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晚唐体与江湖诗风

南宋诗坛自杨万里起，就形成江西体与晚唐体并存的局面，但到了叶适则又有进一步变化，他鄙视欧、梅以来独具面目的宋诗，而钟情于学习唐人的晚唐体，并推出“四灵”作为代表。他在《徐文渊墓志铭》里说：“初，唐诗久废，君与其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工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汗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诗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四灵”复兴的唐诗，实际上是晚唐体诗，一种模仿贾岛、姚合的苦吟诗风，因主清切，镌小景，刻画太甚而流于纤仄，亦有写得自然清新、圆美精巧的作品。

“永嘉四灵”指的是当时永嘉的四位诗人，即徐玑（1162－1214），字致中，又字文渊，号灵渊；徐照（? －1211），字道晖，又字灵晖，号山民；翁卷（? －?），字续古，又字灵舒；赵师秀（1170－1220），字紫芝，又字灵秀，又称灵芝，号天乐。由于四位诗人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故谓之“四灵”。他们都是永嘉人，诗风极为相近，而且都因叶适的鼓吹而闻名于世。他们作诗仿效晚唐体，破“资书以为诗”的宋诗陋习，以清新自然的作风矫正江西派的粗犷。如徐玑的《泊舟呈灵晖》：

泊舟风又起，系缆野桐林。月在楚天碧，春来湘水深。官贫思近阙，地远动愁心。所喜同舟者，清羸亦好吟。

赵师秀的《薛氏瓜庐》：

不作封侯念，悠然远世纷。惟应种瓜事，犹被读书分。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吾生嫌已老，学圃未如君。

不堆砌逞博和争奇斗巧，只是以白描作诗，清新流丽，自有其独到之处。“四灵”诗歌常选择自然山水作为表现的对象，描绘目之所及的江南湖光山色，营造冲淡平和、轻灵清寒的境界。

南宋中叶以后，除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大诗人外，一般诗人作诗多承江西体而失之粗率僻涩，于是“四灵”乃效晚唐体写萧散野逸之趣，追求一种平淡简远的韵调。他们的七绝数量不多，但写得新颖灵活，圆美自然，比五律更显得气韵浑成，实在是很有些诚斋体的风格意味，如：

小船停桨逐潮还，四五人家住一湾。贪看晓光侵月色，不知云气失前山。（徐照《舟上》）

无数山蝉噪夕阳，高峰影里坐阴凉。石边偶看清泉滴，风过微闻松叶香。（徐玑《夏日闲坐》）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

数日秋风欺病夫，尽吹黄叶下庭芜。林疏放得遥山出，又被云遮一半无。（赵师秀《数日》）

诗中多流露出自适闲放的超旷之情，加之所写景色带有一层清冷的寒意，从而构成萧散简远的审美意境。这种模山范水的白描之作在“四灵”诗中数量是比较多的，在流行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南宋诗坛上，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能于南宋“中兴四大家”之后独标一帜。但“四灵”以及江湖诗派作诗，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多数缺乏胸襟抱负，止于流连光景而已。

江湖诗派是继“永嘉四灵”而兴起的一个诗派，在南宋后期诗坛占主导地位。他们作诗学晚唐体，形成风靡一时的江湖诗风，但除了刘克庄、戴复古等人之外，真正有成就的诗人不多。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今属福建）人。他出身于仕宦家庭，于宁宗嘉定二年（1209）荫补将仕郎，次年出任靖安县主簿，后来调真州录事参军，又改宣教郎，知建阳县，政绩颇著。嘉定十三年（1220），他因咏《落梅》诗获罪，闲废十年之久。理宗端平二年（1235），他被起用，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权侍右郎官，后被疏罢。淳祐六年（1246），理宗召对，他面奏三札，论朝政得失，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因奏史弥远有无父无君之罪事被劾罢。以后他又累起累伏，宦海沉浮，景定五年（1264）以目疾谢事，除焕章阁学士守本官致仕。

在众多的江湖派诗人里，刘克庄是少有的仕宦较为显达的人，他在诗歌方面是江湖诗派的宗师，于词的创作又被称为辛派词的后劲。与其他江湖诗人一样，他早年作诗从晚唐体入手，刻琢精丽，风格清轻简淡。如《早行》：

店妪明灯送，前村认未真。山头云似雪，陌上树如人。渐觉高星少，才分远烧新。何烦看堠子，来往暗知津。

纯用白描写早行所见，不用僻字和典故，尤注重中间两联的锻炼磨莹。但就在江湖诗风已差不多垄断了南宋后期诗坛的时候，他敏锐地发现了一味学习晚唐体、“四灵”所带来的弊病。为了拓宽诗境，他转而尚古体，尊韩诗，作诗努力向陆游靠拢，追求一种抑扬开阖、悲愤慷慨的风格，多针砭时弊之作。如《落梅》：

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乱点莓苔多莫数，偶粘衣袖久犹香。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讽刺当权者嫉贤妒能，陷害忠良。再如《戊辰即事》、《北人来二首》、《扬州作》等作，把对人民的同情与国家残破的悲愤结合起来，在诗歌内容情感上与陆游的作品更相似。

刘克庄六十岁之后的后期诗歌创作，更加有意识地追踪陆游、杨万里的大家气度，对一味专学“四灵”和晚唐体的江湖派诗人的小家数予以批评。其《病起十首》其九云：

变风而下世无诗，幼学西昆壮耻为。老去仅名小家数，向来曾识大宗师。百年不觉皤双鬓，一字谁能断数髭。诚叟放翁几曾死，著鞭万一诗肩随。

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忧国忧民的作品，如《又闻边报四首》、《杂记十首》、《书事十首》、《有感》等。由于屡被闲废和受疾病折磨，加之亲人离世，刘克庄晚年写的一些抒写个人情怀的诗歌，常于沉郁低回中含一种悲凉疏放的落寞情调，如《示同志》：

满身秋月满襟风，敢叹栖迟一壑中。除目解令丹灶坏，诏书能使草堂空。岂无高士招难出，曾有先贤隐不终。说与同袍二三子，下山未可太匆匆。

再如《久雨》：

春来能得几朝晴，病叟深藏似冻蝇。独夜山房唯烛影，暮年家乐只檐声。垫巾此老犹标致，裹饭何人访死生。村北村南泥滑滑，且宜高卧闭柴荆。

江湖派诗人的作品每给人以严整有余、奔放不足的感觉，刘克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觉得江西派“资书以为诗失之腐”，而晚唐体“捐书以为诗失之野”，想尝试着将江西和晚唐加以调和，走出一条新的路子。他作诗除向陆游、杨万里看齐外，还受到杜甫、韩愈、李贺及晚唐诗人的影响。由于多方面吸收唐诗的艺术营养，并熔铸了宋诗的时代内容，以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他能于“四灵”和晚唐体外自为新体，成为江湖诗派成就最大的诗人。

一般江湖诗人作诗多以“四灵”为榜样，高者工于炼字琢句，吐辞警隽，风格清圆轻灵；下者则窘于篇幅而浅于情意，千人一篇，千篇一律。所幸的是江湖派的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能不受“四灵”所划定的晚唐体束缚，他们所学唐代诗人的面要宽得多，同时又多少接受了南宋“中兴四大诗人”的影响。

戴复古（1167—约1252），字式之，自号石屏，天台黄岩（今属浙江）人。他幼孤失学，长大后方发愤读书，但布衣终身，一生以诗行谒江湖。他居无定所，曾到过东吴、浙西、襄汉、北淮等地，踪迹很广，结交各阶层的诗友数百人，至老年仍为衣食奔走四方，以诗名于江湖间凡五十年，其生活状况在江湖诗人中是最具典型性的。他尝去三山从陆游学习而诗艺大进，能在盛唐和中晚唐名家中转益多师而自辟蹊径。他像“四灵”一样将精力放在五律上，但“四灵”的五律多咏景物，注重字句的锤炼和对偶声韵，他的五律则多写人情世事，采取白描手法而无斧凿痕。如《世事》：

世事真如梦，人生不肯闲。利名双转毂，今古一凭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吟边思小范，共把此诗看。

在感时伤世中有种时事艰难的迫切感和沉郁感，在极少用典的情况下，仍能深得杜诗沉郁顿挫的风神。他的诗不乏忧国忧民的内容，表现为对恢复中原的期待，对国家局势、民族危亡的忧虑，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但在忧时伤世中往往渗透着身世之感，更多的是个人生活感受的抒发。如《冬至》诗：“时光流转寻常事，世故惊心感慨多。”其《处世》诗云：“风波境界立身难，处世规模要放宽。万事尽从忙里错，一心须向静中安。”他在《杜门自遣》中说：“世事茫茫心事灰，众人争处我惊回。闭门不管花开落，避俗唯通燕往来。富贵在天求不得，光阴转地老相催。平生任达陶元亮，千载神交共一杯。”直抒胸臆，追求自然平易，善于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现出来，直白而不流于枯涩。

方岳（1199－1262），字巨山，号秋崖，新安祁门（今属安徽）人。他是绍定五年（1232）年进士，授淮东安抚司干官，后历任工部郎官、知南康军、知饶州、知袁州、知抚州等职。在南宋后期，他的诗名差不多比得上刘克庄，尽管他并无漂泊江湖的经历，仍被视为江湖诗人。他作诗主清新，工于镂琢，常能制作出一些新巧的对偶，如“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别子才司令》）；“宠辱易生分别想，是非政可鹘仑吞”（《次韵汪宰见寄》），把寻常典故成语巧加组织而成名句，流传比较广。

江湖诗派属于诗人众多的群体，其中真正有成就的诗人并不多，值得提及的还有周文璞、叶绍翁、高翥等。他们偶有佳作，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此诗写景清新秀丽，为后人广为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