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故事

一、时代、家世和蜀中生活

李白,字太白,生于701年(武后长安元年),卒于762年(代宗宝应元年),是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他一生的大部分正当玄宗开元、天宝年间。那时社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知识分子比较普遍地富于进取精神。但到了玄宗后期,统治集团的腐朽性日益增长,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终于在755年(天宝十四年)爆发了安史之乱。直到诗人逝世后的第二年,这场战乱方告平息。

由于资料缺乏,关于李白家世至今还有一些疑问,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大致说来,他的先世曾远谪西域,居于碎叶(今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其时大约正当隋末。至唐中宗时,李白之父携家内迁,居于绵州昌隆县青廉乡(在今四川江油)。李白父亲终身未仕,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但是颇有文化修养,而且家庭十分富有。

李白从小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接受了古代思想家多方面的影响。他还学习剑术,颇有任侠之风。又常与一些隐者道士来往,从《登峨眉山》诗便可见出他青年时代向往神仙道教的志趣。平民化的、儒教气息并不浓厚的家庭,道家、纵横家思想和任侠作风的影响,对于李白豪放不羁的气质以至其诗歌纵恣奔放的独特风格的形成,无疑都是很有关系的。

李白蜀中时的作品流传下来不多,但从当时所作诗歌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白头吟》等篇中,已经表现出颇高的文学才能。

大约在二十五岁那年秋天,李白乘舟出三峡,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此后除暮年因流放到过三峡西端的奉节外,诗人就再也不曾回过蜀中了。

二、从去蜀远游到应诏入京

李白沿江东下,在江陵结识了年届八十、备受唐王朝礼遇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称他“有仙凤道骨”,李白非常兴奋,为之而作《大鹏赋》。他以大鹏自喻,借《庄子·逍遥游》的故事寄托自己宏大的胸怀,表现了向往不平凡事物、追求自由、不愿过平庸生活的性格。以后李白诗中还曾不止一次自比为大鹏,充分体现了他的豪迈气质和自负心情。离开江陵后,李白又泛洞庭,登庐山,直下金陵、扬州、会稽一带。一路上广为结交,豪爽慷慨,挥金如土。然后又溯江西上,最后到达安州治所安陆(今湖北安陆),并与故相许圉师孙女结婚。从此以安陆为中心,漫游荆襄、长安、洛阳、嵩山、太原、东鲁等地,为时约有十年。

这十年其实是李白争取朝廷重用、为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而奋斗的十年。李白抱负很大,希望做帝王的辅佐大臣,在政治上取得赫赫建树,然后再象古代范蠡、张良那样,决然舍弃卿相之贵,浮游江海,栖隐山林。他把宏伟的政治抱负和对隐逸求仙自由生活的喜爱,统一于自我设计的“功成身退”的生活道路之中。在安州所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就是这一生活理想的集中表现。他更重视的是“功成”,须待功成后方能安心退隐。这种政治上的进取精神贯穿了李白一生。

李白渴望参与政治,但又不愿循规蹈矩,走唐代一般士子所经由的通过常规科举考试以入仕的道路。他希望能一朝蒙受帝王赏识而被大用。于是他多次干谒地方长官,投赠诗文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希望得到推荐,以至于声闻朝廷。有名的《与韩荆州书》就是这十年漫游期间在襄阳谒见荆州长史韩朝宗所作。他入长安约在开元十八年,当时可能与玉真公主有过交往。玉真是玄宗之妹,出家为道士,拜司马承祯为师。李白与这样的人物交往,不仅是由于道教信仰,更是为了让自己为统治集团最上层人物所知。据李白晚年好友魏颢说,李白天宝初入京就是与玉真有关系的。

经过许多活动,李白声名大起来了。742年(天宝元年),终于得到了玄宗征召入京的诏书。李白兴高采烈地高唱着:“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一作《古意》)再次踏上前往京都的行程。

这十年间李白的诗作已显示出他巨大的天才。我们首先应提到那些感情强烈、气势奔放的七言歌行。例如《襄阳歌》、《江上吟》、《梁园吟》等。《梁园吟》作于入长安干谒无成失意东归时。诗人心情抑郁,故诗中颇多人命短促、及时行乐之语,甚至有“莫学夷齐事高洁”那样颓废的话。但“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却又表明他仍对前途满怀希望,渴求参与政治。此外,他还在这一时期写下一些以妇女爱情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和表现真挚友情的诗篇。

三、长安时期

开元二十四年,在奸臣李林甫打击下,号称贤明的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任中书令。次年,九龄贬荆州长史。从此玄宗朝政治便由比较清明而日趋黑暗。

李白入京后,被置于翰林院。唐制,皇帝所在处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医卜伎术之流,随时待诏命,备顾问。玄宗时名其待诏之所曰翰林院。开元二十六年,又别建学士院,以他官兼充学士,专掌起草诏命。李白入翰林,只是以文词秀异待诏供奉而已,并未授以正式官职,与以他官充任的学士不同,但以其名声之大,玄宗初亦颇加礼遇,并命其起草诏诰,据说作过《和蕃书》、《出师诏》等文。当时李白还写过《宣唐鸿猷》一类歌功颂德的作品,又应诏作过一些描写宫廷歌舞享乐生活的诗文,如《泛白莲池序》、《宫中行乐词》、《清平调》等。但这时的李白即使在沾沾自喜时,仍保持着向往自由生活、“平交王侯”,不肯屈己下人的故态。李白的此种态度自然易招忌恨,于是谗言屡及。李白已感到“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学士》),因而萌发去志。后上疏求去,终于高吟着“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古风》其四十)的高傲的诗句,告别了帝都,经由商州大道,离开关中。这时是天宝三年。从天宝元年秋入京,至此首尾三年,在京时间实际不过一年有余。

短短的翰林生活,使李白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不过以一介布衣供奉翰林,以其文学才能为帝王服务,远未表现出什么政治才能,离开“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伟目标还相去不知凡几,也未见发表何种与当朝权贵不合的政见;仅因不愿谨小慎微地拘守礼法、屈己下人,加以具有辉煌的文学才能,便已使权贵们侧目而视,忌恨万端。封建社会压抑人才的弊端由此可见。他的被挤出京,乃是爱好自由、蔑视权贵的性格与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相冲突的必然结果。而李白正因此而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了认识,他的诗歌创作也因此而产生了一个飞跃,他的天才闪射出了批判现实的犀利光芒。

《古风》中一部分反映黑暗现实的诗篇,可能作于天宝初长安生活的后期。第八首(“咸阳二三月”)、第十五首(“燕昭延郭隗”)、第二十四首(“大车扬飞尘”)抨击了“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的不合理现象,对气势煊赫的王侯贵族、戚里小人、宦官以及得宠的斗鸡之徒加以辛辣的讽刺。第三十九首(“登高望四海”)更慨叹玄宗为奸佞所蔽而昏暗不明,已将批判的笔锋指向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这几首《古风》受阮籍《咏怀》、左思《咏史》、陈子昂《感遇》等作品的影响,而情调更为慷慨激昂,表现更为显豁明朗。

《行路难》三首、《月下独酌》四首等作品则着重抒写诗人的内心冲突。在《行路难》中,诗人因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而长叹,时而自慰,时而兀傲,时而消沉;痛苦、失望、颓丧、愤怒和希望、自负种种复杂的情绪,变幻交织,难以名状。而“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诗句,使我们鲜明地看到了一个尽管痛苦茫然却仍十分豪放的形象。这个形象与南朝诗人鲍照《拟行路难》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的形象有一脉相承的联系。《月下独酌》极写饮酒之乐,而透露出诗人郁结轮困、难以言说的悲愤、孤寂,其情调与《襄阳歌》、《江上吟》泛咏人生无常、鼓吹及时行乐有所不同。

在结束这一阶段的叙述时,还必须提到《蜀道难》这篇瑰丽雄奇的杰作。据《本事诗》说,八十高龄的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读到这首诗,便叹赏不已,当面称李白为“谪仙人”。但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和主旨,从中唐以后直至今日,始终是众说纷纭。其中还是描写故国山川、别无政治寓意之说较为可信。它可能是诗人天宝元年刚到长安时送友人入蜀所作。全诗从各个角度摄取画面,多方突出蜀道之险。其结构回旋往复,又层次井然。句式多样,参以散文句法,节奏鲜明而富于变化。虽然诗中竭力描绘蜀道之艰险,但人们读后并不感到低沉,反为诗中夸张的描写、雄健奔放的气势所激动,感到一种崇高的美,并感受到诗人豪迈的气魄和向往雄伟不凡事物的精神面貌。它是李白独特风格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四、从出京到安史之乱爆发

李白出京后,再次南北漫游,为时十年余。以下分三段叙述:

(一)东游梁宋、齐鲁,南下剡中,往来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然后又北上(约当744—751,即天宝三年至天宝十年)。

李白离京后,曾与杜甫、高适同游梁宋,他们狂歌痛饮,慷慨怀古。第二年李、杜又同游东鲁。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当时尚未入仕,也正过着裘马清狂的生活,与李白一见如故。高适年辈与李白相当,其诗作以风骨高举著称。约当天宝四、五年之际,李白南下吴越,杜甫西赴长安,从此二人再也未曾相见。

李白此时已声名大著,漫游所至,经常受到欢迎。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他思想上消极因素有所发展。他受了道箓,在求仙学道的生涯中寻求寄托。另一方面,其眷恋朝廷之意仍非常执着,并未忘怀政治和自己的理想。

这几年内,李白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他继续写作了许多表现内心情感激荡的诗篇。《鸣皋歌送岑征君》、《梦游天姥吟留别》都在表示向往隐逸求仙生活的同时,寄托了蔑视权贵、憎恨黑暗现实的感情。《将进酒》、《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是饮酒之歌。透过那些看似达观的狂言醉语,读者不难感受到诗人理想破灭的悲哀。诗人同时又豪迈地宣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仍是那样自负。他渴望摆脱忧郁,施展自己的才华。

随着唐王朝政治腐败程度的加深,李白对现实的批判扩大了范围,也更加有力。天宝五、六年间,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许多知名大臣被陷害杀戮,太子李亨也受到威胁。李白对此种危及政局安危的倒行逆施感到震惊愤怒,他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梁甫吟》都把对国事的关切、对朝政黑暗的批判,与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交织成一片倾泻而出。《梁甫吟》说“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影射李林甫专政、朝政黑暗;“猰㺄磨牙竞人肉”,“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是写酷吏肆虐和李林甫手段之恶毒。《远别离》更集中表现了诗人忧心如焚而无可奈何的悲恸心情。诗人创造性地借用屈原《九歌》中《山鬼》、《湘君》、《湘夫人》等篇的意境,以抒发不敢明言的悲愤,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焦虑。全诗笼罩着迷离惝恍而凄厉哀恸的气氛,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

(二)北游燕蓟,旋南返梁宋(约751—753,即天宝十年至天宝十二年)。



李白漫游南方之后,又北上燕蓟,于天宝十一年十月到达范阳郡。从开元末至天宝末,唐王朝与边境民族间的战争非常频繁。玄宗实行大力鼓励军功的政策,社会上一部分人(包括一部分士人)因之而卷入了立功绝域的狂热空气之中。但是,连年的战争、庞大的军备破坏了生产和社会安定,加剧了社会矛盾,当时不少有远见的诗人都在作品中深表忧虑。李白《战城南》、《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登高丘而望远海》等诗也都批评了穷兵黩武的政策,认为一味用兵并不能真正安定边境。因此,李白北上固然是想要立功边塞,而他大约是想通过向边将陈献安边守境之策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此种打算注定要失败。当时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已身兼三镇,气焰嚣张,潜谋反叛。他不断侵扰契丹、奚,正是为了邀功固宠,扩张自己的势力。李白当初大约对此不甚了解,及至到幽州目睹了安禄山的跋扈,不禁满怀忧惧。后来他追述当时心情道:“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人参与政治、为国立功的幻梦再次破灭了。他迅即南返,于次年回到梁宋。对于安禄山发动侵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诗人有《北风行》予以反映。诗中以幽州阴冷苦寒之状衬托思妇哀悼战死丈夫的感情,有撕心裂肺之痛。

(三)往来宣城、金陵等地(753—755,即天宝十二年至天宝十四年)。

李白在梁园略事停留,又南下往来于宣城、金陵、广陵等处,而以在宣城时为多。诗人已过半百,在政治上仍一无所成。他只得盘桓于山水之间,炼丹学道,狂歌痛饮,销磨自己的雄心。然而内心的波涛难以平静。“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赠何七判官昌浩》)“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一作《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这些超忽不平的诗句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诗人壮志难酬的苦闷,而其形象仍然豪放雄健。这不是虫吟草间似的哀诉,而是一个深陷于苦痛之中的强有力的灵魂的怒吼。

诗人在痛苦中仍关切着国家和人民。《古风》三十四(“羽檄如流星”)描写人民被迫从军远征云南的惨状,对杨国忠迷信武力、用兵南诏的行为进行批评。有一些诗还反映了诗人对关中连年水旱、长安粮食缺乏的关注。他说:“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未归。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违。”(《书怀赠南陵常賛府》)身处江海而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从赐金还山到隐居宣城的十年中,李白还写了许多歌咏大好河山的诗篇。他描绘北国雄伟的山岳和奔腾的黄河,也描绘江南明净秀美、清新隽永的风光。《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秋浦歌》、《清溪行》都是其中的名篇。诗人也写了不少表现友朋间深挚情谊的作品,如《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赠汪伦》,都有强烈的感染力量。还有《哭晁卿衡》则是古代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五、安史之乱时期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玄宗奔蜀,长安失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而玄宗却下诏令永王李璘(李亨之弟)经营江淮。于是正当国家危急之时,兄弟阋墙的局面却已形成。肃宗恐李璘势力壮大,将不利于己,乃命其归蜀。李璘不从。肃宗便进行了对付李璘的军事部署。而李璘仍沿江东下。当他经庐山时,慕李白大名,便再三邀其入幕。

李白此时正隐居庐山。他已年迈体衰,又屡经挫折,其雄心锐气自已减弱。但眼见又有了实现其立功报国理想的机会,不免心为之动。他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之复杂缺乏了解,见安史乱军猖獗于北方,唐军屡败,破敌难料,认为李璘经营江淮,至少可保有南方,以图恢复。于是终于怀着矛盾复杂的心情应聘入幕。谁料当李璘部队进至长江下游时,迅即被李亨方面的部队击败,李璘被杀。李白仓皇南奔,被捕系于浔阳狱中。此时距他入幕不过数十日。后虽有某些官员为之洗雪,但终于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年迈的诗人心情之悲苦,可想而知。当759年(肃宗乾元二年)春抵达奉节时,得到赦令。于是立即返舟东下。最后仍往来于宣城、金陵之间。761年(上元二年)秋,诗人已六十一岁,还打算前往临淮入李光弼幕府,参加防御安史残余势力南侵的工作。不幸得病,只得中途折回,往当涂县投靠县令李阳冰。762年(宝应元年)代宗即位,诏命李白为左拾遗。但就在这年冬天,诗人病逝于当涂。李白一生满怀报国热情,但是蹭蹬失意,在政治上一无所成。所以他临终时痛苦地唱道:“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终歌》)然而正是现实生活的种种磨难苦痛,掀起了他内心强大的风暴,化作了许多动人的诗篇,使他的名字千古不朽。

安史乱中李白所作许多诗歌表现了对时局的焦虑、对人民的同情。如《古风》之十九(“西上莲花山”)、《扶风豪士歌》、《猛虎行》等都反映了洛阳一带生民涂炭的惨痛景象。又如《豫章行》描绘洪州一带人民被迫入伍开赴前线时与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与杜甫《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等诗的主题相近。《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等诗则反映了唐军叛将扰乱地方的罪行。诗人说:“长叫天可闻,吾将问苍昊。”心情极为悲愤。八百三十字的长篇五古《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是一首自传体作品,诗中斥责安史乱军的罪恶,抒发“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情怀,也非常动人。

这一时期李白的一些抒情作品,如七古《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江夏赠韦南陵冰》等,仍然保持着那种豪荡的气势。写景诗《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早发白帝城》、《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等,或写名山之秀丽雄奇,或写江行之风驰电掣,或写湖光之开阔明净,丰富多样,各具特色。诗人历尽坎坷,但对大自然的美好始终有着敏锐的感受。

六、李白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一)在恢复和发展诗歌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方面,李白诗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国古典诗歌,从《诗经》、屈赋、汉乐府到建安作家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联系现实、较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优点。而建安以后迄于南朝,除少数作家外,大量存在的是远离社会现实、内容贫弱的作品。至初唐陈子昂才开始自觉地改变这一局面。至开元、天宝间,经过许多诗人的共同努力,诗歌反映现实、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才得到恢复,并有了重大发展。而李白诗所体现的批判黑暗和不合理现实、忧国忧民的内容,在同时代诗人中相当突出,其中如对李林甫迫害大臣和天宝末云南之役的反映,在同时人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二)在展示封建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灵、表现其性格方面,李白诗歌开辟出一个前无古人的新境界。

李白热切关注现实和国家命运,渴望对国家有所贡献,虽屡经挫折,仍表现出执着充沛的政治热情,这一点有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同时他又向往自由的生活,蔑视权贵,不拘礼法,不肯屈己下人,这又具有杰出思想家庄周的性格特点。庄、屈两家思想颇有距离,李白诗歌却将它们融而为一,二者都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这就使他的诗歌既热情,又泼辣;既执着,又超脱;所表现的内心世界中冲突之尖锐,风暴之强烈,波澜之壮阔,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

(三)李白发展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屈原以后最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

尽管在无情的现实中一再受挫,李白却始终怀抱宏伟的理想和抱负;他那强烈的反抗精神以及豪放热烈、有时甚至近于天真的气质,也始终不曾改变,这种种因素决定了李白主要以积极浪漫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不论是揭露和抨击黑暗现实,还是描写山水,他都不对客观对象作细致的表现,而是着重表现自己的感受,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诗人常常借助幻想、神话或有强烈抒情色彩的议论来表现内心世界;又常依据感情发展的逻辑来结撰诗作,形成跌宕起伏的结构。其语言则既极度夸张,又自然真率,不矫揉造作,也不精雕细琢,处处是其心声的流露。

此外,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李白也异军突起,境界独辟,大大丰富了我国山水风景诗的画廊。在诗体建设方面,李白诗也有重大成就,五、七言绝句和七言古诗方面贡献尤大。

李白的诗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今天,它们不但是我国人民、而且正在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李白和他的诗歌,永远是我们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