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精神世界与文学成就

杜甫的精神，一直都洋溢着一种巨人的情怀。在困苦面前，他具有巨人一样的意志力；在事业上，他具有非凡的创造才华；在抱负上，他具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志向；在对待人民的感情上，他具有伟人一样的怜悯与热爱之情。总之，杜甫的一生，在事业、情怀、精神、道德等方面表现出的是一种巨人的力量。正是这种高尚而卓越的精神力量的驱使，使杜甫的诗歌取得了巨大成就。他重视诗的艺术功力，深具苦吟精神，在诗歌中广泛采用俗语，他的抒情诗歌形象具体，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特别是他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那些即事名篇，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直接开导了中唐时期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杜甫还运用了当时所有的诗体，充分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榜样。

杜甫勇于面对苦难，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面对苦难的坚毅的忍耐精神；二是具有批判腐朽势力的执著的奋争精神；三是具有对真理的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

杜甫一生所经历的苦难、凶险与磨难可谓无穷尽矣。困居长安十载，在干谒权贵中屈辱地生活，饱尝艰辛，用他自己的诗歌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后来在安史之乱中被叛军虏获，但他“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后来逃到肃宗那里，又不幸在为房琯辩护中丢掉了乌纱帽，险些被肃宗处以极刑。经历了宦海沉浮的杜甫，从长安出来，漂泊秦州，漂泊陇右、成都、夔州，漂泊荆湘，在长沙时又尝寇乱，逃往衡阳，直到最后在湘江上的小舟中贫病去世，一生都在磨难之中。杜甫一生虽然苦难接踵而至，压得他甚至没有喘息的机会，但是杜甫对待苦难并没有逃避，而是积极地面对。在他长期受贬谪、压制和漂泊流离的苦难生活里，杜甫并没有失去对人生的信心和战胜苦难的勇气，他始终保持着奋发向上的精神，始终向往着能有所为。杜甫在不同时期的许多诗歌中，都表现了这种面对苦难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如他一次次地搬迁流离，渴望找到一种解决生存和发挥才能的途径，就是一种勇于挑战苦难的方式。“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面对苦难选择愤而出走的方式，也与杜甫是相类似的。

杜甫一生有很多诗反映个人生活的不幸遭遇，这些诗歌真实地记录了他的苦难，同时也透露出他勇于面对苦难的人生意志。如在长安困居十年中，作《投简成华两县诸子》诗，其中有：“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之语，把自己在长安时的饥寒交迫，悲苦感天动地的情状刻画出来。又如在《登高》一诗中，杜甫将自己的不幸表现得更加真实，更让人潸然泪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悲歌中，杜甫将自己的苦难与悲愤都抒发到了极限。但这种苦难的悲哀，心胸阔大，非消沉萎靡之语，恰恰是表达了一种“拔山扛鼎”式的沉痛而悲壮的力量，诗歌本身就表达了他面对苦难的坚强不屈。

杜甫面对腐朽的封建势力，面对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统治者的荒淫腐朽，给予了有力的抨击与揭露。他的一生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些腐朽势力的批判。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斗士精神，关键在于杜甫具有一种勇于面对苦难的精神。他不怕统治者的打击与压制，他相信通过他的努力，定能改造这个社会，使社会走向公平、合理、文明与进步。他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定能够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于是，他始终没有停止关注社会现实，始终没有停止对社会的腐朽制度进行揭露。他这样做尽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以自己不朽的诗歌创作为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合理不断地呼唤。这种执著的奋争精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在杜甫的一生中，在不同的时期，杜甫始终充满斗士的激情，这种激情使他不屈服于现实，虽屡受打击仍然不向现实低头，始终高昂着一颗斗士的头颅。这种面对苦难的精神是一种“知死而后勇”的精神，是像屈原面对苦难与打击时“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再现。

杜甫一生创作了两千多首诗歌，这样巨大的诗歌创作量，绝大多数是在他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完成的。而这二十多年的时间，也是他人生最为辛酸，命运最为悲惨的时期。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创作了数量如此巨大的不朽诗歌，不但表明杜甫具有勤奋的创作精神，而且也表明他勇于面对苦难。如果没有这样踏实、勤奋、勇敢和从容不迫地面对苦难的精神，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乱世之中写出如此多的杰作的。

这些数量巨大的不朽的诗歌创作，也反映了杜甫对真理追求与探索的艰辛脚印。对真理的探求是以人生的苦难为代价的。从这些不朽的诗歌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的。他一次次超越着自我的局限，完善着自己的思想，使之向着接近人民、关怀百姓的道路前进。这是他对真理的探索的正确选择。而最后走向人民，正是他对真理的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的结果。

一个人对待苦难的方式，是很可以考验他的品质、个性的。一个真正拥有高尚品德、伟大抱负和行动力的人，不会惧怕苦难，勇于挑战苦难，用生存的智慧去越过苦难，达到光明的彼岸。这是一种勇者的豪迈的气质。古代许多伟大人物，都以苦为乐，把苦难看成上天在磨练自己，是天意造就自己成为一代英才。他们笑看风云，以一种坦然的态度来承接苦难，往往能够成就大事业。

杜甫面对苦难，虽然悲愤，但也表现出了战胜苦难的豪迈气质。苦难丰富了杜甫人生的阅历，这种苦难的阅历使他获得了许多非凡的体验，获得很多非常人的感悟，因而能够使他更加深刻地看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使他在对真理的求索中加速了前进与开拓的步伐。当然也能够更加深刻地揭露这个世界的矛盾，批判这个世界。

像杜甫这样经历复杂的诗人，历史上不多。特别的苦难使杜甫养成了一种处变不惊，严谨而勤于思索的个性，也使他变得顽强，勤奋而不屈。个人的苦难也使杜甫加深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使他无论漂泊何处，心里始终装着整个国家与民族，心里始终承载着天下百姓的苦难命运。苦难使杜甫有一种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且使这种情怀更加浓烈，如储存多年的老酒一样久而弥香。

杜甫的一生，经历的坎坷岁月可谓无穷尽矣，古今之文人恐怕难有超越。然而这些磨难他都度过了，而且在磨难中有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作为，这与他勇于面对苦难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成都草堂，杜甫虽然远离了过去那种艰辛痛苦、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内心依然保持了过去那种在灾难与动荡环境下所具有的卓越意志与精神。他在这个相对和顺的环境中，仍旧能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雄壮诗句，这种胸怀天下的精神，使我们看到杜甫这时的思想与精神似乎比以往又前进了一层。那种济世救民的巨人情怀和强大、完美、圣贤一般的巨人精神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在杜甫的巨人意识里，一方面是对权贵的卓越反抗力量，是以一己之力拯救天下的情怀，另一方面是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他辞官归田，远离皇帝，走向人民，就是他反抗统治者的结果；他对权贵们穷奢极欲的批判，对君主的批判，对侵略战争的批判，也都是他反抗统治者的结果；杜甫对统治者的反抗是深刻的、彻底的，表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当然，他从周旋于统治者，到与统治者分道扬镳，这其中有一个巨人意识的觉醒过程。觉醒之后，他的这种巨人式的反抗意识空前强烈地爆发出来。

杜甫拯救天下的巨人情怀也是表现得极为强烈的。在他困居长安十载，干谒求官失败，回家探亲时，还吟出了“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到了安史之乱，辗转于秦州、同谷之间的时候，他吟出了“我能剖心血”，“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的牺牲自我剖心血以饮啄凤雏，而望国家中兴的巨人情怀；到了成都时期，这种巨人意识表现得更加深刻而现实，更加清楚明白，那就是“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牺牲自己，换来人民幸福的巨人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内心的这种牺牲自我、拯救天下的巨人意识是一步步地向前推进的。

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与关怀的巨人式情怀也是极为强烈的。杜甫关爱天下百姓命运的巨人情怀博大而深沉，他总是尽力描写与表现人民的苦难，在其中投入了个人的深刻感情。在十年干谒毫无收获回家探亲的途中，他就吟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的千古名句，表达了他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关怀与怜悯，以及对统治者的无比愤怒。在安史之乱中，他写下《三吏》《三别》《佳人》等篇，都是表达了对人民在战争中所遭遇的种种不幸的深刻同情，对人民在叛军奴役下所遭受的苦难的深刻同情，对统治者也进行了谴责与鞭挞。他在安史之乱中所反映的人民的苦难生活是如此之深广，构成一部反映安史之乱的编年体史诗，也反映了他对人民的巨人式的关怀与同情。似乎哪里有人间的不平，哪里有人民的苦难，杜甫的心灵都要为之痛苦。没有谁的心里能像杜甫那样包容如此之多的人民的苦难，没有谁像他那样将人民的苦难深埋心中，的确只有巨人才能有如此之宽广的爱怜之心。没有这样深刻忧广的情怀，就不可能写出如此全面地反映人民苦难的众多卓越诗篇。

在杜甫的悲剧性人生中，虽然有时也难免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消极的情绪，但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放弃过宇宙澄清的愿望。他不像白居易那样，在政治失意之后，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来消极处世，杜甫达则兼善天下，穷却不肯独善其身。

由于杜甫内心强烈的巨人意识，因此也造就了他内心的迥异于人的卓越精神。他敢于反抗统治者，如对于李林甫制造“野无贤遗”的招贤骗局，他敢于当时揭露，丝毫不害怕权奸李林甫的打击与报复；他上书肃宗，为不被肃宗喜欢的宰相房琯辩护，结果几乎遭受死刑；传说他还登上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严武之卧榻，使得严武很不高兴，几乎要杀了他；这些强烈的反抗举措，使得统治者们对杜甫很不喜欢，但杜甫不是迎合统治者意愿的凡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出自本心，决不屈从外界的压力。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我行我素，一般人包括君主也控制不了他，这是杜甫内心深处强烈的巨人意识决定了的。而正是这种巨人意识，使得他在君主那里也直言敢谏，棱角分明，想使君主按照他的意图来行事。且不管他所提的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结果无论如何都会使得君主觉得杜甫难以驾驭，所以最终被君主放逐也是他那种强烈的巨人精神的必然结果。

对个人人生命运的反抗也表现出了杜甫强烈的巨人意识。杜甫一次次地试图通过种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都不得成功，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种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青年时参加科举考试，不得中进士；后来又参加唐玄宗的“招贤考试”，同样以失败而告终；然后是不停地干谒权贵，请求援引，还是不得成功，最后只好向皇帝献三赋，惊动了君主，获得空前的荣誉。这长安十载，虽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但可以看到，尽管命运多厄，他始终不曾放弃对改变个人命运的努力。在凤翔与长安的肃宗朝廷里也是如此，他为宰相房琯辩护，虽然是为国家着想，其中也含着希望借此来改变个人命运的意图。安史之乱中，他从长安叛军手中逃归凤翔，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这一路的无尽艰辛，都表现出了他对人生命运的反抗意识。正因为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才一次次地在艰辛的奔波中试图迎接新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多年奔波于道的艰辛磨难不是常人所能克服的，这种对人生命运的反抗行动正是一种巨人精神在支撑着。

杜甫的这种对个人不幸命运的反抗意识还流露于诗歌中。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有“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显示了杜甫桀骜不驯、对自己期待甚高；如《醉时歌》中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是因自己不幸命运的强烈悲愤之言；在《古柏行》中有“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之言，这是借古柏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可以看出诗人对个人不幸命运的反抗意识是极端强烈的。

杜甫的巨人意识和巨人精神几乎无所不在。在杜甫一天天加深的悲剧性命运中，他都表现出了对人生的高度自信与不屈服于命运的反抗意识。这是巨人意识的表现。世界最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有句名言：“扼住命运的咽喉！”这是一种向命运挑战的呼喊，包含的是一种很强烈的反抗个性。反抗命运的个性不是一种卤莽和无知，而是一种勇气，智慧与胆识的表现，一种无畏的气魄，只有不屈的强者与智者才能敢于反抗。杜甫的反抗命运的个性，正是一种挑战命运的巨人意识。

所有这些，都表明杜甫的巨人意识是何其的强烈。正因为杜甫有这种巨人意识，所以在生活与诗歌里所表现出的就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在生活上，他是一个精力充沛，气魄雄浑盖世，桀骜不驯，能量巨大，不可征服的超人。在精神上，他是一个关爱百姓命运，以拯救天下苍生命运为己任的巨人。在诗歌里，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我觉醒，处处要张扬自我，反抗命运，要拯救天下，要发挥自我的才能至极致。这样的巨人意识，正是杜甫内心的一种永远无法遏止的前进力量。

杜甫是一个寂寞的巨人。他虽然朋友遍布天下，与朋友之间有着真诚的友谊，然而这些朋友并不能解除他内心的痛苦和孤寂，包括朋友李白等人，也未必能够了解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拯救天下的巨人意识。但他在寂寞与失意中并没有消沉，经过种种灾难的反复磨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以一己之力来拯救整个黑暗世界的巨人意识，却更加深沉地存在他的心底。而这种拯救天下的巨人意识，也使他在个人精神上具有了巨人式的特征。

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朝发生急剧变化由盛转衰的年代。杜甫亲身经历了这一重大历史变故。在这一变故中，主要表现是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在政治上急剧腐败，在军事上节节失利。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外族入侵等一系列惨痛之祸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刻的动荡不安，人民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大的劫难。在这一过程中，唐王朝经历一百余年所苦心建立起来的各种政治条令、统治文化等几乎丧失殆尽。人心动荡，天下趋乱，优秀的民族精神与辉煌的文化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这使得一些腐朽的思想与文化在社会上蔓延，社会伦理、道德等都在逐渐沦落。虚伪、狡猾、野蛮、残忍等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在这个社会上又占据了统治和主导地位。

在这种社会思潮之下，杜甫却表现出了与世俗完全相反的个性。他内心有着“再使风俗淳”的强烈的政治理想，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时时与他的这种理想相一致。这就使得他成为社会的一个异端分子，经受了强大的社会压力，这也是他终身不得志的原因之一。

杜甫的真实与自然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中情感的真实自然。他是发之于心，诉之于笔端，丝毫也不矫揉造作，所以杜甫的诗歌沉郁。如在从长安到奉先去探亲途中，杜甫看到路途中到处有倒地饿死之人，而唐明皇以及他的那些衮衮大员们的宅第里，却依旧在通宵宴饮。这使杜甫内心无比悲愤，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由于杜甫长期郁郁不得志，又逢乱世，所以在宴会上，他总是感觉不能尽情享受，总是感到心灵的压迫，在宴会上饮酒，他会“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这种情感也是一种真实自然的流露。郑虔因在安史之乱中被贬台州，杜甫为之悲愤，与郑虔相别，说“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便是这种悲愤情感的真实表现。重九郊游，不免悲秋，想到的是“明年此会知谁健”，梅花报春，本该欣喜，杜甫却感受到生命的消逝：“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春天到来，诗人江畔独步，内心深处涌起的念头却是“行步欹危实怕春”。在诗人的心中，死亡的阴影随时来袭。在这样的心境中写出的诗篇，沉闷、悲愤，与心情相一致。因此，杜诗之沉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来自内心深处的生命忧患，这是让人心碎的、真实动人的。而杜甫诗歌风格的这一显著特征，也是由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真实自然所决定的。

此外，杜甫诗歌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一洗苍生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之所以显得真实，因为这些都包含着他对人生的切身体验，根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并由此而推己及人。这样，当他为人而悲吟时，当他发出人道主义的呼喊时，他不是带着优越感居高临下悲天怜人，而是身受感同由己及人。这种抒情方式更能引起共鸣，打动人心。

杜甫的诗歌摆脱了虚伪世风的束缚，将内心的真实情感、思想明明白白地展示出来，丝毫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所以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很容易通过诗歌感受到他的性格特征，从而与杜甫的内心世界相交会，很容易通过杜甫的诗歌走入他的世界。即便千载之后，还是让人能够深刻感触到一个真实、沉郁的杜甫。

杜甫不但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真实自然，表里如一，而且在人生历程中也表现出这样显著的特征。如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被叛军所获，押送到长安，他不但没有做伪官，而且万分艰辛地逃脱了叛军之手，回归凤翔。杜甫并不是仅仅内心具有这种爱国情感与民族气节，而且是将一种情感与气节表现在行动上的人，活得很真实，毫不虚伪。而与他同时被掳到长安的人之中，很多都做了伪官，如王维，他虽然写了一首表达对朝廷忠心的诗歌，但却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又如杜甫为营救宰相房琯而触怒肃宗皇帝，遭受贬谪，险些被处以极刑，即便如此，在写给皇帝的谢表里，杜甫对这件事情还是坚持自己的态度。这也是杜甫心里所持的政治见解，决不为了屈服于皇帝而改变这种态度。可见杜甫活得是很真实自然的，甚至在帝王面前也不做表面文章。杜甫在成都严武幕府中，也是独树一帜，与幕僚们的意见常常相左，最后只得离开幕府而出走。这些都反映了杜甫活得真实，敢于坚持真理，使行动与自己高洁的心灵相一致。

杜甫的性格是一种耿介、自由、旷达、激愤的个性，在唐朝的诗人中，像杜甫这样有着严肃的生活性情的诗人不多。李白是以豪放、无拘无束的个性而著称于世。而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大多也是像李白的这种性格，如王维、岑参等人，都是以一种浪漫的生活方式来看待人生，属于生活中的逍遥派。而惟独杜甫，对生活有着一种很执著的追求，严肃地看待生命。所以他的种种行为与诗歌都散发着理性主义的光辉，有着追求真理的意味。那种偏离真理轨道的肆意妄为，是杜甫所坚决反对的。

较之屈原、李白、苏东坡这些古代一流的大诗人，杜甫的个性显然要“沉闷”许多，不像他们那样的豁达，也不像他们那样时时叩问苍天，过多地关注生命的本身，执著而虚无地叩问“我是谁”这一问题，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转向对现实世界的灾难表现，从中找寻生命的意义。杜甫是生活在现实的苦难世界里，而他们则有时生活在其中，但有很多时候却又超脱其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杜甫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比他们可能更加深刻一些。这都是因为杜甫的生活比他们更加“真实”的缘故。

杜甫一生在诗歌创作上能取得杰出的成就，是因为每一篇诗歌都是本性的表现。发之于心而动之于笔端，没有丝毫的矫饰，没有丝毫的隐瞒，他的爱与恨、泪与悲愁都发自他的本心，并化为千古不朽的诗歌，成为民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是古代许多诗人也无法相比的。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一流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或许其科学文化上的贡献还远远比不上其道德品质对人类的启迪或熏陶那么大。”杜甫真实自然的崇高的人格魅力，也许比他的诗歌成就对人类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杜甫一生中，在物质上是淡泊的。他能够忍受饥寒，能够放弃官职，甚至能够看淡生死。但他在精神追求上却是博大的，锲而不舍，永无止境，这种超脱与执著体现在他一生的奋斗与追求中。

杜甫对物质的轻视，从他的很多诗中都有所流露。如同李白写下“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等豪迈诗篇一样，杜甫对物质有时是不在意，甚至是鄙视的。他在困顿长安时，虽然生活很落魄，却曾经写下了“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这与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如出一辙，说明了杜甫对物质追求并不那么认真，显示出一种很潇洒的姿态。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有：“君看随阳雁，各有稻梁谋！”这里是讽刺那些自私自利、趋炎附势的小人对物质的追求，同时也表明杜甫对物质是很淡漠的。

前面说过，尽管杜甫并不富有，但他还是常常救济他人。如杜甫困居长安时，还常常救济老朋友郑虔；居夔州时，准许邻人老妇到园子里采摘果子，尽情享用；最后离开夔州时，他还将整个果园送给了一个亲戚吴郎。

杜甫对物质的轻视，表明了他对人生真谛的深刻领悟，即财富享受不过如此而已。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对财富的追求似乎是他们永恒的主题。追求物质的享受，或许是人的本性。问题是在温饱等问题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再追求奢靡享受，就显得很卑微而渺小。杜甫对贵族们的种种奢靡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如《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都表明了他对待物质享受的批判态度。

杜甫经过多年的漂泊，后来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淡漠，只要能求得容身之所就可以了。到了成都草堂，甚至喊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诗句，表明了他甚至可以完全牺牲自己，完全放弃自己物质追求的豁达。

杜甫在物质上知足常乐的放达态度，使他在精神上获得了巨大的收获。这就是有所失必有所得的道理。

杜甫对物质没有什么追求，对权力便无特别的爱好。无可否认，杜甫为了实现政治理想，曾经在长安的苦寒中度过十年，为的就是追求他梦想中的权力，达到济天下苍生，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目的。但是他后来终于明白，这种追求终究不过是一场梦幻，他最后从中走出来了。在经历过救房琯惨遭贬谪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之后，杜甫对做官也失去了信心，从而转向民间，对人民的生活与疾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使他从精神上彻底远离了权力。

对权力的追求往往是古代知识分子最直接的追求，是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向往。那种“达则兼济天下”，怀满腹经纶，识国计民生，寻民主以治天下的愿望与理想，都需要依赖权力去实现。因此，对于那些有用世之心的知识分子来说，寻求权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是有些人在权力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既无法实现他们济天下的愿望，甚至是徒劳地空费时日，将自己的一生都虚脱在这种无止境的追逐之中，结果是竹篮打水，到头来一场空，这就白白地浪费了一生。历史上很多文人如陶渊明、谢灵运等人，因为醒悟得比较早，超脱于权力追求之外，所以才能有所成就，找到人生的真谛。杜甫走出官场，远离皇帝，虽然没有彻底地去做田园诗人，但他对权力的淡漠也是可以想见的。他追求权力原本不过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理想不能实现，他对权力也就没有了兴趣。

杜甫也能超越生死，表现出对待生死的豁达态度。杜甫对生命是具有强烈的忧生意识的，他活着时积极希望有所作为。正因为希望有作为，所以他常常感叹生命的局促，人生的短暂，对明镜悲白发之时，老大无成的悲哀便笼罩着他的心灵。尽管杜甫忧生，这并不是说他怕死，而是不愿意在没有为这个时代与社会承担责任前就这样毫无价值地死去。当杜甫发现死亡所具有的价值时，愿意选择死亡，这一点上与屈原相类似。如杜甫在为拯救宰相房琯而遭到肃宗的贬谪之后，仍然不改其志。他在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的诗歌中仍然说，“牵裾恨不死，漏网荷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可见他宁愿以死来劝谏君主，以一死来实现自己的为国承担责任的价值。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基本规律，无论伟人还是凡人，都逃不脱这个基本的规律。坦然有助于生，惧死更接近于死。圣人、君子明白事理，大都会坦然地看待生死，不会为生命所累，追求那些空有的虚名和财富以缓解死亡的迫近。其实要缓解这种死亡迫近的痛苦，关键是要以一颗坦然之心来面对，即做到“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杜甫就是如此，他的心和社会之忧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存大道于心中，由此而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大目标。这样，他超越了对生命的恐惧，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牺牲生命来使社会进入一种更高更美好的境界。

要寻找到生命的真谛必须超越生死名利的羁绊。就杜甫一生的文学成就而言，他在长安城里追逐名利的时候，他的文学成就并不怎么突出，他之所以能超越同时代的诗人，最主要的是他在长安困顿之后，彻底醒悟，退出名利圈，在安史之乱前后写下了一系列反映劳动人民在战争中的苦难和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诗歌。他贫病交迫，地位卑贱，但仍然集百忧于一身，悲歌动地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人一身正气，超越了个人对财富、权力与生死的追求，对社会政治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对人民、对国家拥有一片真诚。他虽仕途多舛，一生不达，却“物性莫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现实政治的关心，时时刻刻关注着朝廷的决策，考察着朝政和得失利弊，了解着风俗民情，忧心忡忡，至死未悔。这种对生命真谛的探寻精神是相当可贵的。

历史上有着辉煌业绩的文人，几乎都是能够抛弃名利、豁达生死的人。屈原、李白、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苏轼、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鲁迅等，其人生几乎都是在清贫中度过的。因为清心寡欲，才能对现实世界看得更清楚，才能寻找到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奥秘。

就通例而言，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必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伟大诗人所谱写出的必然是时代的主旋律、民族的心声，其中所蕴涵的思想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杜甫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思想以及美学主张。这是杜甫经过自己的创作探索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是内心各种矛盾的和谐统一体。

杜甫的一生，与那些思想家一样，形成了一个很坚实的思想体系。他继承和光大儒家文化，以儒家学说作为自己思想的主旋律，而且有些思想观念远远超越儒家文化的范畴，综合了墨家等学说，具有某种先锋的性质。杜甫这些先进的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作为儒家文化的继承人，杜甫忠实于儒家文化所信奉的“仁、义、礼、智、信”的原则，在任有时候都是严格恪守这些原则的。在为人上，常常以德报怨，不屈不挠；在困惑中，他以同情百姓、爱国忧民为核心，使各种思想矛盾得到统一。

只要是人，生活在世间，内心就会有种种矛盾，很难得到统一。如爱与恨，怜悯与憎恶，善良与邪恶等，对于常人来说，在内心里总是难以得到统一。这些情愫和思想观念总在人们的内心里日复一日地剧烈冲突，最后形成一些支离破碎的所谓思想观念，结果是既伤害了自己，又走入迷途。

杜甫也并非没有困惑，有时他的困惑是巨大的。但在困惑面前，他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舍弃小我而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这是杜甫的思想观念和谐统一的原则。例如在反对战乱、反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同时，又在诗中多处劝说参军的人们，应努力事戎行。在他谴责战争的最为著名的《三吏》《三别》诗中，他都对被征的人们给予了一些激励之言，这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战胜了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欺压百姓的憎恨，爱国主义起到了主导作用。如在《新安吏》中说：“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婚别》中有：“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杜甫的思想体系是以爱国主义作为归结点的，他的思想在爱国主义这一点上得到了很好的统一。

在其他方面，杜甫也存在困惑。如人生观，一方面他强调积极进取，但有时也未免消极从事，说上一些灰心丧气的话。这样的话语在杜甫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但杜甫人生观上的矛盾在忧国忧民上得到了和谐统一。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有“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开头就是一肚皮牢骚激愤之言，表达了自己的坠入下层社会的悲愤。但悲愤之余，他还是不甘沦落，不忘自己忧国忧民、再造淳朴社会的政治理想。又如“病减诗乃拙，吟多意有余。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这就是说他在病愁之时，所愁苦的仍然是国家的灾难，国家的灾难之愁，比起自己所遭遇的那么一点小灾难来说，后者就不值得一提了。因此，杜甫个人的愁苦不幸在对民族的忧患这一点上得到了统一，使他很少考虑个人的不幸遭遇。而且即便是在考虑个人的不幸时，总是把个人的不幸与民族的忧患紧密结合在一起，少了其他诗人的那种无病呻吟。

杜甫在写愁苦上最典型的诗歌是《愁》：“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罢病虎纵横！”这首诗中，杜甫在写旅途中因景而生个人愁苦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因国家的灾难而愁苦，一句“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写尽了国家的灾难、个人的不幸，杜甫个人的不幸就在国家的灾难中得到了统一。正因如此，杜甫很少单独写个人不幸的诗歌。也因如此，杜甫的个人愁苦的消极情绪就被那种对国家的强烈忧患意识所掩盖。

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上，杜甫也有过很大的困惑，但他能将这种困惑得到很好的统一。

如在对待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杜甫是不赞成农民起义的，这种思想观念当然具有某种统治者的狭隘意识。但杜甫做出这样的一个决断，也是各种思想经过剧烈冲突后得到调和的结果。杜甫对农民的感情是深沉而博大的，从理智上来说，他希望农民能够过上温饱的生活，但以暴力反抗的方式则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当国家正处在积贫积弱的时期，这种暴力反抗只能使国家处于更大的灾难中，最后导致外族入侵的结果，因此，杜甫的这一观点从维护唐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的这一观点历来受到很多人的攻击，却是杜甫综合许多因素，全面思索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后得出的论断。在国家民族利益这一点上，杜甫的思想冲突得到了统一。

又如杜甫对待玄宗皇帝让位、肃宗即位逼退玄宗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也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成熟的看法。尽管杜甫对玄宗很有感情，而且从维护孝道出发，在收复长安后，肃宗理应还位于玄宗。但杜甫从国家的稳定出发，还是希望肃宗继承已得到的皇位，以避免再次出现皇位轮换时的动荡。因此杜甫在《收京三首》中有“羽翼怀商老，文思忆帝尧。叨逢罪己日，沾洒望青霄”之语，就是希望能和平解决皇位的继承问题。“沾洒望青霄”，这是诗人看到肃宗皇帝责罪自己之时的激动心情，表达了诗人对肃宗的极高期望，同时也表明了诗人是希望维持肃宗当政这一现状的。

历史上能够把内心的种种矛盾和谐统一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只有圣人才能够做到的。杜甫虽然非专门的研究思想的圣人，但他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和人生道路的实践，将这些矛盾得到了统一。这些统一的思想，对于杜甫的诗歌创作，对于杜甫的人格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它是杜甫创作出伟大诗篇和形成高尚人格的基础。

苦吟精神是一种严谨的诗歌创作态度。杜甫在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时，多处提到了苦吟。看来这是诗歌创作的关键。就像现在的歌唱一样，音乐天赋哪怕再高，如果不苦唱勤练，恐怕无法将一首歌唱好。做诗也是如此，关键在于实践中苦吟。

杜甫在自述写诗的经验时，说他做起诗歌来很认真，新诗改好了还吟一吟，看是否妥帖。“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作诗时为了精益求精，常常苦吟诗歌，反映了创作诗歌的严谨态度。有时候杜甫苦吟之后，发现诗还是很拙，感觉到还有没有表达出的意境，“病减诗仍拙，吟多意有余”。这样，杜甫就不急于将诗歌拿出去示人，而是反复地琢磨，力图吟出佳句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诗歌语不惊人死也不放手。这大概是他的性僻之处，也反映了杜甫做诗时的痴心。惟有这种做诗时的痴心精神，才使他吟出如此之多的杰出诗篇来。

杜甫在很多诗中都表明了苦吟精神。如《奉赠王中允维》说：“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在《题郑十八著作丈》中说：“酒酣懒舞谁相拽，诗罢能吟不复听。”在《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中有：“数篇吟可老，一字卖堪贫。”在《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中有：“何恨倚山木，吟诗秋叶黄。”在《徐步》中有：“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在《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中有：“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在《乐游何园》中有：“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这些诗歌中，都有诗人的苦吟的身影，表明了作者对苦吟的重视，也是对自己诗歌创作经验上的外露。

杜甫苦吟诗歌，并非像一些平庸的诗人那样仅仅推敲字句音韵等，而是用心去吟唱，力图把自己内心丰富复杂的情感全面地表达与宣泄出来，把要表现的现实社会内容表达出来。这就远远高出于一般诗人的字句推敲。

在苦吟上，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次年轻诗人贾岛骑在一头驴上吟着：“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对其中到底是用“推”还是“敲”字拿不准，所以不停地在马上做着推与敲的手势，不小心就撞到了长安府尹大人韩愈的马上。韩愈问明其事，帮助贾岛分析，认为该用“敲”字好。古人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苦吟精神可见一斑。李白就曾写诗笑杜甫：“借问因何太瘦生，从来只为吟诗苦。”杜甫因为心中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感，有着太多的个人苦闷，所以他的吟诗是一种痛苦的孕育。因为吟诗之苦，他过早地白了头。

正因为杜甫弘扬苦吟精神，所以杜诗字字皆金，他的一系列杰出作品，都闪烁着伟大的现实主义光芒。杜甫曾经评价元结的作品是“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其实杜甫的诗歌更是如此。他做诗重视语言的准确，把情和景用极恰当的字句表达出来。在每一首诗歌中，他都使关键性的字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给诗歌以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陆机《文赋》所说的“立片言而据要，乃一篇之警策”。杜甫的诗歌中警策的字句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诗歌起源于歌唱，如《楚辞》就是从原始歌舞中演变而来。尽管诗歌经过演变，已经与原始歌舞有很大的不同，但诗歌还是沿袭了原始歌舞的某些特征，即可以入音律用来演唱和配乐，适合歌舞。如李白的《清平调》，就是供宫廷歌舞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就是供杨贵妃来表演大型歌舞的诗句。杨贵妃和唐明皇都很喜欢这首诗，表演得也很成功，这说明诗歌与演唱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古代的诗人很重视吟诗，使诗歌符合诗律，只有在吟唱中去检验，才能从中体会出诗歌的好坏妥帖。也正因为杜甫重视诗律，所以他写出了那么多撼动读者的五律、七律以及长篇的排律，这是他在诗歌史上的巨大贡献之一。当然，杜甫也不是死板地遵守诗律，有时根据诗歌内容创造性地冲破格律，这些诗歌更增强了音节的顿挫，抒发了他内心深厚的感情。

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苦吟精神是非常重要的。诗歌创作与其说是写诗，倒不如说是吟诗。一首诗的好坏，还要看其是否合乎音律，一首好诗读起来应是朗朗上口，因此，对一首诗的每一个字，只有经过千锤百炼地吟唱，才能字字皆金。

杜甫就是这样进行诗歌创作的。

杜甫在作诗时，有时深沉激愤，有时却很是放达，放眼四海，胸怀天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宇宙感。这种宇宙感中也包含了诗人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情怀。

所谓诗歌的宇宙感，闻一多先生曾以刘希夷和张若虚的诗来作说明，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春江花月夜》中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多么优美、轻快、流畅的旋律，闻一多说：“更绝的是诗中的宇宙意识，诗中有一个更深沉、更辽阔、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

杜甫在诗歌中也具有类似的宇宙意识。

如杜甫在早年登泰山时曾写有《望岳》一诗，其中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两句诗表现了诗人的眼界和心胸之博大，含有一种登临绝顶，囊括宇宙的感觉。

如杜甫在成都时作的《登楼》一诗中有：“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此二句取景广阔，玉垒浮云，苍狗变幻，宛如历史的风云和现实的人生。其历史沧桑之叹，人间渺茫之悲，都囊括在诗中。沈德潜评论此诗说“气象雄伟，笼盖宇宙”，可见诗人在作此诗时的宇宙意识非同寻常。

在《旅夜书怀》中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都表现出强烈的宇宙感。而这种宇宙感中，自然也包含了诗人对自己漂泊中的不幸命运的孤愤。

诗人在《登高》一诗中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里展示了强烈的宇宙感：空旷、奔放、豪迈，不可望其极至，不可触其深广，博大胸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落木萧萧，长江滚滚，前者充满了哀感，后者则充满了磅礴的气势和力量。这种宇宙感中是包含了诗人对自己命运以及对世事的某种悲壮情怀。

在《登岳阳楼》中有“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写出了洞庭湖的壮阔与浩大，蕴涵了诗人对天下分崩离析的无穷忧虑。

从这几首诗中，可对诗人的宇宙意识窥见一斑。杜甫的宇宙感，并非凭空而发，总是与人生的哀感、世事的哀感相伴随始终。但是，杜甫的胸襟并没有因为对世事的哀感而变得狭窄，而是通过对自然界的壮丽景观的描叙而变得阔大而开朗。因此，他的宇宙意识里，含有释放悲剧人生的那种放达胸怀。

杜甫的宇宙意识与刘希夷、张若虚比较起来，流畅与壮美丝毫不亚于他们，但更加显得深沉、悲壮，充满了历史的沧桑之感，将人生命运的沉浮囊括其中。如果说张若虚、刘希夷是因环境的空灵优美而生的宇宙感，带有淡淡的感伤，而杜甫是因为命运坎坷与历史的沉浮不定而生发的宇宙感。张若虚、刘希夷诗歌中的宇宙感显得空灵、虚无而无所指，杜甫心中的宇宙感则与现实与历史相接，具有深刻的时代内涵。正因为杜甫心中有了这样广博的宇宙感，他眼前的景色才如此的壮丽。

古往今来的伟大诗人，几乎都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屈原的《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这是哀宇宙永恒而人生短暂。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这些诗歌或散文，都具有强烈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显示了一个人胸怀的博大，囊括宇宙。文豪的肚里，撑起的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都在他们心尖。这种博大的胸襟是他们神思缥缈、心怀宇宙的结果。

杜甫的宇宙感，是与他长期周游天下、胸怀四海，以及深入人民、心怀人民疾苦的胸怀分不开的。所以他的宇宙感中，除了胸怀博大的天下宇宙之外，还含有浓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杜甫的仁爱胸怀、忧国忧民之情和他的宇宙意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他的仁爱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定格于永恒的宇宙之中。

在诗歌创作上，杜甫很注意向古代先贤如屈原、陶渊明、嵇康等人学习，吸收他们诗歌创作上的长处，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以及诗歌创作的经历，形成自己沉郁顿挫，铿锵凝重的诗歌特色。

杜诗之沉郁，从杜甫个人经历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内心深处的生命忧患。由于杜甫人生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为了仕进，他忍受着身心的煎熬，人格因而磨炼成熟；做官时，他面临致君与制于君的矛盾，最终被排挤出政治中心；流放时，他抒忧国忧民之悲愤，写饥寒流离之遭遇……这些不幸而又复杂的遭遇决定了杜甫内心深处有着巨大的生命忧患，强烈的忧患感使他吟出了让人心碎的、真实动人的诗篇，因此决定着他的诗歌那种沉郁顿挫的文学风格。

与杜甫深沉复杂的情感相适应，杜诗的诗艺也变化多端。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吸取前人的创作经验，但又超越前人。他采用了以赋为主，间用比兴的表现手法，尤其是句法的突破传统，意象的超越时空，更是走到盛唐诗人的前面。中国古典诗歌的句法，一向是以承转通顺，近于散文的句法为主，即因果与文法上呈自然的趋势。而杜诗，尤其是杜律中的句子，不但做到精炼浓缩，而且在因果与文法上有意尝试颠倒，进行大胆的自觉意味的革新。最典型的是《秋兴八首》之“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种句子，其安排组织全以感受的重点为主，而并不考虑句法是否通顺。这是在破坏中创新，自出惊人之语的表现之一，为律诗开拓出了一种超越写实的新境界。杜诗的句法变化莫测，新构迭出，它包括炼字的含蓄与惊警，句法音节与意义的矛盾，语词的倒装错综，对句的相互发明，句意的转折跌宕，以及以文为诗的倾向……均发人所未发。加上深厚的思想内容，从而形成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

将杜甫那些有着极度沉郁风格的诗歌分类，可以归为四大类。一是写国家与人民的不幸遭遇，二是写朋友的不幸遭遇，三是写个人的不幸遭遇，四是对历史的慨叹。艰难的时世，穷困的生活，历史的深思，使诗人有太多的忧愁：边愁、客愁、乡愁、穷愁、旅愁、孤愁、春愁、晚愁、愁苦、愁思、愁痛、愁疾、愁恨、愁绪……敏感的心灵因沉重的忧愁而更加敏感，使得他在诗歌风格上变得更加沉郁。

在国难与人民的困苦面前，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重要是表现出了一种沉痛、悲愤与道义的责任。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是对人民苦难的深沉悲痛与热切的关注，正如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兮”。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则表现了对贫富对立的深层愤慨。在《兵车行》中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显得沉痛与悲愤，且于悲愤之中更有一种力量。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悲陈陶》中有：“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对官军的惨败于无声处现沉痛之惊雷。《春望》中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对国破家亡的悲痛心情的写照。《石壕吏》中有：“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在《去蜀》一诗中有：“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因国家危难而泪水长流。这些表现国家与人民不幸的诗歌沉郁之至，仿佛和着诗人的血泪吟出来的。

杜甫表现朋友不幸遭遇的沉痛之诗也很多，对朋友不幸遭遇的无限同情与悲愤。如对好朋友郑虔，杜甫在《醉时歌》中有：“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当郑虔不幸被贬时杜甫写下了：“万里伤心严遣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表达了因郑虔遭贬而自己内心的沉痛与惋惜。对李白，杜甫在《梦李白二首》中有：“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冠盖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在写给曹霸的《丹青引》中有：“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对诗人的人格才华的颂扬和不幸命运形成强烈的冲突，更增强了悲愤之感，从而形成沉郁顿挫之风格。

在表现自己的苦难与不幸遭遇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则带有一种悲苦与怨恨。如在《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中写道：“长安苦寒谁独悲？少陵野老骨欲折。”杜甫所吟出的是深入骨髓的寒冷的感觉，仿佛能听到骨折之音，呜咽之语。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有：“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这是在安史之乱前困顿长安的深刻忧愁的写照。在《曲江三章章五句》中有：“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在困居长安，前途无望心似寒灰之时，看到弟侄因自己而忧伤不觉泪落如雨。在《醉时歌》中有：“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表达了一种至痛的悲愤。在《赠卫八处士》中有：“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这是乱世中生离死别之痛。乱世之中的生生别离，与死别有何异！在阆州时作的《天边行》一诗中，有：“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表明了战乱时代消息阻隔，亲人生死别离无所知的惨状。在《登高》一诗中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种拔山扛鼎式的悲歌，把诗人内心的苦痛渲染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些个人不幸遭遇，使杜甫不胜悲苦，歌吟动地哀，因此诗歌也沉郁顿挫。

对于历史，杜甫往往也在诗歌中寄予了很多的悲愁之感。如在《蜀相》一诗中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表达了对诸葛亮出师未捷而长逝的悲叹。在《八阵图》中有“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说诸葛亮以失策于吞吴为恨。在《登楼》一诗中有“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是对古今历史所寄托的深沉哀叹。在《古柏行》中有“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在《秋兴八首》中有“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对长安百年历史的兴衰产生强烈的悲叹之感。

从杜甫的诗可以看出，他的沉郁顿挫的风格是在对世事的强烈悲感中形成的，即以悲为核心，将自己内心的种种情感表现出来。在这些具有沉郁顿挫风格的诗歌中，杜甫也注重诗歌的音调美，而且讲究严格的工整对仗，音韵跌宕，吟来有一种铿锵顿挫之感。尤其是句法的突破传统，这是杜甫在继承前人的诗歌创作中有所突破的结果。盛唐本来是一个音乐高峰，因此盛唐之音也渗透到了诗歌中，盛唐诗歌是能够入乐谱，供人们传唱的。但在杜甫之前，这种盛唐之音是没有规矩和格律的，杜甫突破了前人的传统，为了便于后世的学习与创作，杜甫在诗歌创作上将诗歌的磅礴气势加上一种形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使后世在诗歌创作上有法可依，诚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指出的“（杜诗）沉郁顿挫、深刻悲壮、磅礴气势严格规范在工整的音律对仗中”，从而在音律上形成了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

总之，杜甫诗歌风格的形成来自对人世的深刻体验，来自对历史的反思，来自对前人的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历来就是诗歌创作的两个源流，屈原首开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之源，其后宋玉等人将这种诗歌风格发扬光大，形成了鲜明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特色。到了唐代，大诗人李白将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风格推向了顶峰，与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共同成为中华诗歌顶峰的双璧。但杜甫虽然以现实主义诗歌闻名于世，其实在他的诗歌中也不乏浪漫主义之作。而且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将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使杜甫的诗歌显得生动活泼，色彩鲜丽。

杜甫的七古诗《寄韩谏议注》，就是很典型的浪漫主义之篇章。这首诗辉映他的一位姓韩的朋友劝他出来东山再起，匡君济世，首尾写得极为俊秀飘逸，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

“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鸿飞冥冥日月白，青枫叶赤天雨霜。玉京群帝集北斗，或骑麒麟翳凤凰。芙蓉旌旗烟雾落，影动倒景摇潇湘。星宫之君醉琼浆，羽人稀少不在旁……美人胡为隔秋水，焉得置之贡玉堂。”

这首诗里，诗人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可谓与屈原、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相似。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有“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之句，与杜甫的“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相似。而杜甫的这首诗中的大胆而率真的想象，则与李白的这首诗中的想象类似。由此看出，即便是如杜甫一样严肃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作中也多浪漫主义色彩，诗人的内心也不乏浪漫主义的情愫。

杜甫是一位个性极为复杂的诗人。从青少年的时代开始，他的个性中就有强烈的浪漫主义风格，小的时候他活泼好动，“一日上树能千回”，而且常出入王府贵族之家，又游宴射猎，与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一同求仙访道，很有浪漫风度。如“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如《饮中八仙歌》等，都展示了浪漫主义诗风的磅礴气势。这是诗人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开元盛世的大环境所决定的。后来他漫游天下，更加培养了这种浪漫主义的气质与胸襟，虽然屡经波折，颠沛流离，但诗人内心的浪漫主义气质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诗作中时时流露这种情怀。

在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中，时时迸发出浪漫主义的火花，而且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更加成熟稳健。如在漫游时代，在《望岳》中有：“岱宗夫何为，齐鲁青未了。”在《画鹰》中有：“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在寄给其弟的书信中有：“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鳖。”都展示了浪漫主义的磅礴气势。在他困居长安的十年期间，有《八仙歌》，“李白斗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首诗歌更是将其浪漫的气质展露无余。在漂泊西南时期的《秋兴八首》也不乏浪漫主义之诗句，如“蓬莱宫阕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等，都是浪漫之华章。杜甫的有些诗歌甚至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歌以神话传说为创作资源的传统，充分表现了其浪漫的特质，也是诗人抒发其情愫的重要工具。在诗歌上，杜甫还继承了儒家风雅比兴的诗歌传统与屈骚的象征的诗歌创作手法。这些诗歌，想象丰富，大胆夸张，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浪漫气质和豪放气度，显示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的浪漫气质。

杜甫在从事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同时，将浪漫主义的气质很好地贯穿在诗歌中，使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增强了他的诗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古代许多伟大的诗人，总是善于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这两种诗歌风格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如屈原虽然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但他同时也有写实之章，如“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苏东坡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的浪漫之章与现实“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沉痛，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之句。

在杜甫的诗歌里，浪漫主义的想象是诗人长期的现实痛苦所逼迫出来的。由于现实太沉痛，诗人不得不在浪漫的幻想中寻找一些精神的慰藉，借此得到某种解脱。所以他的浪漫想象是从现实之上发出的。因此，杜甫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时会统一在同一首诗歌中，诗人根据诗歌表达的需要，有时感情深沉，叙事沉重，有时激昂高亢，想象丰富。杜甫的有典型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多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基调，而以浪漫主义贯穿其间，构成了杜甫诗歌的一大特色。

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风格自然是变化多样的，不能以现实与浪漫来区分。杜甫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和情感的发展变化自然地采用某种形式来表现，在创作中很自然地将两者糅合在一起，达到了将这两种风格合而为一的诗圣境界。

杜甫的诗歌，仅从保存下来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来看，如果按照编年的秩序来读，就像是在读一部有组织的完整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不同体裁的、独立的篇章，也有不少计划周密的组诗，而且每个阶段的诗都有每个阶段的特点。可是总的来看，从头到尾构成一个整体，有如一座璀璨壮丽、丰富多彩的大厦。

杜甫的诗歌包罗万象，具有“诗史”之美誉。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在于他生动地再现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对诸多问题表达了诗人的进步主张，既描绘了祖国的山河以及花草树木，对祖国表达了热切的爱，抒发了作者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所以可以称为既是诗人的自传，又是国家的年志。杜甫的诗歌和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与曹雪芹的小说一样，包罗万象，经纬纵横，给读者一个丰富而又完整的时代印象。

杜甫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如此包罗万象的诗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强烈的时代责任感，观察社会与自然都很仔细，而且有着一颗富有正义感的心灵，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能够深刻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能够与时代同跳动。由于这些所有的优秀品质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才有可能创造出一部诗歌的诗史。因此可以说，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包罗万象，首先在于杜甫个人的海纳百川。杜甫不但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全貌，而且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的灾难。《兵车行》《三吏》《三别》等，都是杜甫亲身体验到社会灾难后的艺术创作。杜甫在诗歌里将这些战乱之惨境刻画得细腻深刻，读来使人如临其境。

从杜甫所刻画的战争的灾难来说，也是很丰富的，有镇压安史叛乱和抵御外辱、抓壮丁时的惨境，有军阀官僚横征暴敛、相互杀伐的情景，有皇帝的昏庸腐朽、下层百姓的灾难等。可以说深广地描叙了社会各个层面，描叙了人民的普遍性灾难。

对社会悲剧的普遍性描叙，使得杜甫的诗歌具有了诗史的基本特征。但除此之外，杜甫诗歌之所以成为诗史，最重要的还有杜甫在这国家的悲剧史诗中流露出了个人的强烈的爱憎情感。这种情感有时消极、感伤，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政治头脑与清新的生活情调。如在消极时说：“百年歌自苦，未有见知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积极时也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等。都是把自己的情感与国家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强烈的爱憎，使他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

从刻画的深度与所投入的感情上看，杜甫的诗歌的确具有诗史的特征。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杜甫的诗歌也独具魅力。他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要求诗歌生动活泼，出语惊人，“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表明杜甫在艺术方面的艰苦努力和卓越探索。杜甫的诗歌除了追求卓越之外，而且显得很稳重有分量，无缥缈之感，这是做诗很难得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一一举例。

如前所述，杜甫从古代的文豪那里吸取诗歌的营养，继承他们的诗歌风格，吸取精华，“转益多师是汝师”，从而使自己的艺术造诣“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这是说杜甫虚心学习前人的诗歌成果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以上是从杜甫的诗歌所描叙的社会广度、情感的深度以及在艺术上的精心雕琢与继承前人的文化成果上的努力，来说明杜甫诗歌所具有的诗史特征。但这仅仅是杜甫诗歌的基本特征，远不是杜甫诗歌作为诗史的全部特点。杜甫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诗史一般的诗歌，原因是很复杂的。曾经有位杜甫研究者评论杜诗时说：“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认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这就是说杜甫的诗歌是鬼斧神工之作，有神力相助。这种说法当然现在看来不妥，但确实也说明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才华以及他的“惊风雨、泣鬼神”的力量。在古代诗歌的历史中，以诗歌创作实践而获得诗史称谓的，惟杜甫一人而已。可见杜甫诗歌的博大精深之魅力，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在民族精神的构建上，过分强调儒佛道等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与构建。实际上，文学在中国民族精神，包括民族心理——文化的构建上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儒家文化等是以一种教条式的理论来传播的，而文学则使这种教条式的理论艺术化，使之可知可感，通过长期的文化熏陶与积淀，从而对一个民族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杜甫首先所具有的是高度的爱国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诗歌中，主要表现在安史之乱后。这一时期他写出了一系列反对战乱、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诗歌。《三吏》《三别》《月夜》《悲陈陶》《春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每一首诗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浓缩。在这些诗篇中，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深沉痛心，也有“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的殷切期盼；既有“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悲壮与惨烈，也有“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喜极而泣。这种时刻将自己的感情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情愫，是一种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的外在表现。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承传上，杜甫是自屈原以后的又一位伟大人物，是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由于屈原生活的时代所限，由于社会地位所限，他缺乏杜甫那么广阔的社会视野，因此，屈原还没有来得及对爱国主义的种种遭遇进行阐释，而杜甫则以他自身的复杂经历更加清晰地展示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能给人更加深刻的启迪。屈原的爱国精神在杜甫那里得到了阐发。如果说屈原是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体系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奠基石，那么杜甫则是这一体系之上的巨厦。长期以来，杜甫的这些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对中国的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构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世的人民都以杜甫的爱国诗篇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榜样教材，这些诗篇中的爱国精神渗透到了历代知识分子的灵魂。特别是在国家衰亡，战争频繁的时候，这种爱国主义的传承就更加明显。如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大义赴死；岳飞的精忠报国，抗击金兵；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等，无一不是这种爱国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其次是杜甫所提倡的仁爱精神。在杜甫的一系列光辉诗篇中，这一精神也体现得很明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于山”等语，道出了杜甫对天下苍生命运的关注与仁爱之情。这种仁爱精神在后世也是知识分子所效仿的楷模，如大政治家王安石，不仅接受了杜甫的文学思想，而且也接受了杜甫所提倡的仁爱等精神，在登上相位后他积极倡导变法，就是基于当时农民的贫困与破产，从仁爱的精神出发，想给百姓以基本的生存权利，因此而开始变法图强。爱国思想家顾炎武等所倡导的民本主义思想，更是杜甫的仁爱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而这种思想是中国近代的思想萌芽。

再就是杜甫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杜甫的忧患是深广的，他常常“百忧复相袭”，“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独立万端忧”，他既忧人民的疾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又忧国家的命运，“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这种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正是历代知识分子在历史风云或大劫难面前表现出积极的忧患意识的动因。如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以及鲁迅的沉痛与忧愤、犀利之笔，毫不留情地深刻刻画国民性中的丑陋，都是一种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

这些精神，正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杜甫的诗歌中对这些精神进行了艺术的叙述，能给人很深的印象和启迪。如果说孔子、孟子、墨子等所倡导的思想，只是抽象的概括，对人起到的是一种警示作用，那么杜甫则是对这些精神进行了艺术的表现和发掘，赋予了这些精神以灵魂，使之能够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灵。杜甫正是以他史诗式的诗歌来实现的对后世知识分子的教化作用，从而完成对民族精神的塑造的。

俗话说，“文人相轻”。由于文学艺术无法在一个统一的尺度上去衡量其优劣，所以许多文人们都自以为是，总是以为自己的文章天下第一，因而瞧不起别人。但杜甫并不是这样，他重视别人的优点，推崇别人的优点，虚心学习。对于他同时代的诗人，无论是李白、高适、岑参，还是他不甚熟悉的元结、王维、孟浩然，对于他们的诗歌与为人，他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殷切地希望与别人谈论诗文，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以此为乐。

从杜甫一生的表现来看，杜甫在修身与求学问方面都遵循了博采众长、取长补短的方式，即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这样在学问与德行上能很迅速地提高，不失为修身与求学的一条终南捷径。

在修身方面，杜甫时时向当时的一流人物看齐。如李白、高适、贺知章等人身上的豪放，这是杜甫所缺少的，杜甫本人相对他们来说显得很拘谨，由于生存的窘迫，生活中缺少那种豪放气息与潇洒之态。杜甫认识到这是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因此在日后的生活中学习李白等人的豪放性格，还将这种豪放表现在诗歌里。如在《八仙歌》中对他们那种豪放气息给予了真诚的赞颂。又如杜甫在《曲江三章章五句》中有：“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这首诗写得很有气魄，而且生动地反映了自己另一方面的个性，豪放豁达之至，简直像是一个驰骋疆场、英勇无畏的将军。这种性格就很接近李白、高适等人。

这样一首诗，在杜甫长安时期的诗歌中可谓异域之音，异军突起，与他的那些悲哀呜叹的调子很不相同，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中鹤立鸡群。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学习了李白、高适等人豪放个性的结果。

在《后出塞五首》中有：“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之语。这些诗句的气魄，恐怕可与李白等豪放与浪漫诗人的气质比肩。这也是杜甫在与这些浪漫诗人相处的同时，虚心地全方位地向他们学习的结果。这些诗句，不但反映了诗人的豪放气质，而且也反映了诗人的乐观主义情绪，是修身与诗学上的借鉴成果。

除了在诗歌与修身上向李白等人学习之外，杜甫还向陶渊明等先辈学习。陶渊明是古代田园诗人的开山鼻祖，其修身涵养与诗歌创作对杜甫的影响很大。杜甫的那些典雅别致的山水诗歌，以及后期的那种隐逸风格，与他抑郁顿挫的主旋律不大一致，很大程度上是学习陶渊明的结果。

在杜甫的这些山水诗歌中，有田园气息的很多，这些诗歌既表现出一种归隐情绪，又表现出一种类似陶渊明的田园诗歌风格。如《为农》诗云：“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既有田园景象，又有终老田园的归隐之意。又如在《重游何氏五首》中有“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等语，也都既表达了归隐的意思，也像陶诗一样充满了田园山水之趣，是学习陶诗的结果。还有《田舍》一诗中有“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等，这些诗歌都极像陶渊明的诗歌风格，不能不说杜甫在诗歌与修身上深受陶渊明的影响。

杜甫还向屈原学习，这或许是杜甫向所有诗人学习中最用心的。因为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作为一位同样关心国计民生的伟大诗人来说，屈原身上具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杜甫向屈原学习是全方位的。在诗歌上与追求真理方面，他学习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从而有他自己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的求索精神，这是他继承屈原诗歌风格与屈原精神的结果。

作为一位伟大诗人，杜甫不但向同时代的诗人学习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和性格思想，而且从古代的大诗人中学习其诗歌风格与修身方式，是很难能可贵的。古代与当代的伟大诗人，都具有某种共性，那就是在修身与为学方面达到了高远的境界，无论是性格还是诗歌，都表现出某种复杂的倾向，不是那种单调的、死板而一成不变的性格与文化特征。杜甫能认识到自己在诗歌创作上与修身方面的不足，努力学习别人，从而使自己的诗歌风格充满了丰富的色彩，而且使自己在人生素养上更加成熟，改变了自己某种单调的性格特征，使自己的学问与立身处世方面能快速走向成熟。

博采众长是一种能快速使自己成才的方式。古往今来的文化名人，大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吸取别人的长处，从而很自然地形成了多种技能并用，使自己在修身和学术方面都更加成熟。“杂各家之所长，自成一家”，这是古代有成就的文豪们常走的道路。

取长补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那些伟大人物来说，最大的缺陷往往就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过分相信自己，这是古往今来很多大人物后来之所以做出荒唐之事的原因所在。杜甫虽然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诗人，然而由于生活经历以及个性所限，其修身方式以及诗歌风格或许会流于单调，如他的沉郁顿挫等风格，若从头到尾都如此，则会使人感觉沉闷单调。所以必须在倡导一种风格的主旋律时，同时多种风格并重。杜甫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向同时代和古代的杰出人物学习修身与作诗，这使杜甫的诗歌风格和人生性情都充满了斑斓的色彩。

杜甫虽然在湘江的一叶小舟中病疾而终，但他一生创作的一千余首诗歌却留在人间，成为人世的瑰宝，并在他死后显示了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以他卓越的创作成就为后代树立了典范，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

杜甫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他的诗歌被奉为“诗史”，杜甫诗歌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的复杂变迁，提供了当时的一幅辽阔而漫长的社会历史画卷，对后世研究杜甫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对研究安史之乱以及盛唐转衰的原因等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杜甫诗歌对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杜甫诗歌是一部很好的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生活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

从诗歌的角度来说，在我国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杜甫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更高的阶段。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那些“即事名篇”的写作方法，直接开导了中唐时期以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他的那些叙事诗，如《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实际上就是新乐府题材。明代的唐诗研究者胡震亨说：“以时世入诗，自杜少陵始。”以时世入诗，从而广泛地反映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现实，同时他的写景抒情诗也联系时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比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杜甫极大地发挥了诗歌的独创性，为后世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领域。

杜甫诗歌的诗体丰富，充分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当时与后世的各种诗体树立了榜样。诗歌在他手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用诗来写传记、写游记、写自传、写奏议、写书札，甚至写信笺、写遗言等。总之，凡是他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现。在他之前，七言律诗是用来歌功颂德或是应酬的，但他却用来反映社会现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是杜甫以他的诗歌创作实践进行的。这个变革对后世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来说有着巨大的影响，后世之刘禹锡、苏东坡、陆游、龚自珍等诗人，无不受其影响。

杜甫的诗歌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同时吸取了南北朝一些诗人的艺术技巧，并在这些优良诗歌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在思想内容上，他忧国忧民，言人所不敢言，道人所不敢道。在艺术形式上，他融汇古今，采用多种艺术表达方式，甚至是民间口语，发挥了极大的独创性。杜甫诗歌的创新精神也影响了后世很多诗人，如杜牧、王安石等人，在其诗歌创作上都具有其现实主义诗歌风格。

杜甫诗歌成为后世诸诗家学习的典范。元稹曾说，杜甫诗歌“铺陈始终，排比声韵”。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说：“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后山诗画》中说：“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参其格调，实与盛唐大别，其能荟萃前人在此，滥觞后世亦在此。”从各种角度说明了杜甫诗歌作为规范、楷模，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力。

唐宣宗在杜甫死后做悼诗中有“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怅然”。杜甫的一些著名诗歌在后世每个朝代都家喻户晓，并成为人们学习诗歌创作的典范。

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甫有如此评价者，非元稹一人。杜甫独一无二的文化业绩，逐渐为后世文人所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