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十三世祖杜预，为魏、晋间名臣，人号“杜武库”。自称有“《左传》癖”，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曾祖依艺，为巩县令。祖父审言，为武后时著名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闲，曾任武功县尉、奉天县令、兖州司马。夫人杨氏，为司农少卿杨怡女。

杜甫早慧，七岁即能作诗，十四五岁时，即与文坛名士交往，受到他们的称许。十九岁时，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其父杜闲时任兖州司马，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开元二十九年前后，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杨氏结婚。天宝三载（744）四月，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的齐赵之游。

·杜甫诗杜甫的生平和思想·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由于权相李林甫作梗，应试者全部落选。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奔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但毫无结果。天宝十载正月，玄宗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集贤院，等候分配。但直到十四载，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不就，旋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往奉先省家，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因远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困居长安时期，曾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世因称“杜少陵”。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明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闻肃宗即位，即于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途中为叛军俘虏，押送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险由长安奔赴凤翔行在。五月，被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后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宰相张镐救免。闰八月，敕放鄜州省家，写了《北征》等诗。乾元元年（758）六月，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华州，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三吏”、“三别”。七月，弃官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十月，赴同谷（今甘肃成县）。年底，由同谷抵成都。上元元年（760）春，卜居西郊草堂。二年岁末，严武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给予不少照顾。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武奉召入朝，甫送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元年（763），召补京兆功曹，不赴。二年正月，严武再镇成都。六月，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世又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正月，退出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居夔近两年，写诗400余首。大历三年（768）正月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五年冬，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受的是儒家正统教育，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安史之乱”后，他过着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亲身经历了国家深重的苦难，接近了广大劳苦群众，他的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至死不衰。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的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的思想，远在韩愈之前。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杜甫忠君，但并非愚忠，他身历玄、肃、代三朝，对三代皇帝都有所讽谕和批评，他的疏救房琯，都说明他是直臣，与愚忠无干。杜甫崇高而深挚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他坎坷的一生及其全部创作中。而他最可宝贵的，就是身处逆境，却情系国家，心想人民，一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从没有停止跳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始终是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杜甫有着一颗仁慈的心，一副博大的胸襟。“安史之乱”前夕，他由长安往奉先探家，“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而杜甫的伟大，恰恰是在自己惨遭不幸的情况下，他想到的却不只是自己一家的命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种己饥己溺的仁者胸怀，在他的许多诗中都有生动的体现。可以说，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忠恕之道、仁爱精神、恻隐之心等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并身体力行之。而传诵千古的杜诗，就是这些思想生动形象的反映。所以后人多认为杜甫是儒者典范，往往把杜诗比作儒家经典。当然，在唐代以儒为主、佛道兼容的思想统治格局中，在颠沛流离的艰难岁月里，他也受到佛道思想的一些影响，但那是次要的。

张忠纲杜甫作品流传下来的，有诗1450多首，文、赋28篇。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生当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而这一历史转折的界标，就是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爆发的“安史之乱”，他当时四十四岁。这就是说，杜甫一生，有四分之三时间是生活在所谓“开天盛世”，而四分之一时间，即最后十五年，是在战乱漂泊中度过的。盛世的熏陶和战乱的体验形成强烈的反差。而这巨大的反差却造就了伟大的诗人。杜甫正是用如椽之笔，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广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内容极其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到军国大事，帝王将相，小到个人琐事，生活情趣；也反映了唐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绘画、舞蹈、书法、音乐等。一部杜诗，是他自己的一部自传，也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故被誉为“诗史”。他以诗写时事，如《洗兵马》、《三绝句》等；以诗发议论，如《戏为六绝句》、《偶题》等；以诗写人物传记，如《八哀诗》等；以诗写传奇，如《义鹘行》等；以诗写奏议，如《塞芦子》等；·杜甫诗杜甫的文学成就·以诗写赠序，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以诗写书札，如《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等；以诗写自传，如《壮游》、《遣怀》等；以诗写游记，如《游何将军山林十首》、《渼陂行》等。至于咏物抒怀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在杜甫手中，诗差不多成了万能的工具，把诗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由于杜甫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深刻的社会体验和广阔的观察视野，“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广收博取的开明态度，加之“诗是吾家事”的家学传统，使他对诗有着一种超人的执着精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简直是视诗为生命的。正因如此，杜甫不仅使诗的题材和体裁范围空前扩大，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程度；而且使诗歌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地。故被尊为“诗圣”。杜甫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不仅仅是“集大成”而已，更重要的，是对诗歌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创新。诗到杜甫为一大变。杜甫诗歌不仅表明中国诗歌史从浪漫转向写实的重大变化，而且以更加内在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以及士人社会地位的调整为背景，反映士人文化心理与时代文化精神的重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审美范型的重大转变。清人陈廷焯说得好：“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亦是快论。”（《白雨斋词话》卷七）“与古为化，化而能新”，可以概括杜甫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贡献。宋初王禹偁《日长简仲咸》诗云：“子美集开诗世界。”这是对杜甫价值判断的一次升华，在杜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诗歌演进的历程而言，杜甫的所谓“开诗世界”，就是肇示了诗歌由“唐韵”向“宋调”的转变。所以说，杜甫又是处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诗人。

杜诗众体皆有，诸体兼擅，诸法俱备，为后世开无数法门。据浦起龙《读杜心解》统计，杜诗共1458首，其中五古263首，如《望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佳人》、《梦李白二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七古141首，如《兵车行》、《丽人行》、《丹青引》、《古柏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五律630首，如《房兵曹胡马》、《画鹰》、·杜甫诗杜甫的文学成就·《夜宴左氏庄》、《春望》、《月夜》、《月夜忆舍弟》、《天末怀李白》、《春夜喜雨》、《旅夜书怀》、《登岳阳楼》等；七律151首，如《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阁夜》、《宿府》、《又呈吴郎》、《登高》等；五排127首，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等；七排8首，如《清明二首》、《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五绝31首，如《八阵图》等；七绝107首，如《赠李白》、《赠花卿》、《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江南逢李龟年》等。杜诗不仅名篇众多，而且富于创造，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瑰宝。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向被誉为“古今绝唱”。而“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更是杜甫开创的一种新的诗歌体式，为中唐以后的新乐府树立了榜样。清王士禛认为“七言古诗，诸公一调。唯杜甫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居易录》卷二一），把杜甫的七言古诗奉为“千古标准”。律诗，特别是七律，更是成熟于杜甫。清钱良择《唐音审体·律诗七言四韵论》云：“七言律诗始于初唐咸亨、上元间，至开、宝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汉、魏、六朝之大成，而融为今体，实千古律诗之极则。同时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对偶不能整齐，或平仄不相黏缀，上下百余年，止少陵一人独步而已。”明胡应麟就把他的《登高》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杜甫又是拗体七律的创始者，如《白帝城最高楼》、《白帝》等。他到夔州后写的一些长篇排律和联章诗，如《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以它独特的风貌，标志着他对这些诗体的创造、运用已达到全新境界。可以说，夔州时期，杜甫的诗艺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杜诗，特别是律诗，可以说是从容于法度之中，而又变化于法度之外。他于法度中求变化，纵横变化中自有法度，使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杜诗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所呈现出的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所谓“沉郁顿挫”，是指杜诗内容上的博大精深，忧愤郁勃；形式上的波澜老成，顿挫变化；语言上的精炼准确，含蓄蕴藉。从而形成了千汇万状、地负海涵、博大宏远、真气淋漓的美学风貌。

（以上两文摘自《杜甫诗选·前言》，中华书局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