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都草堂

杜甫在成都期间，除了几个月的幕府生活外，基本上都是在人民中度过的。他爱与劳动人民往来，并有着深厚的情谊。他厌恶官僚，生活上总是向劳动人民看齐，他关心劳动人民的苦难甚过关心自己，并希望牺牲自己换来人民的幸福；他积极参与地方政治，为府主出谋划策；他依旧心怀国家与朝廷，心怀政治，表现出了杜甫一如既往的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仁者情怀。这期间，他写出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杰出诗歌，同时，在诗歌理论上进行了重要的文化开拓工作。

杜甫携妻带子，一路艰辛地来到成都。这里呈现出与战乱的中原完全不同的崭新气象，到处都是华丽的房屋，人民穿着干净的衣服，集市上物资繁荣，人们的生活悠闲，这一切都使杜甫感到很新鲜。杜甫刚从战乱中历经艰辛地走来，看到在天下另一方有这样一处所在，不觉十分的热爱。

在当时战前最繁荣的都市中，除去洛阳、长安之外，就算扬州与成都了。当时的西蜀有着丰富的农产、矿产、手工业与商业。安史之乱后，中原民不聊生，但这里却保持着暂时的安定与繁荣，是战乱时理想的流亡之所，连唐玄宗也带领文武百官流亡于此，一般人民流亡到这里的更多。这地方生活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而且这里的景色与气候宜人，是一块适合生存的“乐土”，杜甫流亡于此，自然也是看中了这是一个可以永久居住之地。初到这里，他便喜欢上了这里，有了终老于此的打算。

而且，杜甫在成都的人事关系也非常广，有利于他终老于此。在759年的岁末到达成都的时候，他的好友高适在离成都不远的彭州当刺史，还有他的从孙杜济就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裴冕身边的一个得意人物。表弟王十五也在这里当司马。总之，这里要求人接济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所以，这更加坚定了杜甫终老于此的决心。

杜甫已经四十九岁，年近半百，满头白发，人生进入了晚年。在长安羁绊十年，又在官场的纷争与安史之乱的颠沛中度过了四年，这时的杜甫已经饱经忧患，身体迅速衰朽，他需要停下来歇息！在平静中度过余年。况且，这时的杜甫已经具有了平安度过余年的优越条件，他已经写出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那些作品，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咏怀五百字》《北征》《洗兵马》等，这些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已经奠定了他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在诗坛上无与伦比的地位。虽然在当时或许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有了这些诗歌的成就，他的名声已经很响亮，名满天下了。虽然在当时社会上还没有普遍接纳他的诗歌，甚至在他逝世后几十年内，都得不到应有的地位，但杜甫这时就已经对自己的诗歌成就充分的自信。于是，在为自己建造房舍的时候，也同时考虑要将它建成为一个后世的纪念地，这是杜甫的一个“奢侈”的愿望。

无论从资金来源，还是从名声、居住地环境来说，都是建一个永久性纪念地的最好时候了。杜甫当然不愿意错过这个时机，他积极地张罗起来。

杜甫要在成都筹划建草堂，自然需要大笔资助。杜甫来成都时是两手空空，但这并不要紧。唐代是诗歌盛行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诗歌独领风骚，有着其他文艺种类无法比拟的地位。首先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裴冕，作为成都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非常欢迎杜甫的到来。在杜甫一家生活无着落、居无定所的时候，裴冕暗中提出为杜甫资助建一草堂的计划，他的属下官员也都纷纷解囊，并为杜甫盖草堂提供一切方便条件，以求得杜甫在诗歌中给他们一点馈赠，或是提到他们的名字，或是将他们的某件事情写入诗歌等，这都将是出名的最好方式，也是流传千古的神奇妙招，所以愿意资助杜甫的人很多。杜甫非常感激，在成都建草堂就成了杜甫入蜀后的第一件大事。

杜甫开始有计划地一步步营建他的草堂，将草堂地址选择在成都西边的浣花溪畔。先在这荒地上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在一棵相传生长了两百年的高大的柏树下，杜甫将草堂选址在这里。尽管得到了裴冕等人的资助，但由于他自己没有任何资金，要真正建好一个草堂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杜甫费尽心血，四处张罗，求人周济。于是他便顾不得颜面，四处求人施舍建草堂所需要的资金和材料。当然，他对于别人的赠予也表示了最真诚的感激。

有一天他在成都府当司马的表弟王十五来看他，送了钱来帮助他盖草屋，他喜出望外，立即写了诗来表达谢意。诗说：“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肯来寻一老，愁破是今朝。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惟表弟，还往莫辞劳。”这首诗明白如画，在叙事中表示感谢，烘托出了一种亲切友好的气氛，这就将表弟资助建草堂的功绩“名载史册”了。可见杜甫是很会感谢别人的。

为了修盖草堂，杜甫还四处寄诗索取各种树苗以美化环境，索取各种家什以备日用。他写诗向某县令萧实要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意思是说贵县的桃树李树多得数不完，濯锦江边我这园子里还没有种满，请您赶快派人在春前送一百根桃树苗到浣花村来！他又向绵竹县令索要该县所产的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他还向绵竹县尉何某要几百根桤树苗：“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他向县尉韦班要松树苗，希望栽下后能长成，荫垂千载，还作诗曰：“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可见杜甫对自己期望很高，也很自负，要栽这些松树为千载以后的人留纪念。建草堂的目的自然也是如此。有这样的想法，谁又不会施予他呢？

由他写诗四处求人施舍建草堂的物资可以看出，杜甫营建这个草堂就像燕子筑巢衔泥似的，历时长久，一点一点地将材料累积而成，这实属不易。杜甫为营造这样一个草堂可谓煞费苦心。

杜甫的草堂经过三个月之久才落成。这个房子盖得是如此的别致，就是飞鸟语燕也愿意在这里建新巢，杜甫感到很满意。杜甫在《堂成》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无比兴奋与快意：“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从这首诗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美丽的所在。杜甫说自己无心与扬雄的故宅相比，其实他是在与扬雄之宅相比，希望像坐落在成都的扬雄之宅那样千古不朽，可见杜甫当时的自负与自信。

杜甫的成都草堂的落成，这个朴素而简陋的茅屋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千百年来人民提到杜甫时，有时竟忽略了他的出生地和死地，但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可见成都草堂在中国文人心目中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也可见杜甫当初在经营成都草堂时的一番苦心。

杜甫苦心营建的成都草堂，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茅屋，简陋、孤独，甚至也不是青砖瓦房，更不是楼宇宫殿，在外观上与普通民宅相似。草堂实为一象征性意象，它是诗人贫困、潦倒、漂泊的写照。这个草堂也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像安史之乱前后人民的生活一样。因此，这个草堂集中反映了杜甫内心平民化的精神境界，反映了杜甫内心的人民倾向。也正是草堂的这种朴素、简陋，与杜甫一生的平民精神，与他“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心忧天下的精神，与他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个人意志等相一致，使得杜甫的一生所弘扬的种种质朴的精神蕴涵在这座普通的草堂之中，永远为后世所缅怀。人们置身其中，很自然地就把它当成了在精神上躲避世事风雨的一方圣土，当作精神的一次净化与洗涤，使草堂成为永远的文化圣地。

随着杜甫在成都生活的长久，他对成都一带渐渐熟悉，而且也渐渐融入到当地人民的生活当中，与当地人一起交游，这使他对当地的文化特色有了更多的了解，并产生了热爱之情，蜀地的文化特色与民族风情自然也融入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来。

杜甫在蜀期间，在诗歌创作上积极学习地方民歌的表现手法，他的《绝句漫兴九首》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诗歌，就是他学习蜀地民歌特色而创作出的几首雅俗共赏的作品。杜甫将自己的诗歌融入当地的民歌特色，开创出一种新的诗歌风格。如同屈原作《九歌》的精神一样，杜甫也有意识地要像屈原那样开创出一种新的诗风。杜甫的《绝句漫兴九首》在篇目上很明显和屈原的《九歌》篇目相吻合。

《绝句漫兴九首》中有：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

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肠断春江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隔户杨杨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

这些诗句，通过莺语、桃李、春风、燕子、柳絮、桃花、垂杨等的描写，像仿古的竹枝词，跌宕起伏，表达了诗人轻柔、散漫而自由的个性以及纤巧细腻的心思。

显然，这些诗歌具有当地的语言特色，能够看到地方民歌的影子，是在吸收当地的民歌特色的基础上进行的再次创作。这些诗歌都很通俗，以口语入诗，笔调明快，音调抒情意味浓厚，柔媚散漫，信手拈来，很富有生活气息，显然适合歌唱，而且诗歌中都有很鲜艳明媚的自然景色描写和浓烈的情感，显得艳丽妖娆，极具感染力，是对民歌在艺术上的进一步深化，比当地民歌更具有艺术性。因此，杜甫的这些诗歌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当地的民歌艺术。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有：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

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稠花乱蕊畏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

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高楼更可怜。

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

这七首诗，都是写花，都写出了诗人对花的无比热爱。从思花、觅花、畏春、沽酒赏花、醉卧花丛，对花的热爱与痴狂一步步深入。这些如梦如幻的花海，把人带入了一个灿烂真淳的世界，一个花的无比美好的世界。在这种如烟似梦的场景中折射出了杜甫的真情以及他灵魂深处渴望理想生活的梦想。这个世界既是当地人民创造的花的现实世界，也是诗人心灵的世界。杜甫在这些富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诗歌中，透露出他对这方土地的热爱与眷恋。正是基于这种喜爱之情，才使得杜甫关注当地的风情与特色。他以具有鲜明地方民歌特色的诗歌，为当地人民的特色文化生活添彩助兴。

在杜甫笔下的地方文化特色中，不但有自然界的动物与植物的美丽描写，而且有富有生活情趣的地方风情的描写。如《少年行》：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踏人床。

不通姓字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

《李司马桥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向来江上手纷纷，三日功成事出群。

已传童子骑青竹，总拟桥东待使君。

这两首诗歌，是一组富有地方生活情趣的诗歌，第一首写少年郎的酒醉粗狂，第二首写接待使君事成归来的情景。都写得活灵活现，含有当地人独有的生活情趣。如粗狂的白面郎反映了当地少年嗜酒而纵情潇洒的性格，用童子来接待使君的方式反映了当地人的好客热情而又显得富有喜剧意味等。这都是地方的民情风格的体现。

地域风情是一个地方最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一种表现。杜甫在从朝廷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接触到了蜀地具有丰富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情的文化，并对之产生了热爱之情，他将这种不入流的俚俗文化进行再创造，使它变得高雅并且更加具有艺术魅力。历史上许多大诗人都是如此，屈原放逐之后，在流放潇湘的生活中，把诗歌创作与楚地文化相结合，写出了《九歌》等极富楚地生活特色的诗歌。还有中唐的刘禹锡，在流放沅、湘之时，自觉地学习当地民歌，并将这种民歌特色融入到诗歌中，创作出了竹枝词这种独特的诗歌体裁。这是很多大诗人所共同走的道路。

无论居住在何处，杜甫都是一个质朴的人，待人真诚、友好。他生活在人民中间，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闻名海内的名人，而与众不同或是凌驾于百姓之上，对周围的人颐指气使。那些名士们所具有的坏毛病，杜甫身上都没有，他对于普通的邻居乡亲们，有的只是平等相待的真诚与友爱。

在成都草堂居住时期，生活上相对而言安定了许多。这时杜甫的声名已经达到了最为辉煌的顶峰，成为闻名海内的名人，人皆仰慕其名，都渴望与他交往，邻居四舍自然也把与他交往视为荣幸的事情。

杜甫的邻居中，大多是村夫野老和不知名的人物。在成都草堂居住时，杜甫的北邻是一位退职的县令，此公好风雅，不惜花钱买野竹来栽种，又常顶着贫民用的白头巾露着额头在江边徘徊。此公爱诗能酒，杜甫把他比喻成晋朝的山简，赞美他的高雅多才，豪放而又富有爱心。此公见杜甫年老多病，就常常踏着蓬蒿来访问杜甫，有时也拿几首诗请杜甫欣赏。杜甫出于友好，夸赞他的诗歌跟何逊差不多，邻居很是高兴。

杜甫还写有《北邻》一诗，其诗云：

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

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

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

时来访老疾，步屟到蓬蒿。

杜甫的南邻是朱山人，一位热情好客的隐士，常常以食来驯鸟，家中不算贫穷。两家中间隔着竹林，二人在竹林里过从，外人自然不知。杜甫与朱山人经常往来，朱山人浑身有股道气，对杜甫很有吸引力。有一次，杜甫又到他家水亭上来盘桓了，主人热情相待，留与饭食，饭后又趁秋水初涨，陪同乘船游览于水亭之上，幽花满树，细水通池，景色很是美好。他们一起痛快地喝了许多酒，然后在阴凉地方歇息。这一次游玩得很是逍遥自在，直到黄昏月上，南邻才亲自送杜甫归家。诗人还觉得没有玩尽兴，甚至表示以后一定还要随他一起优游林泉之中。

杜甫在《南邻》一诗中记叙了这件事，其诗云：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

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

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

除了南邻与北邻的交往密切之外，杜甫还经常拜访其他住得比较近的人家。村子里的乡亲们也常给杜甫赠送樱桃，邻居家的小孩子还曾替他在夜里将美酒赊来；他与邻居的关系是如此的亲密，在诗歌中也有反映，如《寒食》一诗中说：“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可见他与街坊四邻的关系亲切、真实、质朴，没有嫌猜，丝毫也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具有赫赫声名的人物。

杜甫由于搬迁频繁，因此，他相处过的邻居也很多，但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与邻居和睦相处，与邻居们情感真挚，深刻动人。特别是在乱世之中，与邻居们的深厚情谊就更加珍贵了。

杜甫后来移居夔州，对邻居也非常友好。邻人中有一贫苦老妇，杜甫那时经营一片果园，每到果子成熟时，村里有很多孩童都争相来摘，其间有一邻居老妇女，也在这些偷果子的人之列。仆人向杜甫报告了这件事情。杜甫特意交代仆人不要惊动老妇人，让她尽情品尝园中的果子，直到她吃好为止。后来杜甫离开夔州时，特意嘱咐后来接管果园的吴郎也要像他这样，而且还写诗相嘱咐，名《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为这样一件小事特意写诗相嘱咐，可以看出杜甫对待邻居不论贫富，他都有一副平等、善良而热情的心肠。正是这样的好心肠，使他能与人和睦相处。

在处理邻居关系中，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是杜甫的一贯本色。“枣熟从人打”“药许邻人斫”“拾穗许村童”，这些事情虽小，却并非好施小惠，而是毫发见真情，体现了诗人与邻为善、乐于助人的性格。杜甫是慷慨的，当邻居因赋敛过重而缺粮，他毫不犹豫地把收获的粮食分给他们。所以杜甫每每离开一处时，当地的邻居都对他充满依恋之情。

杜甫在成都草堂的生活，起初是美好的，但这样的生活没有过多久，就出现了生计问题。靠人接济，只要一时没有赶上就揭不开锅。好在老友高适在离成都不远的彭州当刺史，于是他就常写诗催促故人送钱粮来。写给高适的求救诗极为愁苦：“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年老多病，孤苦无产业，生活的愁苦可想而知。这一段时期，杜甫又因断粮而常担心路死沟壑，就像当年在长安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时的担忧一样。看来，贫穷的诗人走到哪里都摆脱不了饥饿的威胁。为了解除这种生活贫困的烦恼，杜甫只好寄情于山水，同时也流连于佛门。

在成都，杜甫与跟他有通家之好的蜀僧侣邱师兄交往密切，常到邱师兄的寺院里去和他谈佛论道，并且常常一去就是一整天，一直谈到深夜，谈兴还是丝毫不减。常常是听了邱师兄的话，感到尘世茫茫，争夺纷繁，一片黑暗，觉得只有佛法才能普度众生，犹如只有摩尼珠才能照清浊水一样。邱师兄佛学精深，对杜甫很有启迪。杜甫每次听后，似乎觉得惟有佛才能解除世间的灾难。杜甫有诗歌记叙与邱师兄谈佛论道的事情：

景晏步修廊，而无车马喧。

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

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

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这首诗情景交融，读来有很强的真实感，仿佛杜甫当年与僧人月下对话论佛的情景仍然在眼前。

杜甫在旅居陇右的时候，就有过与僧人赞公和尚情投意合的交往，从那里寻求到了一丝精神的安慰。这时来到成都，与亲人相隔更远，与战乱的中原故土相隔更远，因此他对故国与亲人的思念就更加强烈。他虽然在成都有了个草堂的安身之地，但置身和平与山水之中，精神上的痛苦却丝毫不减。北方胡人的铁蹄蹂躏中原的惨烈情景还时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一切使得身在成都的杜甫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佛门，以寻求精神的慰藉。这是可以理解的。

杜甫在成都草堂时，与王维的弟弟王缙写诗唱和。王维、王缙以及王缙的好友裴迪等，都是佞佛之人。他们不但自己佞佛，还劝说皇帝佞佛，影响很不好。王维和其弟王缙都是朝廷重臣，也是当时的著名文人。当时王缙在蜀州当刺史，杜甫来成都时，曾与王缙等人相会。王维、王缙等人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杜甫虽然是积极入世的人，但也与这些消极出世的田园山水诗人交往很是密切。特别是在困惑与痛苦的时候，也常常受到这些田园山水诗人的佛家思想的影响。

杜甫在成都时，和裴迪交往很密切，由于裴迪佞佛，所以二人交游时多往寺庙里跑。杜甫在山林古寺中听蝉声，看鸟影渡寒塘，听人谈佛论道，精神的痛苦就减轻了许多。由于在寺庙里游玩而舍不得归，所以他和裴迪常在僧房里随意地留宿。这样的情形杜甫也曾写诗记游。其《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中云：

何恨倚山木，吟诗秋叶黄。

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

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

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

唐代是一个尊佛敬佛的朝代，佛教在上层社会里盛行，甚至连皇帝也信奉佛教。唐元和十四年，离长安不远的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内，发现藏有佛祖的一节指骨。唐宪宗令中使杜英奇率三十多名宫人，前去迎佛骨入京。迎来后，先在宫中供奉三天，然后再往长安各寺院供奉。在君主的带动下，长安刮起了争迎佛骨供养的旋风，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竞相奔走施舍，甚至有的废业破产。韩愈在此情景下，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疏唐宪宗，请停止迎佛。受到唐宪宗的打击，被贬为潮州刺史。

像韩愈一样，杜甫对于异国流传过来的宗教本身是持排斥态度的。杜甫尊王攘夷，对异国传来的佛教不会真正地推崇，更不会当作济世良方。当时藩镇割据，胡人横行，异族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与破坏，佛教传入中国，渐有凌驾于中国文化之上的势头，佛教的思想观念对儒家正统地位形成冲击。作为一个以复兴儒学拯救社会和民族为己任的人来说，杜甫对佛教从理性上来说是拒绝的。杜甫的宗教情怀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他对社会的关切太投入，他的心中的悲愤与压抑太深沉，需要寻找一种解脱，否则无法生活下去。所以经历了一番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杜甫还是暂时投入佛的怀抱，以寻求精神的安慰。

杜甫接近佛教，李白信奉道教，其实都是现实的苦难与不得志的生活的一种解脱。李白的信奉道教，是一种更深刻的超脱；杜甫的信奉佛教，也是一种解脱，但只是暂时的，远没有李白对道教侵淫得那么深。信奉道教使李白生性飘逸，浑身有股仙气，非凡夫俗子可比。接触佛教使杜甫从难以摆脱的乱世痛苦中，暂时得到了一丝精神的慰藉，使他暂时得以麻痹某种精神的痛苦。但这种痛苦还是时时笼罩在他的心上，成为他永远无法摆脱的精神折磨。

从杜甫信奉佛教可以看出，时代加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身上的精神创伤是巨大的，否则一向具有忍耐精神和坚毅品质的杜甫何以会去放弃理性而与佛为伍呢？时代对杜甫这样的一个游走于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创伤是如此之深，对下层百姓的创伤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佛教在中唐以后盛行于世是有它的客观原因的。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唐代人民的苦难日益深重，压迫重重，更需要精神的安慰，所以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佛经》《心经》《金刚经》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极大，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佛教文化，人民从中寻找到了一些精神的慰藉，聊以解除人世间的一些苦恼。此外，由于佛教宣扬普度众生，宣扬仁爱等，这与杜甫的儒家的仁德理想相一致，信奉佛教，也使杜甫更加具有怜悯之心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使他的道德情操更加高尚。因此，杜甫以儒家思想为主，以佛家、墨家等来作为补充，这就使得他的思想观念大大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更加具有了“兼爱天下”的仁者情怀。

宗教毕竟是虚无的，佛教并不能解除杜甫现实生活上的苦闷。随着生活的深入，杜甫开始对这里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忧虑，江南的梅雨是叫人不安的。梅雨连绵不绝，新盖的茅屋经受不了连绵细雨的浸透，渗水了，屋里也好像下了雨似的，潮气很重，长久不得干。由于受潮气的影响，杜甫关节疼痛的病也犯了。

这还不说，更让杜甫不安的是有时候遇到大雨天气，溪水暴涨，旋涡滚滚，沟渠里的水已经与岸齐平了，好像水里有蛟龙在翻腾似的。有时候夜里下雨，早晨下得床来便见室内水深盈尺，出门一看，外边的沙洲都已经淹没了。这样的生活使杜甫提心吊胆，不胜惊愕。

即便自然界的威胁并不是天天光顾，但生活上的威胁却是无时无刻不断折磨着杜甫的心灵。由于裴冕不久就调离了成都，所以杜甫暂时失去了经济依靠，而严武、高适他们这些阔朋友也不寄信不捎钱来。在失去亲友的救济后，杜甫依旧靠种植草药和卖药为生，但收入微薄。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老妻饿得说话有气无力，自己这把老骨头也快要路死沟壑了。杜甫的生活异常艰难，前途黯淡，几乎又堕入了从前在长安干谒时的悲惨处境。

杜甫整天只能在浣花溪畔的茅屋中度过，饿得不敢出门，生怕饿死在路上。转眼梅雨季节过去，不久就到了秋天，秋风瑟瑟，冷雨凄凉，杜甫的处境就更加凄惨了。有一个夜晚，忽然秋风秋雨大作一团，江翻石走，大风将草堂门前的那棵高大的生长了据说有两百年的老树连根拔起，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像死了的龙虎一般倒了下来。万幸的是大树没有砸在屋顶上，而是倒在了荆棘丛中，杜甫听到那轰然倒地的声音，仿佛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也轰然折断了似的。

早晨的时候，雨停了，却刮起了大风，秋风把草堂顶上的三重茅草都给卷走了，茅草有的挂在林梢，有的沉入塘中。一群儿童跑过来，把茅草拾走，杜甫赶紧上去追赶，但他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怎么也追不过那帮孩子。他无能为力，口干舌燥地呼喊，但孩子们不理他，他只能暗自叹息。由于屋顶上失去了很多茅草，夜里下雨时屋漏如注，被衾冷似铁，床上没有一块干的地方，孩子在被子里又冷又饿，哭哭啼啼，杜甫因屋漏湿而彻夜无眠。此时的杜甫，虽然身处无穷困苦之中，但他所思考的不仅是自己的不幸命运，而是天下寒士的命运。他想，在战乱之中，还有多少人像他以前那样流离失所，奔波于道上啊，因此他希望能有广厦千万间以大庇天下处于饥寒交迫中的人民，天下的人民都能住进温暖如春的大厦，欢颜度日，而自己冻死也无憾。于是他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在这首诗歌中，正如他在《凤凰台》一诗中说“我能剖心血……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要用自己的心血来孕育大唐中兴的征兆一般，为了实现天下人民免于饥寒，他宁可牺牲自己。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经成了古往今来以天下为己任者的共同愿望。那种囊括天下的宏大气魄，那种四海皆兄弟的仁者情怀，正是一种“兼济天下”“天下为公”的君子情怀。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则表现为一种悲壮的献身精神，展示了杜甫人性的光辉与人格的魅力，这就比仁者爱人的圣人情怀更加推进了一步。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这种舍己献身情怀的延续与发展。这两种情怀是一脉相承的。

杜甫能具有如此深沉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是根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在天下困苦的年头，杜甫同百姓一样，也是困苦多艰的，他也承受着天下普通人共同的苦难。因此，当他悲悯人民欲牺牲自我的同时，他不是带着优越感居高临下的悲天怜人，也不是那种圣人式的“我不下地狱，谁来下地狱”，而是身受同感由己及人。因此，他对百姓的饱含真情的流露是真实可信的，非虚伪的同情怜悯，也非故意想以此来表现自己的崇高，而是亲身体验，感同身受而产生了深切的悲悯与关爱之情。

杜甫并非仅仅在诗中表现这种感情，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多有这种苦身以利人的行动。例如杜甫在困居长安时，虽然自己生活困苦，但也曾经接济朋友，如郑虔等。在夔州时还曾经接济邻居老妇人，而后来漂泊湖湘，真正沦落到贫困的底层，自己得不到救济，但他还常常周济穷困之人，这种情怀是很难能可贵的。

“药许邻人斫”，“卖药都市中”，都体现出了诗人关爱百姓的真情，体现了诗人乐于助人、仁者爱人的品格，体现了杜甫兼济天下，深沉而博大的仁爱之情。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走入了人民的生活，走入了人民的苦难世界。

杜甫在成都时，由于生活条件的便利，交往的圈子比以往要大了许多。在与人交往过程中，他也并非完全像常人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样泾渭分明。这个时期，杜甫与消极出世的山水田园诗人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杜甫与半官半隐的王维交往就比较密切，与淡出江湖的李白的友谊更是醇厚。

杜甫与这些隐士们交往，虽然跟陶渊明的生活环境相近，思想感情相通，而且做了许多田园式的诗歌，但杜甫与陶渊明不同。陶渊明是彻底地退出了政治，不再关心它了。杜甫呢，他一生都是积极入世的，他并非像陶渊明那样的旷达之人。尽管他远离了官场，他还是深切地关怀着政治。

上元二年十二月，杜甫的老朋友严武任成都尹。严武、杜甫都是属于前宰相房琯一党，严武与杜甫在朝廷时曾经有过交往，后来同时遭到贬谪。这一次严武出任成都府尹兼剑南节度使，这使杜甫又有了发挥余热的机会。

严武来成都后的第二年春天，便写诗邀请杜甫去他那里。诗云：

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

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

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衣医静处看。

兴发会能驰骏马，终当直到使君滩。

诗的大意是说，你经常在江边钓鱼，懒洋洋地躺在江边的草地上欣赏溪水。你切莫仗着自己有弥衡那样的才华而不去朝廷做官。你要是一时兴起，就飞快地骑马到我这里来吧。

从这首风趣幽默的诗歌可以看出，严武与杜甫之间的私人关系是比较亲密的。严武爱惜杜甫的才华，劝杜甫出山效忠朝廷与国家，相当于一个邀请函。杜甫接到诗后心领神会，于是很快就回了一首诗《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

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

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

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

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

这首诗是杜甫对于严武的回答。说自己甘于隐居山水，无复出之愿了，而且也已经习惯这种隐居生活了。又说自己跟阮籍一样，为礼法之士所不容。只希望严武能常来草堂坐坐，也能寒室生辉啊。

这样婉拒，并不是表明杜甫就没有出山之意，恰恰相反，这是杜甫的一个小小聪明之招，试探严武到底是否有诚意邀请自己出山，是空口说说脸面的话还是真心实意地邀请自己。杜甫暂时还拿不准，所以他要进一步地观望严武的态度。因为杜甫已经上过一回那个同谷县宰的当，所以这回在老朋友那里要特别谨慎一点。这种做法正如诸葛亮的策略一般，待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看到是真心邀请他，真心爱惜他的才华，他在刘备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后才肯出山。杜甫也是如此，这一策略有利于在严武的幕府里获得更高的地位，以便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决策中。

果然不久，严武就带着随从来到了杜甫草堂做客，场面很是排场，杜甫很感动。自从严武来草堂欢聚后，杜甫跟严武的交往密切了，同严武唱和与写到严武的诗歌也多了起来。尽管暂时还没有到严武的府中任职，但杜甫对严武多了赞誉和褒奖，以及殷切的希望。杜甫称赞严武的文韬武略，希望他安边报国，建立功勋。严武听了这样的一番恭维自然很高兴，也因此更加想拉拢杜甫进入其幕府，也好表示自己亲近文人，为自己的脸面上贴金。

严武第一次来拜访杜甫后，虽然暂时没有达到目的，但并没有放弃。他明白像杜甫这样的在仕途上具有远大志向的人绝不会拒绝他的，很快就第二次来拜访杜甫了。这一次严武自带了厨子来，备了酒宴来访，甚是隆重。在竹林里洗盘作馔，旁边站立着许多金鞍马，场面比第一次更加排场。

杜甫在《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一诗中，对这一次严武的来访写道：“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这意思是说，这并非使君急着要征用我，而是因为将军太讲礼的缘故。这些婉转的说法，其实就表达了杜甫急于想到严武幕府中任职的意图，只是正话反说而已。

有了严武两次访问，杜甫已经身价倍增，他想严武是确实希望自己出山的，否则公务繁忙的严武不会无故来多次隆重访问他。也就不再半推半就，便到城里去拜访严武，表达了自己出仕的愿望。杜甫很快就成了严武幕府中的成员。

杜甫成为严武府上宾后，更加关心战局，勉励严武勤览地图，留心边事，并以自家远祖杜预的事业相期许。有一次，杜甫与严武在西城眺望晚霞，夕阳美景无限，两人一时兴起，写诗记事，严武先写了一首，杜甫和其诗。杜甫拿出了他的祖先杜预来勉励严武，在《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中说：“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征南多兴绪，事业暗相亲。”这是杜甫以自己家的老祖宗对严武进行勉励。希望他能勤奋观地图，能够成就像他的祖先一样的大事业。

最难能可贵的是，杜甫除了写诗表达对严武的特别勉励之外，敢于向严武陈述关于当时蜀地重大事件的观点，并积极向他做出有利于人民的正确劝导。例如杜甫针对蜀中大旱，写有《说旱》一文。杜甫见蜀中冬旱严重，就趁严武下车伊始，有意改革弊政之际，写了这篇短文，向严武提出建议决狱疏怨以求雨。虽然杜甫的这一看法在现在看来有点迂腐，但古人是非常重视“天人感应”之说的。所以杜甫的这一建议，在当时是有道理的。接着肯定严公上任之初，对军政劳命之事已在着手解决，惟独未闻决狱疏怨，应立即进行。最后还提出了减免苛捐杂税，优待军人家属等问题。这三点关于决狱、轻赋、敬老的建议，表达了杜甫对民生疾苦的无限关怀。这是杜甫积极参与地方政治的一个例子。

杜甫从朝廷到地方，虽然离君主很遥远，他无法实现上达天听的愿望，但为了实现兼济天下的大志，他还是努力为地方官僚谏言献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积极与地方官员配合，或出入幕府，直接参与重大决策，或以诗歌勉励衮衮大员，激励他们报效朝廷，尽忠国家。这表明杜甫的归隐并非真正的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漠不关心，而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发挥余热。

杜甫这一时期在严武的幕府里，生活还是比较顺心的。严武镇蜀，边塞相对平静，所以政务繁杂的事情不多，使得杜甫有很多时间陪同严武游宴，私人感情增加，杜甫甚至希望严武回朝时自己能够与他一同回朝廷任职。

杜甫在严武幕府任职期间，唐玄宗和唐肃宗两位君主在一月内相继病死，代宗即位。对于唐玄宗与唐肃宗的病逝，杜甫心里涌起非常复杂的感情。两位君主都没有等到平息安史之乱就驾崩了，这是巨大的遗憾。但杜甫对于两位君主的感情是不相同的。对于玄宗，曾经因为他昏庸而导致了安史之乱，但杜甫对他的感情怨中带有感激，因为毕竟玄宗曾经欣赏过他的才华，而且曾经创造了令世人回味无穷的开元盛世。而对于肃宗，杜甫则只有怨恨，这位君主在位时似乎没有任何成就，而且刚愎自用，毫无政治远见卓识，还差点将杜甫杀掉。肃宗去世，杜甫并没有太多的悲伤，相反还有些期待。昏君已去，他对新君抱着巨大的幻想。

果然代宗即位不久，朝廷的人事就有巨大的变动，房琯一党又重新受到重用，严武也被朝廷重新委以重任。杜甫对这一切好势头充满了期待，希望严武到朝廷后能够有所作为。

严武回朝廷时，杜甫一直送他到一百多里外的绵州，这才和严武依依告别。严武临走时杜甫还叮嘱他到了朝廷后，若是登上了台府之位，要为国多谋事，不要顾惜自己，对严武充满了期待。

送走严武，杜甫想回成都草堂依旧过他相对平静的生活，安心地做学问，整理一下自己的诗歌，同时对当代的诗歌创作道路进行批评和指点，但这样良好的愿望却被徐知道在成都的叛乱打破了。

严武走后，朝廷派高适出任成都尹、西川节度使，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见强硬派的严武已经离开成都，认为应该轮到自己来做成都府尹了，哪知朝廷又派了另一个人来，这使徐知道非常不满，于是自封为成都府尹，把严武过去的官衔全加在自己身上，自称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并派兵往北断绝剑阁的道路，还联络少数民族，导致了成都大骚乱，大肆烧杀抢掠，城内火光冲天，血流成河。其混乱的状况不亚于安史之乱中的长安与洛阳，成都人民死亡无数。后来徐知道被高适击败，随后又被他的部将李忠厚杀死。

杜甫想返回成都，却因为徐知道叛乱而被滞留于道上，就这样被隔断在绵州，这一隔就是一年又九个月。这期间，他与草堂以及妻子儿女音讯断绝，生死不明，这使他心里无限的焦虑。同时，西蜀一带武人的叛乱此起彼伏，每次叛乱的平复都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蜀中局面混乱，道路艰险，杜甫从绵州到东川节度使所在地梓州去。他独自一人在东川的山中行走，一路上，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他便感觉到四周都有乱箭会向他射来，内心忧惧不已。到了梓州，他得了个机会，回了趟草堂，将妻子儿女都接了过来。

西蜀的情形不容乐观，这时全国的情形更是混乱。公元761年三月史朝义与他的部下合谋杀死了史思明；第二年十月，代宗长子李适为兵马大元帅，借助回纥的兵力，收复了洛阳。回纥进入洛阳之后，又是烧杀抢掠，比757年攻克洛阳时更为残酷，死者以万数计算，火十天不灭。唐军也在洛阳、汴州、郑州、汝州一带任意抢掠了三个月，几乎没有一家幸免，人们都穿着纸做的衣裳。直到763年正月，史朝义缢死，他的部将们纷纷投降，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才宣告结束。

尽管杜甫远在梓州，还处在流亡状态，但他听说了史朝义自缢身亡，官兵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得知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变成了事实，忍不住欢喜欲狂，喜极而泣，热泪直流，直奔进屋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儿女，妻子儿女也都喜形于色，往昔在脸上的愁云都消散了。杜甫不由得想回老家洛阳，结束这么多年来在战乱中流离失所、辗转道路的生活。于是兴冲冲地到书房里去将诗书都卷起来，收拾好准备回去，诗人越想越兴奋，不禁纵情地喝酒并放声高歌起来。想到和几个难友一起结伴还乡，就更加心旷神怡了，心也变得年轻了。他想象回家的旅程，穿巴峡巫峡，从襄阳到洛阳，一种兴奋、轻快的感情荡漾在心间。

杜甫立即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一首千古名作：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不知打动了多少后世流亡者的心，它不断地被后世所传诵，给多少流亡者的心灵点上了一盏明亮的灯。这首诗之所以深得人民喜爱，正因为诗人表达的是对经久未息的战争的诅咒，对早日结束战争的欣喜。

尽管蜀地依旧战乱不已，但安史之乱的结束，似乎扫去了诗人心头的阴霾。综观杜甫后半生漂泊的命运，都与安史之乱有着巨大关系。安史之乱，使他踏上了半生漂泊的旅程，也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是国家的不幸命运给他个人带来的深重灾难，正因为这不幸，才使得杜甫更加深切地盼望着国家早日结束战乱，他的期盼与等待才是如此的深情。

作为一个心怀天下的伟大诗人，杜甫总是能自觉地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国家同悲欢共命运。在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因战乱而四处漂泊，写下了许多反映安史之乱的伟大诗篇，构成一部关于安史之乱的史诗。在安史之乱结束时，杜甫又是以一首这样悲喜交集的诗歌，来表达他在战争结束时的无比激动与喜悦的心情。这些诗歌是诗人与时代血肉交融、同悲欢共命运的产物，是他爱国忧民思想的精髓。

杜甫与高适，自从青年时代相识于汶上就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他们曾在山东的密林里一起过着呼鹰逐鹿、对酒当歌、吟诗唱和的生活，他还与高适等人北上邯郸，登上战国时赵王的丛台，高歌怀古；在与李白相聚的短短三个月中，高适也和他们始终在一起；在长安，在成都，高适与他都常有诗歌唱和，而且高适是他的少数几个救济者之一，他们的友谊不可谓不深刻。但在当高适的行为与国家利益不相符合或没有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杜甫还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表现出对待朋友上的严肃与真诚。

严武回朝后，朝廷派高适出任成都尹、西川节度使，但高适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良好的表现。严武走后，先是徐知道叛乱，后是李忠厚叛乱，两次大的叛乱，给成都带来的灾难不亚于安史之乱中的长安与洛阳所遭受的灾难。这两次大的叛乱，高适都没有能够及时镇压下去，而是任其泛滥，不可收拾。

而且，吐蕃趁此机会，大举进攻西南边疆。起初杜甫闻知高适为西川节度使时，对高适充满了信心，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盼他能够控制边疆，并相信被敌军围困的松州城定能解围。但不久吐蕃陷陇右，逼近长安，高适率军攻吐蕃南境，本想从旁节制，不料到了十二月，松维保三州和西山城戍均被吐蕃攻陷，蜀军失利。吐蕃对成都、长安构成了包围，杜甫原先希望高适能为国效力驱逐达虏的愿望破灭了。

由于高适在军事上的失利，朝廷将高适招回，另派人选镇边。

杜甫对高适在军事上的失误极为不满，对老朋友高适在出任西川节度使时的丧师失地多有抱恨之语。他在《奉寄高常侍》中说：

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那故人何！

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

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

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

诗的意思是说，回想起我青年时代壮游时与您相逢于齐鲁汶水之上，至今已经历很多年。您现在如此的飞黄腾达我真无法企及，您先后在蜀楚两地作淮南、剑南西川节度使，该完全施展出您的武略吧？您的文章可以与曹植、刘桢并驾齐驱那也不为过，今日朝廷需要像西汉汲黯那样的人，所以招您回去，中原的将士也很想念您这位当今的廉颇。这会儿我正在天涯伤春叹老，惜别之泪流个不停，增添了遥远的锦水的波澜。

这首诗中虽然提到更多的是惜别的情谊，但也涉及了高适丧师失地所犯下的错误。“总戎楚蜀应全未”一语，说高适大概没有施展出他的全部才能吧，这是对高适的委婉的批评，其意是说他没有完全为朝廷尽力尽忠导致丧师失地。“中原将帅忆廉颇”，这既是对高适的鼓励，也是对高适的劝勉，希望他能发挥出像廉颇那样的才能来，当然这话的意思也是对他过失的不满，希望他能引以为戒，像古代的常胜将军廉颇学习。

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对待高适在丧师失地，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与灾难时的态度。这时，他对好友是毫不留情地持批评态度的。这反映了他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不徇私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国家的忠诚。而且不但如此，他看到高适在抗击吐蕃的无能时，还建议朝廷重新考虑西川节度使的人选，这更是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了。

杜甫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认为应以“重臣旧德、智略经久、举事允惬、不陨仓黄之际、临危制变之明者”出任剑南节度使。为了国家的利益，杜甫希望朝廷能重新考虑节度使的人选，并指出了选择的范围，应该在那些德高望重并具有丰富经验的大臣中选择，这更是对高适的批评。

杜甫对待朋友，是以一颗赤诚之心相待的真正的挚友，既敢于为朋友的名誉而斗争，敢于为朋友的命运的不平而呐喊。同时，他还敢于批评朋友的错误，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前面提到杜甫对李白的伟大友谊，其中就有对李白的谏言。“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对李白豪放而目中无人的好言规劝，希望他不要太任性，应该收敛些。杜甫对李白如此，对高适也是如此。

当朋友的行为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作为其朋友，是徇私情，还是敢于批评朋友，这很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品质。若是一个人始终有以国家利益为上的崇高思想，那么他就不会隐瞒朋友的缺点错误，而是劝慰朋友，批评朋友，努力使其改正缺点。这也是真正对朋友负责的态度。俗语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若不是朋友的善意的提醒，或许某些错误就永远得不到根除。

杜甫一生交友众多，好友遍天下，他对待朋友，更多的是褒扬与夸耀，并深以他们为荣耀，但有时在某些问题上，也敢于直言朋友的错误。这并没有引起朋友的反感，相反使他们的友谊更加牢固。因为杜甫是以一颗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心来批评朋友，是为了他们的行为更加符合国家的利益，使他们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这是对国家对朋友的负责任的态度。

安史之乱既已平定，杜甫当然最想回到老家洛阳，看望中原亲友。想到洛阳的田园，一时兴奋，好像立刻就可以起程回家了，但仍然是没有旅费，一步也走不动。他思归的心情愈来愈迫切，真恨不得能插上翅膀飞起来，飞越巴山蜀水，回到他向往苦望多年的故土洛阳去。

但就在杜甫想要携家眷走长江东下而去的时候，他的好朋友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而且严武还推举他为京兆功曹、工部员外郎等职。他虽然对朝廷这个任命并不感兴趣，但严武又回到成都，而且他还盼着有朝一日随严武回京，这使成都草堂又在他的心中加重了分量，他于是收起了回归的心，于暮春三月，率妻子回到了成都。

有一年零九个月没有回到成都了。这一年多时间里，成都经历了几番军阀蹂躏，人民死去不少，城内城外到处都是被军阀们焚毁的痕迹。成都城失去了往昔的繁荣，市面上也显得非常萧条。杜甫回到成都草堂，发现草堂在兵乱之中幸而得以保全，只是由于长久无人居住，显得特别荒凉，推开堂门，满地的野鼠奔窜，打开书卷，里边是些干死的壁鱼，药栏和水槛都倾斜破毁，只是那只狗还认得主人，汪汪地叫，很是亲切地徘徊在他的脚跟前。邻居们也都携了酒葫芦来访，成都尹严武听说杜甫回来了，遣了使者来问杜甫需要些什么，城郭的人也都听说杜甫回来，宾客一时充满了杜甫家巷。草堂里又热闹起来了。

杜甫本想在严武的资助下，和从前一样，在草堂里住下去，过耕作的生活，但是没有过多久，严武就来邀请他出任节度使署中的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并请求朝廷赐杜甫绯鱼袋。这样大的帮助，杜甫当然不好推辞，也不能再辜负了老友的一番苦心，于是就离开了草堂，迁到成都节度使署。

杜甫在严武的幕府里任职当是很卖力的，而且在其位也颇有贡献，因此获得了剑南节度史严武以及后世的承认。

严武再度镇蜀，使得吐蕃震慑于严武的威望，不敢来侵犯。杜甫到严武幕府之时，严武正加紧训练士兵备战以抵御吐蕃。杜甫陪同严武参与阅兵等事宜，穿着军装，陪坐在威风凛凛的严武身边，看着严武指挥阅兵的场景。

夏天里风清气爽，公府里非常肃静。在阅兵仪式上，将士们都穿上了一色的新军装，列阵于广庭之上，雄姿英发。接着由六名骑兵护送大旗入场，由健勇之卒簸将起来，只见旗子回转时如飞盖偃仰，飘忽处如流星迸落，乍来如奉驰之急，倏忽如山势之倾，马上俯身则旗尾掠地，如虹霓在卧而舒卷随人，非常好看！杜甫看到如此威武雄壮的军容，心想收复三州，西逐吐蕃，平定巴蜀，是指日可待的事了。他非常佩服严武的治军有方，写下了《扬旗》一诗，诗云：

江雨飒长夏，府中有馀清。

我公会宾客，肃肃有异声。

初筵阅军装，罗列照广庭。

庭空六马入，扬旗旌。

回回偃飞盖，熠熠迸流星。

来缠风飙急，去擘山岳倾。

材归俯身尽，妙取略地平。

虹霓就掌握，舒卷随人轻。

三州陷犬戎，但见西岭青。

公来练猛士，欲夺天边城。

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宁。

吾徒且加餐，休适蛮与荆。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杜甫在严武的幕府中对治军的关心与观察的仔细，并可见政治上的精明眼力。严武的备战不仅得到了杜甫的好评，而且得到了实际的效果。史载由于严武连战连捷，“蕃虏亦不敢犯”，严武对安定巴蜀做出过贡献。他再度镇蜀，首战吐蕃，破七万众，拔当狗城，再度安蜀，这也正在杜甫的预料之中。这说明杜甫在做幕僚时是很用心的，并非是为了拿薪水而颐养天年，身在其位，必谋其政，必思主虑，这是杜甫一贯的作风。

杜甫在幕府位置上，还就安定巴蜀写了《东西两川说》，向严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一是认为蜀中的汉兵和地方武装力量足以抗击吐蕃。二是建议要迅速选择将领做军中统帅。三是建议新的兵马使到任后，应令松、维、蓬、恭、雅、黎、姚、悉八州兵马皆受其统辖，不使部落酋长专权。四是应抚恤流民，稳定民心。五是应在政治上保持稳定，要约束诛杀，平均赋税，选择贤良。这些建议都很中肯，可见杜甫对西南防务的重视，对严武平定巴蜀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杜甫还与严武唱和，鼓励严武在军事上的奋勇之功。如严武的部下击吐蕃于西山，连拔数城，攘地数百里，严武亲自到西山前线巡视，慰问立下战功的骁勇之将，因为旗开得胜，胸中豪气顿生，作《军城早秋》一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这诗写得是何等的气魄，严武觉得如此好诗老友杜甫不读，就枉负此诗，于是让人快马加鞭地将此诗送往成都。杜甫在成都幕府收到严武从前线寄来的诗后，深感老友的豪迈气息，又因老友旗开得胜，不免要勉励他几句，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为国再立战功，多收复城池，所以立即写诗《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附和，其诗云：“秋风袅袅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已收滴博云间戍，欲夺蓬婆雪外城。”有人认为这首唱和之作不如原诗，其实也可称得上乘之作。论气魄和英武当不如前诗，但若论精细严谨则更胜一筹。

杜甫在严武幕府中，除了协助严武处理军事事务和日常应该分担的政务之外，作为幕僚，重要的事情还有要陪同严武宴饮游玩唱和，这虽非杜甫所愿意，但杜甫还是多有陪玩的唱和之作。当然，这些唱和之作并非一般的宴饮，而是夹带了深刻的时代意韵，这是杜甫作诗的特色。即便是游山玩水，还是不忘忧国忧民。如在《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一诗中说：“摇落关山思，淹留战伐功。”意思是看到异地的景象不觉动了关山之思，至于郑公您，虽同我一样在蜀地淹留，但已建立了赫赫战功，那景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是杜甫在陪同严武宴饮时的感叹，其中有对严武所建立的赫赫战功的仰慕，也表达了自己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

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职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对于杜甫的一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任职的时间短，而且远没有进入朝廷的核心统治阶层，因此他在死后不可能得到朝廷的缢号，惟有在严武幕下的检校工部做过员外郎，后世遂以杜工部称之，其诗集被称为《杜工部集》，这为杜甫赢得了一个正式的称谓。

唐代幕府的生活是很严格的。每天都是天刚亮就入府办公，夜晚才能出来；杜甫因为家住在城外，往来不便，便长期住在府中。不但生活呆板，而且西川节度使府毕竟是一个大的府，幕僚与各级官吏都很多，府中的人事也非常复杂。那里的文武官员因为中原变乱，无法生存，西蜀可以勉强维持生计，所以彼此勾结阿谀，或是相互倾轧，尔虞我诈，以保全自己的地位。

杜甫这年已经五十三岁，满头白发，穿着狭小的军衣，在幕府里与那些相互猜疑、相互攻击的幕僚周旋，时日稍久，心里便充满了难言的忧虑和苦楚。但他还勉强自慰地对自己说，不要责怪那些幕僚们，记住他们的缺点这种小事不是高贤所为。所以他在幕府里尽力克制自己的冲动，忍受着他们的攻击。但幕府里的生活实在是令人窒息而规矩众多，须时时小心谨慎从事。这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饱经沧桑的老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支撑的。又加上他早年就有肺病、疟疾，现在又患上了风痹，精力实在跟不上了，于是这些幕府中的后起之秀们就更加排挤他了。

严武虽然关照杜甫，但他越是给予特殊照顾，越是引来同僚的妒忌，这使杜甫在严武的幕府里感到很是难堪。而且，面对幕僚们的攻击，严武并没有出面调解、缓和杜甫的这种尴尬处境，而是任由他的部下们排挤和倾轧杜甫。或许严武认为这些小事不值得他去调和，或许是他公务繁忙，自然想不到杜甫的处境。杜甫一方面想到自己当参谋而不能为主将分忧，不能报效国家，另一方面又想到同僚们对他的倾轧，不免感觉到被遗弃，内心充满了孤苦。

杜甫在幕府中与同僚之间相处得的确很不愉快。那些年轻同僚尔虞我诈，态度强横，都想在乱世中升官发财，对杜甫这样迂腐、忠厚、老态龙钟，企图以正道来澄清浑浊官场的老人非常讨厌。杜甫面对这种情形，写了《莫相疑行》一诗，其中有：

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

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这首诗中可看出虽然他在做幕僚期间确实受到了排挤，但他并不厌恶他们，而是以长者的身份奉劝他们以和为贵。尽管杜甫对同僚如此宽宏大量，同僚们对待他的态度却不曾有任何好转，这使得杜甫逐渐对同僚们心生愤怒。

杜甫在《赤霄行》中也写过屈居幕府的愤慨：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抵触。

赤霄玄圃须往来，翠尾金花不辞辱。

江中淘河吓飞燕，衔泥却落羞华屋。

皇孙犹曾莲勺困，卫庄见贬伤其足。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

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

这首诗写在幕府中的不愉快光景，把幕府中的人排挤轻谩他，比喻为牛触孔雀，淘河吓燕。而杜甫由于爱惜自己的名声，犹如孔雀爱惜自己的金羽毛，不屑于与人争锋，认为与小人相争非贤人所为，也不去责怪他们，最后还是自己主动去职。

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产生了归隐田园的念头。再入幕府这年的立秋，天下着雨，杜甫将幕府里的公事处理完，回到宿舍休息。夜里听着雨声潇潇，江喧林响，杜甫感觉到了秋的凄清，不觉想到了自己的悲惨处境，深愧日暮途穷。又想到自己偌大年纪，当个参谋，每天早上还得花许多功夫上衙门进谒，却不能为府主想出多少良策来助其成功，心里感到有负知己厚望。还想主将将来定要入朝为相的，自己仍旧要回老地方隐居，心里不觉越来越感觉前途黯淡凄凉。

又是一个清秋的夜晚，杜甫独自住在江城的幕府中，蜡烛点残了，井栏边的梧桐阴暗森森，深夜里的画角声听起来格外的悲凉。杜甫独自一人在这方小院里徘徊，并自言自语，当空的月色是如此的美好，可是整个幕府中却没有一个人陪他来看。杜甫望着月亮，感觉非常凄凉孤独，想着战乱连绵的家乡的音信早已断绝了，关塞萧条旅行可真难，要回到故乡真不容易啊！自从安史之乱起这十年，多少苦难都承受了。勉强当个幕僚，不过是想暂借一枝来栖身罢了。杜甫于是写下了名作《宿府》一诗：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在安史之乱后这十年来的苦闷与形影自怜，从中也可见杜甫在严武幕府中内心的隐痛。这种幕僚生活并非杜甫所向往的，只不过出于友情和生活的需要而暂时寄居于此罢了。“束缚酬知己”，这是杜甫内心的真实表白，可见杜甫在幕府中并没有得到严武的重用，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文化的点缀品而已，好为自己捞得亲近文化人的美名。中天月色好，却无人欣赏，也就是在感叹自己的怀才不遇了，做幕僚与他的兼济天下的鸿鹄之志相距甚远。所以，杜甫最后离开幕府是必然的事情了。

杜甫前不久因严武重来镇蜀所产生的热情和希望衰减了，淡漠了。不久，他为了解闷，也为了探家，请假回了一次草堂。他看到他的庄稼没有人管，到处都长满了灌木乱草，再次享受到他田园生活的美好，想到幕府生活的拘束与艰难，不觉更加有了辞归草堂的念头，只是因为没有报答严武的知遇之恩，所以不好轻易说出口。在草堂和幕府两种极不相同的生活中间，也就是在从事农田耕作和与幕僚相周旋的中间，他的心情充满了悲愤。

就在杜甫在家享受难得的自由时光的同时，得知老友苏源明和郑虔去世的噩耗，不久又知高适去世，杜甫内心很是悲伤。朋友凋零，物是人非，这些曾经共患乱的朋友一个个都走了。杜甫因老友的死一下子苍老了很多，继续在幕府里与那些官员周旋下去的心思也没有了。

就在第二年的暮春，杜甫托病辞归草堂，而严武也紧接着在这年的四月去世了。

杜甫之所以决定辞归草堂，除了在政治上对严武感到失望之外，还因为杜甫不愿意丧失自己高贵的人格尊严。尽管进入幕府是一条比较好的求生之路，但毕竟要在严武的管辖之下，与旧日的朋友在尊严上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另外也因为政见等饱受同僚的攻击而使尊严受到了伤害，这使杜甫感觉到人格上受到了某种亵渎。

杜甫为人朴讷，拙外而慧中，内心世界极为丰富，有一大片锦绣且澄明的天地。杜甫的心灵极为敏感，自尊心极强，他懒于在小人之间周旋，感觉此举有损于他的谦谦君子的风范，最后不得不出走。因此，他的出走幕府也反映了他对待小人的态度：疏而远之。其谦谦君子的自重之风范令人敬佩。他最终走出幕府，正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品格和崇尚自然、追求独立不羁的真人胸怀的展示。杜甫活得很认真很坦白，也很累。他曾在幕府或是干谒中说过一些违心之言，因此自疚自责不已，这正说明了他的认真的生活态度。“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杜甫可贵之处在于，他总是能战胜困惑，在独立与依附之间作出理智的选择。