自己的光芒，在激荡起的红尘喧嚣尚未褪去之时决然地消失，只留下一地冰凉，一地破碎。

在词的发展史上，柳永是个里程碑。也算他那原本有些身不由己的人生经历里，取得了歪打正着的成就。

在柳永之前词坛多小令而极少长调慢词，不过是士大夫们的歌筵舞席之消遣。在宋朝初期的半个多世纪，词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据《碧鸡漫志》记载“四五十年间，词作者不过10人，词作仅存33首。”直到11世纪上半叶柳永等词人先后登上词坛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宋词开始逐渐步入辉煌。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没柳永的创新开拓，后世的苏东坡、辛弃疾等大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想象的。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880多个词调中，有100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现在，最有代表性的两种词谱当推清代万树编的《词律》和清代康熙敕撰的《词谱》，每一种中都有这样的说明：“此调唯耆卿有之，他无可考。此调只有此词，无别词可校。”

有人说，词从晚唐五代时开始诞生、成长，到温庭筠那里开始成为文人词。到了北宋柳永手中才真正成熟起来。柳永以他的文学音乐天才和毕生精力、心血，将宋词发展定型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文学体裁。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引项平斋之语也说：“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将柳永的地位与唐朝诗圣杜甫相提并论，可谓称赏无以复加。

所以有人戏称：“宋词这锅饭，是温庭筠生了火，是柳永把它煮熟的。”

词能够提升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柳永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一曰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改变了以往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李清照《词论》中称：“有柳永者……变旧声为新声……大得声称于世。”此处所说的“变旧声为新声”，道出了柳永填词在艺术上善于翻新旧曲的特色。如《女冠子》词调，原来只有41个字，被他增为111个字和114个字两体。他还能自造新声，如《夜半乐》词调，一改词惯为上、下两阕为三叠。是他使慢词发展成为与小令双峰并峙的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自此，长词成为流行的词体。柳永以前，慢词总共不过十余首，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132首。

其二曰创意。晚唐以来，词里抒发的大多是类型化、普泛化的情感。从李煜才开始注意表现自己的人生感受，柳永承其余绪，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作为关注对象，像是表现都市的繁华、山川的壮丽、羁旅的愁思、怀古的叹喟、对劳动生活的描述以及对官场争逐的厌弃，他的羁旅行役词展示的就是他一生宦游求索，挣扎浮沉的悲凉。使词都呈现出较为宽阔的画面和较为深刻的情感。从而冲破了晚唐五代词多写男女情爱与闺阁园庭的狭小范围，把词笔投向关塞山河、通都大邑、历史兴亡之中，这就使其词呈现出高远深邃、雄阔浑厚的境界。

其三曰创法。柳永以前常见的抒情方法是运用比兴，通过外在物象的描绘烘托映衬主人公瞬间的心绪。柳永借鉴汉赋的铺陈骈文手法，首次将赋法移植入词。故其抒情词往往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雨霖铃》就像一曲长亭送别的独幕剧，事中有人，情由事生。后来的秦观周邦彦多用此法而变化之。他擅长白描手法，他的词铺叙刻画，情景交融，更多吸收生活中的语言，以俚语入词，形成自家独特的语言风格，即所谓“屯田蹊径”、“柳七风调”。柳词语言通俗浅近，能够雅俗共赏，因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创作“流行歌曲”的大师。是他使长词成为流行的词体，而他将土语、方言入词以及铺叙的写法，后来也被词界普遍地采用了。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丰富的表现力，能把小令难以表达的复杂内容曲折尽致地表达出来，而这也是为大家所能普遍接受，很快成为词的主流的原因。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词自晚唐以来，但有小令，慢曲当起于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梁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传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相继有作，慢词遂盛。”

柳永是一个专攻作词的职业词人，倚声填词是他毕生精力之所注。虽然柳永在官场上的地位低微，但在词史的发展上却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经他不经意的一推，就把词的发展向前推了一大步，

应当说，柳永词的由俗化雅，柳永这一人格形象的出现，与大宋王朝的经济社会文化转型是有关系的。北宋商品经济繁荣发达，商人市民阶层崛起，他们的生活态度和审美趣味深刻影响了时代的文学审美风尚。

关于柳永和他的词，历来评价不一。当时的词坛“雅文化圈”不太认可柳永的词，认为他的词出语俚俗，浅近卑俗。与柳永同时代的另一大词人张先讥诮柳词“语意颠倒”。严有翼《艺苑雌黄》评柳词是：“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蝶之语。”王灼《碧鸡漫志》认为柳词有“野狐涎之毒”:“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当时的词坛领袖晏殊就对柳词有些不以为然。据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吗？”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但是，柳永词的艺术影响力却是公认的。与晏殊相比，另一文坛巨星苏轼却是另一种胸怀。赵令畴《候靖录》卷七引苏轼语评价：“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在柳词中，写都市繁华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写羁旅情怀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写旅途景色及感受的《夜半乐》（冻云暗淡天气）；写离愁别绪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悲秋念远的《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淡）；写执着追求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等，这些词艺术性极高，历来被认为是柳词的代表作，是宋词中第一流的精品。

苏东坡曾经老是和柳永比：“我词何如柳七？”“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他总是忘不了柳永。可见苏东坡对柳永的词相当看重。他不赞成柳永格调淫靡一类的词，却认为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于诗中不减唐人高处。既然苏东坡看到了这一点，他自己所开拓出来的“天风海涛”之曲也未必不受柳永词的启发。柳永词的开阔博大影响了苏东坡，苏东坡开拓发展为独树一帜的豪放风格词派。而柳永词中铺陈叙述的手法影响了周邦彦，周邦彦开拓为新的词作风格。

苏东坡在翰林院时，曾问一幕僚，自己的词与柳词有何区别。幕僚回答：“柳词只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手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学士之词则必须由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哈哈大笑。可见，东坡是豁达的，也是清醒的。

柳永在当世“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已代表了他词作的风靡程度。可见并不缺少知音。柳永词不仅为红袖女子所喜，就怜方外之士亦爱慕之，令人称奇。刑州开元寺有一僧名法眀，平素落魄不检，嗜酒好博。每次至大醉，即唱柳永词。由是乡人莫不侮之。每有召饮者其欣然而从，酒酣乃讴柳词数阙而后已，乡人皆称其为疯和尚。忽有一日，谓众僧言：“吾明日当逝，汝等无出观。”众僧笑言：“岂有是哉。”翌日晨起，法眀摄衣就坐，呼众言：“吾往矣，当留一讼而去。”众人惊愕而细听其言“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乃逝。（见《类苑》）柳永若得知此事，即是一生惆怅，也应慨然长笑。

据说宣和年间，有个叫作刘季高的人，曾经在相国寺吃饭时和人谈论柳词，大肆诋毁，旁若无人。有一个老太监听见了，默然起身，徐徐取出纸笔，跪在刘季高面前请求说：“您以为柳词不好，何不自己作一篇给我看？”刘季高哑口无言，这才知道大庭广众间不宜轻论柳词是非，可见柳永的拥趸直到北宋末尚绵延不绝。哪怕是批评他的人，也承认他的作品是难以胜过的。

据《后山诗话》记载，宋仁宗其实也是很欣赏柳永词。柳永的每一首新词出来，立即都能传入禁中。这位仁宗皇帝赵祯常常酒后命宫女们演唱消遣。北宋时翰林院学士范镇，与柳永同年，他很喜爱柳的才华，可听说柳专心致志地写词时，便叹息说，怎么把心思用在这上头。范镇退休之后，听见亲朋故旧之间盛行唱柳词，不少是描述宋仁宗统治期间的繁盛和风土人情，很有感触而又叹息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院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方與胜揽》卷十引）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说：“仁宗皇帝统治四十二年，我在翰林院任职十余年，写不出一句歌词赞颂，竟然在柳永词中见到了。”

宋人黄裳在《书乐章集后》中曾这样评价：“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无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转引宋人评价柳永词《戚氏》:“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以《离骚》来比柳词，可谓推祟之至。

正如当代学者李劼所说：一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道尽宋朝人文气象。纵观一部中国历史，有宋一朝犹如一个感伤的黎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自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